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阴晴不定，国际市场持续动荡，应如何看待最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未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又将如何调整？

　　2008年7月29～31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教授分别与深圳、上海部分公募机构进行了深入交流。巴曙松提出此次经济周期回落将持续到明年或后年，目前不具备放松货币政策的条件，放松货币政策将付出更大代价。

　　“增长波动中枢会下一个台阶”

　　巴曙松认为，从长期的经济运行看，我国过去几年的 “低通胀、高增长”的组合并不是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占主导性地位的时间段，现在看起来这个时间段有很多的特定外部条件。

　　在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平均中位数的GDP的增长大概在8%～9%，其中大概5%～6%是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所带来的增长，3%～4%左右是劳动生产率的改进所带来的增长。所以经济回调到哪里，就要取决于这两个生产要素。那么，随着资源价格的上涨和新增供给的减少，在这一轮的周期回落中，回落的深度可能就会比较深。

　　现在业界的主流判断开始转为，大量廉价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拐点正在出现。这样经济增长的波动中枢可能会下一个台阶，除非我们前面的两个假定出现变化：第一、人口判断上出现错误，即还有很多劳动力可以转移；第二个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更快提高，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太大，因为劳动生产率改进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而且这种进步往往是随机出现的。这个过程很难一蹴而就，难以期待在短期内就取得显著的进展，而需要广泛的市场主体做出积极的努力。

　　“政策在保增速、抗通胀间取舍”

　　在经济运行的特定阶段，政策目标必然要在经济增长速度与通胀压力之间进行一个艰难的取舍。

　　目前已有一些地区、行业回调的速度确实比较快，政策上应当还有微调的空间，但从我们面临的全球和中国的通胀压力空间看，适度紧缩的方向不能变。现在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坚持现在的紧缩政策，针对前一阶段的实际状况做微调；另一种是基于不同地区的经济调整压力，开始放松从紧的政策，放松货币供应量，鼓励信贷的大幅放松。

　　从目前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要防止出现第二种情况，要充分意识到，此次的通胀压力可能会因为经济转型的推进而长期化，这不仅是因为国际市场的宽松货币环境和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也因为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失衡可能需要通过特定行业的价格上扬来矫正。

　　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可能已经习惯了更高的增长速度，很可能短期内难以就控制通胀形成共识，但如果因为紧缩初期的增长回落就迅速放松货币政策，有可能会贻误控制通胀的良好时机。这种形成宏观政策共识的过程可能需要时间，也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如何把握好紧缩过程中的微调力度，也十分困难，对于投资者来说，阶段性的政策紧缩与放松，可能存在明显的阶段性交易机会。

　　“放松政策将贻误控通胀时机”

　　巴曙松认为，目前的CPI压力并没有减轻，6月份CPI的回落更多的来自于季节性因素，PPI还在创新高。如果因为紧缩初期的增长回落就迅速放松货币政策，有可能会贻误控制通胀的良好时机。

　　在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总体政策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可能不同阶段强调的政策目标变量的重点有差异，就可能导致决策过程中间有一些磨合，这种磨合过程如果持续的时间过长，如果地方政府的政策目标不能及时统一到中央的宏观调控思路上来，很可能会导致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第二种情况的出现。如果一定要等到出现1～2个月的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才形成政策的共识，才强调要把控制通货膨胀放到第一位的政策目标，那时候经济调整需要付出的调整代价可能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者需要研究中国经济在以前的几次经济波动与政策调控中的演变轨迹，例如1992～1993年的政策调整等及其演变逻辑，来把握市场波动的轨迹。

　　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