贺铿：无需出台第二轮刺激政策

　　【《财经》记者 王延春】2010年行至年中，宏观经济运行复杂多变。四月前学者对宏观经济复苏信心倍增，很多数据也似乎佐证了中国经济是拉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发动机，然而，五月中旬以来，随着一些经济趋冷迹象逐步显现，悲观之声又起，出现了经济“二次探底”，以及“再次出台第二轮刺激政策”的言论。整个上半年，政府执行了紧缩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整顿、对节能减排的重视，但在这些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又受到欧洲债务危机等不利因素影响，世界经济复苏动力有所衰弱，因而中国经济被再度置于十字路口，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

　　如何看待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下半年经济何去何从？在梳理上半年宏观调控政策得与失中，对下半年政策操作有什么建议？《财经》记者近日采访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

　　《财经》：最近“再次出台第二轮刺激政策”的观点鹊起，您是否赞同？

　　贺铿：我不主张再搞类似去年的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以及极度扩张的财政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我现在非常担心再出台新的刺激政策。听说上海等地又要放松第三套房贷限制措施，我认为这个消息要警惕。

　　《财经》：之所以出现“再刺激”论，是因为市场担心下半年经济下滑。目前一些反映中国经济走势的先行指标如PMI、发电量等，已出现掉头回落的趋势。从4月开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开始减慢、贸易顺差下降、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下滑等，这些数据增加了对经济下滑的担忧。

　　贺铿：经济下半年出现回调趋势是必然的。现在经济已经到了“两难”境地，房地产不调控不行，不调要出危险，泡沫要崩溃。可是调整了必然影响经济增速，与房地产相关的建材、家具、钢铁、水泥等行业必然受到影响。另外，去年出台那么大盘子的刺激计划，开工了那么多的项目，信贷去年也达到近10万亿的规模，这些不收缩不行，但是要收缩，基础设施建设等就必然受影响。

　　《财经》：前六个月总的趋势仍是高增长，但能看出增长的动力在下降，增速连续三个季度逐步回落。那么随着刺激政策的退出，房地产、产能过剩等调控政策的叠加效应，您是否担心多重下滑力量会在第四季度集中爆发，甚至出现“二次探底”？

　　贺铿：我不担心有什么“二次探底”。总的判断是，下半年经济依然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增速放缓，但无需担心。经济回调一点不要过于紧张，也不要操之过急，更不能草率采取过激的调控政策。经济增速放缓一点就放缓一点，尤其房地产正处在胶着期，开发商、地方政府等各利益主体都在“扛着”，房地产往下走，地方政府、地产商、银行等的利益受损失，因此希望让政策松一松，但是我认为，目前是政策观察期，看一段再说。

　　《财经》：上半年宏观局势非常复杂，陷入了多个“两难”局面。我有一种观察，宏观调控似乎在保增长、调结构、防通胀等多个目标间纠结、平衡；目标之间也有矛盾，又是很难达到平衡的。

　　贺铿：的确是这样。今年形势复杂多变，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下半年宏观调控的目标要更加明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应是下半年主要的政策目标。调整必然使经济增速下降，因此，需要注意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同时着力调结构。

　　《财经》：谁都觉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结构挺急迫的，可喊了这么多年也转不动。您认为转变的难度究竟在哪里？

　　贺铿：实际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思想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叫“外沿扩大再生产，内沿扩大再生产”，后来又叫“生产方式转变”，再后来又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管叫什么，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直转变不过来？关键是在“转变什么？”、“怎么转变？”的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我认为转变的关键在于：

　　一是经济发展动力要转变。从依靠投资拉动转变为需求拉动，这里面包括内需与外需兼顾，现在很多学者对外需存在偏见、误解，没有意识到外需对一国经济模式提升的作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脱离外需而发展起来的。

　　二是收入分配制度的转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方面，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强调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通过二次分配进一步理顺收入分配格局。改变目前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另一方面，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改革劳动者报酬的分配结构。收入分配问题解决不好，中国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健康增长，许多社会问题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

　　三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从粗放式到节约环保 式转变，改变以前过度依赖资源、能源以及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提倡科技创新。四是发展指导思想的转变。从单纯追求GDP增速转变到以民生为本、以人为本的方向。

　　《财经》：反思近年调控，有人总结说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特点总是处在矫枉过正的状态、而且总是滞后于市场。松的时候过松，紧的时候又过紧，您如何评价上半年宏观调控政策的操作？

　　贺铿：以往的宏观调控方式的确需要反思总结，要汲取2008年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总结过往的宏观调控经历，可以更好地把握下半年的宏观调控节奏和力度。

