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会云

　　17日，在参加“2010爱立信商业创新论坛”并发表了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演讲后，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记者和听众的提问。

　　记者：你认为中国经济未来还会有30年的高增长，那么目前的通货膨胀预期，以及资产泡沫——包括房地产泡沫，会不会对这种高增长构成威胁？

　　樊纲：我觉得这是我们主要的挑战之一，目前高增长的势头非常强劲，这种高增长的刺激因素也非常强大——如果你在中国各地旅游，(你会听到)很多人说“我想很快发财”，政府人员会说：“看吧，我有很大的计划，我们这个城市要大发展。”没有人考虑通货膨胀。

　　我相信中国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因为中国政府一直非常积极地在对增长过热的势头踩刹车，过去20年里，中央政府经常采取措施放缓经济增长，让我们过热的经济冷一冷。不久前，由于存在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可能性，政府也改变了政策。

　　尽管去年我们推出了经济刺激政策，现在有一些政策还没有退出，但可以看到我们的货币政策出现了变化，比如挤压房地产泡沫的政策已经出台。

　　下一阶段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稳定的趋势，如果你能防止大泡沫的出现，就不会出现大危机，这是基本的经济常识。要是出现小小的波动，那没问题，任何经济增长都会出现波动。关键是如何防止大的波动，如何避免日本、东南亚、美国出现过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吸取了教训，现在我们有了日本的经验、教训，我们就可以小心谨慎。

　　记者：你认为中国刺激经济的一揽子政策为什么能取得很好的效果？美国和欧洲的情况却没有这么乐观？

　　樊纲：为什么中国一揽子政策的效果这么好？这是因为中国经济没有出现大的泡沫，中国政府在很久之前采取了一些政策，当危机真正爆发时，中国国内经济相当不错，我们的财政状况不错，所有的银行状况不错。所以危机到来时，不管是产业方面、银行方面还是政府方面，大家都有信心。

　　所以，当危机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贷款没有收缩，反而大大增加了。中国在全世界首先出现了经济的恢复，走出了低谷。如果能够使经济不出现大的泡沫，就能继续其增长的故事。尽管有一些外部的冲击，但还是可以很好地管理和控制。即便中国进出口总额下降24%，我们仍然可以促进国内消费作为替代。

　　记者：地方债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再加上通胀预期，地方债务危机是否会有加剧的风险？

　　樊纲：地方负债最重要的是要停下来，不要再增长，只要不增长，都容易解决。

　　记者：近期上海有说法称要开征房产税，但有不少学者认为该税对调控市场作用不大，主要作用反而是为地方政府在土地资源日益紧缺的情况下，提供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也可能增加老百姓的税负和购房成本，你怎么看？

　　樊纲：我一直在鼓吹物业税、房产税，它是一个内在的稳定器，(对调控市场)一定是有作用的。(即便是增加政府收入)那也有好处——不用靠卖地了。

　　天下没有价格不起作用的，只看价格高不高。比如，伦敦最高的房产税税率是17%， 5000万英镑的豪宅，每年付800多万英镑的税，你得很有钱才敢持有。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要从提高投资成本入手，才能有利于遏制这种行为。

　　记者：对于人民币的升值问题，你如何预测？人民币币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

　　樊纲：我也不知道人民币重新估值的时间。原则是：第一要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要有更加灵活的外汇制度，这样才能缓冲和抵御外部冲击。

　　第二，人民币重新估值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们进口太多了——不仅仅是机械，还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原材料。如果人民币重新估值，就能更好地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我想如果人民币重新估值的话，仍然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叫做有管理、有控制的、根据供需关系进行的浮动。这样能防范外部的波动和冲击。这是我的个人观点，我也希望能有这样的做法，而不是很快、一次性的大涨大跌。我觉得中国现在受不了这样的情况。

　　记者：那么，你认为人民币汇率机制应该怎样改革？

　　樊纲：汇率改革应该越早越好。但波动空间得比较小。至于我们的汇率机制应该怎么改，我也不知道政府准备怎么改。现在的情况比原来更复杂了。看看目前的情况——美元对欧元正在升值，而对亚洲货币和其他新兴市场货币仍然相对疲软。这种复杂性需要很好地应付。

　　我们目前的储备货币已经多样化了，我们也需要作很好的思考，要考虑人民币和更多其他货币之间的关系，而不光是和美元的关系。对于中国来说，更好的恐怕是一篮子货币汇率机制，而不是仅仅盯住某一种货币。但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不知道决策者会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