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的很有钱吗

　　现在中国人的钱的确很多。2007年，无处不在的人民币也正在带来麻烦。买房有钱，直到买房只能是大多数人的梦想；投资有钱，市盈率甚至到达60、70倍；到境外旅游有钱，买奢侈品、买高档车有钱。

　　中国人怎么这么有钱？中国社会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对资金的要求使得货币供应量大大增加；资本化改革把未来的收入流转变为当下的资产。这些都使得市场中的资金充沛。进一步的资本化才会给内需增长提供动力，才会有个人创业、创新所需要的资本支持。为了使中国更有“钱”，土地和国有企业都应该私有，为进一步资本化开路，这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社会市场化的程度，使原来亲戚朋友之间的隐性交易被显性化了，都是以现金以钱来做结算的。为了支持这样一个更加市场化的经济运转，中国人民银行必须相应的供给更多的货币。

　　中国经济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使得货币供应量的程度同步上升的非常快。

　　工业化所带来的城市化也必然使中国社会产生结构性的变化，随着28年来城市化，移民和人口流动的加速，原来我们所依赖的孝道，依赖家庭、家族和亲情的网络给我们每个人提供的经济保障、保险和养老，以及退休、投资、借贷上的支持体系已经瓦解。他们需要依托现代化的保险公司、银行、证券公司，还有开放式基金，退休基金等等。这些现代的金融证券品种，正在快速的取代原来的家庭、家族所提供的经济保障功能，这些隐性的经济保障和互助的功能，养老的功能也在被显性化，由金融市场来取代。这是个什么概念？就是由保险行业取代原来的这些隐性经济交易的亲戚之间的结果，就给保险行业带来了这么多金融资产。提供新的经济保障和养老的这些功能以后，自然也会给中国的经济提供更多的现金，提供更多的金融资本。

　　这几个因素就使得中国需要用钱的地方大大增加了。货币的供应量、流动性必然要上升很多。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是GDP的0.2倍，而今天货币供应量是GDP的差不多是两倍，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陈志武：资本流动性过剩——中国面临的新挑战》，10月22日《经济导刊》)

　　过去28年的改革开放大致可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至199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给老百姓选择生产什么、到哪里卖、如何卖的自由，包括劳动力市场与创业市场上的自由，那是从计划到市场的“市场化”阶段。19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1998年之后的阶段，可以概括为“资本化”时期，就是让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成流通的资本，把死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变成随时能变现、变成可以花的钱。一个国家已经资本化或者能够被资本化的财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

　　虽然过去十余年的资本化改革已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关键性的推动力，未来的持续增长还只能靠更多资产、更多收入流的资本化，只有进一步的资本化才会给内需增长提供动力，才会有个人创业、创新所需要的资本支持。为了使中国更有“钱”，土地和国有企业都应该私有，为进一步资本化开路。

　　(《中国的钱为什么这么多》，陈志武，4月16日《证券市场周刊》)

　　过去这些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两头在外：资本不够靠引进外资，产品制造好了靠出口卖。之所以发展要靠外资，是因为直到最近几年国内资本化的能力有限，死财富在中国早就有不少，不动产也历来到处都是，只不过难以将这些死财富转换成可以再投资、再配置的资本；而之所以主要靠出口市场增长，是因为内需不足，当然13亿人口的国家按理需求很容易有，甚至是要多少可以有多少，只不过在未来没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即使有钱也不敢花，更何况人们还没有很强的富有感。

　　这两者看似不相关，但实际上息息相关。为什么呢？别的不说，两者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土地的公有以及矿产和生产资料的国有(国有企业)，因为在国有制之下土地权不能交易或抵押、生产资料权也不能自由交易，这不仅使这些在任何国家都是最主要的资本化对象的东西难以产生出资本，而且这些财富只放在国家账户上而不是在个人家庭账户上，所以，其增值无法被转换成个人与家庭的财富效应、不能转化成民间消费，国有土地、国有资产再增值，社会不能感觉到任何财富效应，内需自然无法增长。

　　(《国有制如何抑制民间消费和投资？》，陈志武，10月13日《证券市场周刊》)

　　对社会生活日益货币化、对“什么都要钱”和“什么都向钱看”，我们可能感到越来越不安，市场化冲击了我们传统的心理平衡，商业化带来了心理上的断裂。但如果仔细观察我们生活内容与生活方式的变迁，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仍在深化的中国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是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把我们的生活从追求生存转向追求更高境界的人生体验。

　　(《现在的钱的确多》，陈志武，5月16日《证券市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