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通货膨胀形势的社会心理是充满矛盾的，在通货膨胀时期各阶层的行为特征也是极为复杂的

　　■　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吴 军

　　2009年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取得了明显成效，经济企稳回升势头逐步增强，中国的宏观经济已逐步走出衰退，摆脱了危机的阴影。然而，近10万亿元的信贷投放形成的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累积，带来了很强的通货膨胀预期。于是，“通货膨胀”又成为热门话题。

　　我总是认为：通货膨胀预期要比实际通货膨胀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更为严重。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通货膨胀并非单纯的经济现象，它也是种社会现象，与人们的心理动机和行为机制密切相关：通货膨胀本是由人们的行为所致，即为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过量地供给货币，导致了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并且，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也是以心理因素，即社会不安定因素为媒介的。因此，研究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问题，应结合人们过度供给货币的心理动机，分析人们对通货膨胀所持的态度：是反感、厌恶，还是放纵、迎合？有没有抑制通货膨胀的愿望？这种愿望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强烈到足以下决心采取共同行动来抵制通货膨胀？

　　就总体而言，人们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心理动机，在满足需要的欲望这一点上具有共性。但是，处于不同社会阶层和特殊经济环境中的不同类型的“人”，对于需要的满足性质和程度等是有区别的，因而参与经济活动的动机也不尽相同。对于通货膨胀问题，人们同样会由满足需要的欲望出发，按自己的价值观念，比较通货膨胀对自己经济利益方面的利弊，由此而决定其对通货膨胀问题所应持的态度。从而，处于不同社会环境和政治、经济地位的“人”，对通货膨胀问题的反应具有不同的心理特征，由此而构成了通货膨胀的社会心理结构。我们以对于通货膨胀问题的不同价值观为特征，把“人”抽象地划分为消费者、经营者和决策者三个层次来加以分析。

　　从消费者层次看，消费者参与经济活动的动机，是为了获取供自己享用的消费品(包括消费性服务)；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体现着他们的满足程度。固然，消费品的形式千姿百态，消费者偏好也各不相同，很难定义一个反映满足程度的统一标准。但这并不能排除他们之间在消费过程中的共性：消费者具有共性的最大满足，是获得尽可能高的“消费者剩余”。所谓“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为获得商品或劳务而愿意支付的价格与实际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异。

　　然而，在通货膨胀情况下，消费者实际支付的价格总是高于他预计支付的价格，他为购买该种商品的实际支付总是高于他愿意支付的标准。因此，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消费者剩余总是为负值。通货膨胀剥夺了消费者剩余，使消费者不能获得最大满足，因而消费者对通货膨胀是反感、厌恶的。然而，在通货膨胀情况下，经常会出现过去购买的某件商品所支付的价格与该种商品现时价格的价差现象，即“滞后的消费者剩余”：消费者按当时的价格购买某种商品，随着物价上涨，该种商品的价格上升，消费者为自己之前已用低于现价的价格购买了该种商品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满足。这是在通货膨胀情况下所特有的、被扭曲了的消费者心理。获得“滞后的消费者剩余”，仅仅是消费者为了尽可能将物价上涨所带给他的实际收入损失减弱到最低限度而已，这正反映着消费者对于通货膨胀的恐惧心理。在这种恐惧心理支配下所形成的消费者行为方式，即为超前消费，甚至出现抢购风潮。其强烈程度，取决于消费者对物价上涨的趋势预期。一方面，千千万万个消费者，他们的消费行为是相互独立的，他们对通货膨胀程度的认识也是片面的，缺乏总体概念；另一方面，各个消费者之间在市场上又不乏松散的结合：对于每个消费者而言，其目光固然直接盯住自己所需要的那些消费品的行情，但余光却扫向其左右的消费者们的行为。因而只要市场上有涨价的商品、争购的行为，自然会联系到每一个消费者对其所需消费品的行情预期上，引起连锁反应。这种对物价上涨认识的总体程度的片面性和观念的传递性，使得消费者对于物价上涨的预期往往要高于实际物价上涨程度，增强了消费者对于通货膨胀的恐惧心理。于是，消费者为获得“滞后的消费者剩余”而纷纷超前消费，致使储蓄倾向下降、消费倾向上升，供需矛盾进一步扩大，推动物价继续上涨。

　　从经营者层次看，经营者参与经济活动的动机，固然是为了获取尽可能高的利润。事实上在利润水平相对稳定的正常情况下，经营者们只能以其投入按平均利润率获得利润。因此，要增加利润，必须要相应增加投入。然而，在通货膨胀条件下，情况就不同了，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可以使它们获得短期超额利润：

