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收入倍增计划五大着力点：一是将迅速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作为计划的核心；二是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尽快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三是加快政府体制改革，改变政府及其管理的国有企业占有社会财富过多的局面；四是减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税负，形成利润提高带动工资提高的良性循环；五是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注重对弱势群体的保障。

　　⊙李长安

　　收入分配历来是经济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提高。不过，在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的惯性轨道中，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失衡，而且已经演变成影响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尽快实施收入倍增计划，实现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相协调，使人民真正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就成为当前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收入增长缓慢已成经济发展的“短腿”

　　自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实现了持续30多年、年均增长率接近10%的高速增长，国民财富的总量迅速壮大。1978年，我国的GDP总量仅为3645亿元。而到了2009年，GDP总量已经达到335353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90多倍。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三，赶上并超过排名第二的日本只是时间问题。在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的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提高。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不足200美元。到2009年，人均GDP已经增长到接近3000美元，增长了大约15倍。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以及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一直比较突出，严重制约了居民整体消费能力的提升。一方面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偏低，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据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代表劳动者所得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50%以上，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7年已降至39.7%。而代表政府所得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则分别由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的14.2%和46.1%。

　　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另一个证据是，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总量连年增长，尤其是自2003年突破2万亿关口之后，开始连续多年实现了大幅度增长。2001年后的全国财政收入年增长速度大都在20%以上，即使是在受到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2009年，我国全年的财政收入仍然比上年增加7147亿元，增长幅度达到11.7%。在企业的利润分配中，资本强势与劳动弱势的格局不断被强化。过去10多年间，不少企业销售额、利润都是陡峭的上升曲线，而工人工资却是一条水平线。

　　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发布的2007-2008年度报告，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高达0.469，不仅超过国际上0.4的警戒线，而且高于报告中127个国家的平均值，属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国家。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城乡差距，2009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了3.33比1，考虑到各种福利差距，这个差距可以达到6比1或更多；行业差距：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中，证券业172123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9倍；其他金融业87670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0倍；航空运输业75769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地区差距：有研究表明，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92年的0.15扩大到2007年的0.21。

　　收入水平增长的相对缓慢，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也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大障碍。在我国现行的分配体系下，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差距不断扩大，压制了居民的消费意愿，使经济增长失去了消费这一重要的引擎。2009年我国总消费率为52.5%，比最高峰时的1981年下降了14.6个百分点，和发达国家平均70%的贡献率相比依然相距甚远。再从消费贡献率看，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只有39.4%，比1981年下降了54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居民消费贡献率下降了43.8个百分点，占比为81%；城镇居民消费贡献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占比为11%；政府消费贡献率下降了4.2个百分点，占比为8%。农村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大幅下降，是我国消费贡献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收入倍增计划：强国富民的有效举措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看，努力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保持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同步协调地发展，是走向富裕强盛的共同之路。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为推动经济的发展，提高社会购买力，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到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多。到1968年，日本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强国。到1973年，国民收入增加了2倍。日本也因收入倍增计划而在国内诞生了一个强大且稳定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成为支持日本经济继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日本的经验不仅在于通过实行收入倍增计划实现了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而且还避免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一世界性的难题。日本政府为了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制定法律和相匹配的一系列财政、金融政策，达到了促进不发达地区的工业开发、增加就业和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差距的目的。通过调整税收政策如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同时还完善制订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在于，用提高国民收入来带动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以国民收入倍增为第一目标，实现了两者有效地平衡。

　　美国是目前世界头号强国，也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虽然美国政府没有正式提出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但他们的许多做法也同该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妙。1914年，福特汽车公司决定将工人的工资从每天2.5美元大幅提高到5美元，这样的工资比当时制造业的平均小时工资几乎高出了一倍。绝大多数人预测，高昂的工资将很快压垮福特公司。然而，事实正好相反。福特的高工资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据估计，就在实施新工资政策的当年，福特公司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1%。正是这种突破传统思维定势和大胆的创新行为，亨利·福特也因此被称为美国“20世纪的工业之父”。

　　中国式收入倍增计划的五大着力点

　　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收入分配困局，已经引起了决策层的高度重视。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尽快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已成为目前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尽快解决的重大课题。实施中国式的收入倍增计划，必须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事，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找好着力点。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内容：

　　一是将迅速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作为计划的核心。在国外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收入分配的格局基本上属于“纺锤形”，中产阶级是其中的主流阶层，而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均属于“少数”阶层。但是在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过低。中等收入阶层的不断壮大，不但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积极作用，而且还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稳定和协调。从机制上来说，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就是低收入者不断向中等收入阶层流动的过程。由此可见，要解决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种种矛盾，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无疑是必须要做好的一门“功课”。而中等收入阶层壮大的过程，就是不断减少低收入阶层的过程，就是提高广大农民、城市失业下岗人员和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过程，这与我国加快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完全吻合。

　　二是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尽快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居民收入低下是收入分配领域内的主要矛盾。城镇化的意义在于能够提高农村迁移者的收入水平，进而增强他们的消费能力。经济理论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早已证明，当一国的工业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城市就会发挥一种聚集效应，人口、财富就会向城市集中。因为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高度集中的城市，二、三产业发达且比较利益高于农业，在其中就业可以获得比从事农业更高的收益。从目前情况看，我国的城市化步伐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据测算，在过去30年间，我国平均每年的城市化率只有1%左右。原因在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遭遇到各种制度性障碍，其中既有宏观体制上的弊端，也有城市内部体制的人为因素。要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必须尽快破除传统的户籍制度，减少流动人口的流动成本，同时城市内部体制的变化必须尽快主动适应人口流动的现实，无论是在地区的公共财政使用上，还是在城市规划与公共设施建设上，都应充分考虑流动人口的需求，真正发挥服务型政府的积极作用和功能。

　　三是加快政府体制改革，改变政府及其管理的国有企业占有社会财富过多的局面。从政府层面来说，要加快财政体制改革的步伐，扭转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不对等的错位，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对国有企业而言，如何真正消除市场垄断者的身份以及由此被社会诟病的高工资高福利的特权，实现“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改革目标，依然是一项紧迫而又复杂的攻坚任务。

　　四是减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税负，形成利润提高带动工资提高的良性循环。民营企业在数量上占有绝大多数，其雇佣的劳动者人数则构成了低薪劳动力的主体。由于技术水平落后和国际分工中的劣势，我国民营企业的利润率水平普遍不高，缺乏给劳动者加薪的动力。尽快将我国较高的宏观税负水平降下来，对微利企业实行税收减免，客观上能对提升民营企业的盈利水平起到积极作用，也增强了他们提高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的能力和动力。

　　五是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注重对弱势群体的保障。从本质上来说，社会保障也是劳动者的一种隐性收入。社会保障的功能不仅在于能使劳动者免除后顾之忧，从而产生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还在于能减轻他们的负担，提高他们的实际消费能力，这客观上也就是增加了劳动者实际收入的“含金量”。此外，社会保障制度还是再分配领域中调节贫富差距的关键因素之一，必须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倾斜，缩小他们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近些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社保资金的投入力度，在扩大社保覆盖面、提高保障标准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当然，面对社保资金庞大的供需缺口，以及社保不均衡的现实，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