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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危机的阴影越来越深的时候,张五常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在世界经济学界,张五常被视为华人世界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而从1982年回到香港以来,他一直把中国视为“活力四射、生机盎然的经济学实验室”。
回顾这三十年,他说:“中国的经济奇迹重点是带动地球二十亿以上的贫困人口,为了改善生活一起站起来参与国际产出竞争。惊天地,泣鬼神,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
此次,面对本报记者,张五常一如既往地展现着直言无忌的本色:“接单工业是中国经济的命脉,中国还要做多十几年,再拿给越南、印度做,其实谁都不想做这些(低端产品),谁不想做好一点的?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但逼它不可以。”
文/本报记者 邱敏、曾向荣
图/本报记者 黄澄锋
数月前,一场名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学术研讨会在离中国万里之外的芝加哥举办。98岁高龄的诺贝尔经济学家科斯把他的诺贝尔奖金拿出来搞这场研讨会。他说:“无论从规模还是速度上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都是个奇迹,我对此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想召开这个会议。”在这场研讨会上,居然有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参与。这也许只能说明中国这个经济奇迹是世界经济学界研究的焦点。
研讨会主要讨论的就是张五常教授的一份报告:《中国的经济制度》。在世界经济学界,经济学家们往往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视为科斯的“界定资产权利与交易费用”的理论在现实社会中的应用,而张五常就是把这个理论介绍进中国的人。
在世界经济学界,张五常被视为华人世界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而从1982年回到香港以来,他一直把中国视为“活力四射、生机盎然的经济学实验室”。
1981年,张五常推断中国会转向市场经济。
1983年,张五常预言中国的改革不会走回头路。
1985年,张五常就在中国首批国企改革的试点首钢讲“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此后承包制被视为中国国企改革的一剂“灵丹妙药”。
1987年,张五常建议深圳的干部,出售长期的土地使用合约,以获取足够资金来发展。当年12月1日,中国首次土地拍卖在深圳举行。
在张五常的记忆中,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有很多。
关于30年记忆
当时我就得出结论,中国是不会走回头路的
广州日报:在改革开放后,您第一次回国是1979年吧?您当时在广州看到的情景是什么样?
张五常:1979年底我住在东方宾馆,探望姐姐、姐夫,感觉当时好差,什么都没有,周围都是黑的,没有路灯。当时看不出改革的迹象。我是1948年离开广州,1957年初返回过一次,隔了22年,感觉1979年的情况还差过1957年,但1957年的情况又好过我在广州上学时候的1945到1948年。姐姐和我讲1979年比“文革”时其实已经进步好多了,可想而知中国以前有多穷。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姐夫是中央医院院长,姐姐是中山大学教医学的,他们当时在家里床底下养鸡,家里的灯泡只有5瓦,你要买个新灯泡要用旧灯泡去换,所以家里存着一箱箱的旧灯泡。但我看他们的生活从早到晚都是“搞关系”,去哪里买一条鱼,买点鸡蛋、米什么的,都要搞关系,都要想办法,在这上面花了很多时间。
看到这一点就启发我,我是经济学家嘛,从经济学上讲这是交易费用,它没有市场,但交易费用、社会费用很大。
第二点就是论资排辈,当时请一位领导吃饭,我是大教授嘛。(笑)吃饭的时候,十几人,来得越迟的人辈分越高,这一点不能弄错的。看谁高等级呢,看谁到得最迟。吃完饭后,没有人收钱,原来是国营的。在东方宾馆看到那些工人都懒得离谱,完全不像勤劳的中国人。看到这些对我影响很大。我是产权专家,是交易费用专家,我一看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