　　2008年下半年经济出现下滑，一揽子刺激计划出台，下达了4万亿的总盘子，现在回头看当时有些太急了。我当时就在人大财经委的会上说，我们的各个决策部门的宏观理论研究太不足，人民币汇率机制怎么改革？外贸到底怎么发展？要仔细研究个透。2008年经济下半年突然下滑，不单纯是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我看也有宏调政策不恰当的因素。各部门缺乏深入研究，也缺乏担当勇气。

　　2008年一季度已经有先行指标下滑，不能再继续实行“双防”政策了，但是政策很迟钝，并没有调整，沿海外向型出口企业已经出现成千上万的的倒闭潮，但仍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是产业升级，东部“腾笼换鸟”的结果，直到10月底才意识到问题很严重，又下猛药来施救，4万亿下马，这药下得过急过猛，就像一个人得了感冒，打喷嚏的时候你不吃药，等已经发高烧了你吃再多的药也没有什么用，这个周期是必须经受的。

　　《财经》：您觉得未来宏观调控思路应该怎么调整？目前争议很大，有的专家从总需求的角度强调保增长，但有的专家则强调在可容忍的增速下降水平下，咬牙坚持调结构。

　　贺铿：我认为宏观调控的思路需要转变，从应对危机时期的“通胀预期管理”转到“后危机时代”的防“滞胀”。不要单纯关注通货膨胀问题，这个目标唱得太高调，对经济把握没有好处。2009年二季度以来，社会上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浓烈，这对现实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我并不是说不要加强通货膨胀预期的管理，只是想说不要把这种通货膨胀的预期唱得太高，对经济没什么好处。过度的通胀预期既缺少现实依据，又可能把人们的思想搞乱，甚至可能形成“预期通胀”。

　　《财经》：预期通胀的确令人困惑，上半年大蒜、绿豆等涨价，涨薪潮起，大宗商品价格攀升，这些是否就是通胀来袭，其实关于通胀的概念比较模糊。学者依据的经济理论不同，评判通胀的标准似乎也千差万别。将物价上涨等同于通胀往往导致中国式“通胀预期”自我实现。

　　贺铿：有学者预期今年一定出现高通胀，主要依据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通胀永远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点，去年那样宽松的货币，过多的流动性一定造成今年的通货膨胀，但是，中国10万亿的信贷并没有变成老百姓的财富收入，如何通胀？百姓的收入并没有增加啊！去年增加的收入还没有前年绝对收入比高呢。不过，10万亿下去，基础设施建设被扩张了，上游产品价格上涨造成对下游产品价格传导之势，加上今年农产品价格的回归补涨和灾害天气的影响等因素，一定程度上的确推高了CPI。这是“胀”的因素，另外，对房地产投机的调控，信贷规模下滑等，这是“滞”的因素，如何防止通胀又不出现经济出现“滞”，只有将宏观调控从以需求管理为主转向以供给管理为主。

　　《财经》：请您谈谈具体建议吧

　　贺铿：我想主要有三个手段：

　　一是收入政策的调整。一方面企业提高薪酬水准，另一方面是不是考虑减轻企业经营成本，特别是那些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吸纳就业多的但利润又不高的，可实行差别税率，减免税收。同时，对企业职工的五项保险，原来规定是企业交一半，职工交一半，是否可以考虑财政缴纳，既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压力，也同时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

　　二是人力政策，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百姓的收入。只有需求增大才能刺激企业提供供给，扩大投资。增加就业，特别是让低收入者，失业的群体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才能保障收入并提高消费需求。

　　三是调整经济增长政策。在生产要素组合上调整，从房地产、基建等资本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技术创新。

　　《财经》：目前房价调控也陷入“两难”。这么高的房价，不调控容易引发资产泡沫。但如果房地产和房地产投资萎缩厉害，又可能导致中国经济依赖的一大增长引擎折戟。

　　贺铿：抑制房地产投机的调控是必要的。但是，目前执行的二三套房贷限制等政策有些治标不治本，我认为要根治还是要启动房地产税，把炒房者的囤积成本提升上去，把泡沫彻底挤出来，让炒家因此远离房地产。目前，房贷政策的行政色彩太浓，只有房产税开征了，才能使房地产的信贷政策回归常规化。

　　《财经》：你预计下半年房地产调控政策会进一步加码还是松动？

　　贺铿：我认为房地产政策不能反复， 2008年房地产政策反复，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一方面影响政府的信任度，另一方面，反弹将形成更大的泡沫，泡沫蓄积会导致像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那样的危机境地，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