　　一是由降低实际成本来获取超额利润。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由于产品价格上涨而使经营者的名义收益率上升。如果此时劳动者的名义工资率也紧随之提高，那么经营者的实际利润不会有变化。但事实并非如此。随着物价上涨，经营者的名义收益平滑上升，但劳动者因受到契约等因素的限制，出现“工资粘性”现象，名义工资呈阶梯状增长。这样，使实际成本下降。经营者因通货膨胀而获得了超额利润。

　　二是由价格上涨的时差带来的超额利润。在通货膨胀情况下，经常性或持续性的物价上涨，其水平随时间的推移而增高，使经营者获得了价格上涨的时差，即尽管其投入时成本会增高，但产出时价格会更高：生产经营者的销售收入会高于其产值，流通经营者的进销差价扩大，价格上涨的时间差为经营者带来了超额利润。

　　由此可见，经营者们均可在通货膨胀中获得超额利润，从而得到了更大的满足。因此，经营者一般对通货膨胀持姑息态度，甚至是非常乐意接受的。并且，正因为通货膨胀能够为经营者带来超额利润，从而在经营过程中出现了一种虚假经济效益。利润率普遍增高的表象，刺激着经营者扩大经营规模；政府与银行体系也受到这种虚假繁荣景象的鼓舞，主动为经营者扩大经营规模而创造资金条件。于是，伴随着投资规模扩大，财政、信用进一步扩张，促使通货膨胀程度进一步加深。

　　从决策者层次看，一国国民经济的决策者是中央政府，而我国还包括了各级地方政府。作为国民经济的管理者，政府掌握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决策权及财政、信贷的管理权。因此，通货膨胀只能是由政府的行为所致，并且政府又是唯一能够采取行动制止通货膨胀的社会层次。问题在于，政府部门是否具有制止通货膨胀的动机。

　　各级政府本是受人民所推举、为民众服务之公仆，其必然要为人民谋利益。这就决定了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动机，是为了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政府各经济部门以及各地方政府，也必然是以发展本部门、本地区的经济为己任。政府实施扩张政策，扩大投资，是出于刺激经济增长、增加人民群众收入的动机，以提高其在人民群众中的信誉。特别是面临金融危机、经济萧条局面，政府必然要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挽救经济下滑趋势，由此而增强了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一旦中央政府作出经济扩张决策，其效应将会通过政府各经济部门及各级地方政府的传导，自上而下递增，形成投资需求膨胀的局面。同时，政府无论是使用扩张财政的方式还是通过扩张信贷的途径，都能够因通货膨胀而获得无形的或隐蔽的“税收”，财政赤字显然是政府没有实质性收入的支出，而信贷的扩张也直接为中央银行增加了所谓的“铸币税”，这笔收益也归政府所有。正由于通货膨胀既能够为政府带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利益，又能够为政府增加额外收入，因而政府对通货膨胀持纵容态度。并且，要制止通货膨胀，必然要求政府紧缩财政、紧缩信贷、控制货币供给。这意味着要付出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失业率增高、人民群众收入水平下降等高昂的代价，而这恰是与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动机相悖的。因此，从本质上讲，政府是不具有制止通货膨胀的主观愿望的。

　　当然，通货膨胀会带来影响社会安定的心理因素，也会影响到政府的形象。但是，比之经济萧条带来的危机，这毕竟是微不足道的。从宏观经济管理的实际过程来看，尽管通货膨胀的影响对于社会经济生活似乎并不产生直接性的冲击，但持续、严重的通货膨胀，随着消费者的恐惧心理日趋增强，反感的情绪与争购商品的行为交织在一起也会对政府形成压力，影响到政府的信誉。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社会阶层对通货膨胀问题持有不同的态度及由此而形成的行为特征：消费者阶层对通货膨胀反感、恐惧，而其为减少物价上涨造成的实际收入损失所采取的保值行为，为获得“滞后的消费者剩余”而对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经营者阶层乐意接受通货膨胀，并为了获取更多的超额利润而将通货膨胀推向更深程度；唯一能够制止通货膨胀的决策者阶层又是通货膨胀的造就者，其不具有制止通货膨胀的主观愿望，因而很难采取制止通货膨胀的断然措施。由此可见，就总体而言，面临通货膨胀形势的社会心理是充满矛盾的，在通货膨胀时期各阶层的行为特征也是极为复杂的。扭曲的社会心理和由此所产生的行为，使得在制止通货膨胀方面，很难达成共同的愿望、形成一致的行动。因此，理论界和新闻媒体不应过分渲染通货膨胀的严重性。基于通货膨胀影响的社会属性，过分渲染通货膨胀的严重性，会增强通货膨胀的非理性预期，对于抑制通货膨胀、维持货币的基本稳定，显然是不利的。■

　　(责任编辑 胡同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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