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通胀的破解之道

　　“结构性通胀”的说法不仅恰当地体现出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而且为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的调控政策提供了前提

　　文/郭田勇 赵晓玲

　　2007年11月1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看望困难群众时说道:“这些天物价有所上涨。我知道，价格哪怕只上涨1块钱，对老百姓的生活都有影响。我们有办法保障供给，采取多方面措施稳定物价。”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正经受着一轮通货膨胀的考验。

　　我国通货膨胀的现状及特点分析

　　去年3月以来，受猪肉、食用油等食品涨价的影响，我国CPI涨幅连续9个月超过3%的警戒线，其中有4个月超过6%，前11个月累计同比上涨4.6%。

　　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然而，对于现阶段我国通货膨胀的特点，学术界仍然没有达成共识，争议的焦点之一就在于是否为“结构性通胀”。有些学者撰文指出:“结构性通胀”的说法太过牵强，世界上本就不存在“非结构性通胀”。我们知道，事物都是相对的，假如世界上确实没有“非结构性通胀”，那么“结构性通胀”的提法似乎也没有多大必要。这个逻辑看似一针见血，实则偏离了主题，没有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笔者看来，“结构性通胀”的说法不仅恰当地体现出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而且为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的调控政策提供了前提。

　　固然，世界各国的通货膨胀表现为不同商品有涨有跌，幅度也各不相同，确实没有出现过一个整齐化一的物价上涨情况，但据此得出所有通胀均为“结构性通胀”的说法难以令人信服。判断是否为“结构性通胀”，要把握市场中商品价格变化的主流趋势，否则将会夸大问题，陷入不可知论的泥潭。因为照此推论，经济运行中将只存在总量问题，而不存在结构问题，那么“调整经济结构”等提法不都成了无稽之谈？

　　就物价走势而言，1988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处于通胀阶段，所有商品价格都不断上涨，总体趋势是一致的。而现在我国的通胀情况总体来看，呈现出“涨少降多”的局面:食品类、能源类等少数产品处于价格不断上涨，但衣着、交通通讯、家电、科教文卫等诸多商品价格呈现回落走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11月份统计数据，一方面，有的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比如猪肉价格上涨56.0%、鲜菜价格上涨28.6%;另一方面，有的商品价格小幅上涨，甚至不升反降，如耐用消费品价格上涨0.9%、服装价格下降1.4%等。一部分商品价格上升，推动CPI水平的提高，另一部分商品价格却增幅缓慢，有的还呈现下降趋势。不难看出，我国此轮的物价上涨，“结构性”色彩浓重。

　　事实上，强调通胀的“结构性”绝非为了“粉饰太平”、掩盖我国目前的通胀压力，而是为了对症下药，制定出更有效的政策。

　　影响我国通货膨胀走势的主要因素

　　我国的通货膨胀走势受到国内外因素的双重影响。从国际市场来看，石油价格高涨、小麦减产、美元贬值等因素，造成粮食、能源等价格的高涨。从国内市场来看，由于饲料价格上涨、周期性波动和疫情的综合影响，生猪生产下降，供给减少，造成了猪肉价格的居高不下，石油、粮食、大豆等基础性产品价格上涨增加了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生产成本。同时，连续几年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信贷投放过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外贸顺差过大的矛盾突出，市场需求过旺，通胀压力较大。

　　1.国际成本传导，价格攀升的国际压力持续存在

　　目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已徘徊在每桶百美元的边缘，中国作为原油进口大国，高油价向国内传导不可避免。而受油价持续上涨影响，一些产粮大国开始加速粮食向能源的转化趋势，由此导致国际农产品市场供给发生变化，引起价格上涨，并引发国内农产品价格联动。并且由美元贬值引发的全球性流动性过剩，对上一因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国内食品、能源和劳动力成本提高，通胀预期强烈

　　石油、粮食、大豆等基础产品价格的上涨，增加了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生产成本，会引发食品、餐饮等诸多行业的成本增加，由此推动价格上涨，而短期波动因素和农作物生产周期等特点又导致农产品供求的紧张关系短期难以缓解。以及酝酿中的资源能源价格改革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价格，带来通胀压力。从劳动力成本看，随着劳动力供求出现结构性趋紧，工资上行压力将增大，平均劳动报酬已连续七个季度超过 GDP名义增长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未来有可能进一步推高价格总水平。此外，通货膨胀预期继续强化。中国人民银行第三季度全国城镇储户及银行家问卷调查等显示，预计四季度物价继续上涨的居民占比、银行家总体物价预期指数、消费品和服务价格预期指数等均创调查以来的历史新高。

　　3.国内信贷投放过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外贸顺差过大，导致市场需求旺盛，加大通胀压力

　　央行发布的2007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9月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27.4 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增速比上年同期高 2.7 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9.2万亿元，同比增长25.7%，仍居高位且反弹压力巨大。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过于倚重出口，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外汇储备不断增长。截至2007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4336亿美元。由此引发的外汇占款大量增加，使得央行被动投放大量基础货币，货币供给大幅增长。同时，在现阶段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下，大量热钱通过各种途径涌入国内，参与到货币创造过程。这些因素均导致市场需求旺盛，呈现出“过多的货币追求过少的商品”的通胀局面。

　　众多因素造成了我国结构性通胀的局面，但也应当看到，我国加工制造企业长期处于产能过剩状态，因此价格供给弹性很高。回想近几年，尽管钢材、供电等方面的价格都出现大幅度上涨，但汽车、电器等下游企业的价格却不涨反跌，上游企业的成本并没有传导至下游企业，足以说明下游企业消化上游涨价的能力较强。由此来看，结构性的物价上涨并不必然会导致明显通胀。另一方面来看，尽管产能过剩对价格上涨形成压制，但这一压制并非没有限制，即如果农产品、初级产品价格上涨过大，将会使下游企业难以承受，并有可能导致明显通胀。因此，继续下大力气对农产品、初级产品的价格进行调控还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央行采取发行央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利用特别国债开展正回购等多项措施，对治理流动性过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需看到，我国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产业分工形成的制造业大面积地向国内转移，这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因此，当前我国还不具备让人民币大幅升值去减少出口的经济基础。这就意味着，流动性过剩有可能成为未来经济运行中的常态，还需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合，多管齐下治理流动性过剩，缓解通胀压力。

　　缓解通胀压力的渠道

　　1.从“适度从紧”到“从紧”，加大宏观调控政策力度

　　2007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在调控方向上应更加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和协调发展，支出结构也将进一步优化，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去年前三季度.全国财政预算收入3.9万亿元，收支相抵后剩余9901亿元，比前年同期增加3436亿元。在当前经济持续较快增长、财政收入大幅增加之际，面对当前国内消费率持续下降、水平过低的问题，政府可加快向公共财政转型，增加公共消费性开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住房保障能力，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通过增加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消除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隐忧，稳定居民消费预期，从而使居民把个人可支配收入中的相当比例投入消费。2007年前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达到41.6%。随着中国市场经济进入一个新阶段，逐渐提高消费在GDP增长中的贡献，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内需的扩大能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协调失衡的消费与投资和出口的比例关系，降低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

　　2007年以来，货币政策适度从紧，央行5次调高利率,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同时通过特别国债正回购操作回收流动性，5次加息通过融资成本适度上升来合理调控货币信贷投放，抑制过度投资，且有利于引导居民资金流向，稳定社会通胀预期。从紧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是对此前政策的延续，另一方面表明货币政策组合拳的力度会更大，要通过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的有效配合实现宏观调控。

　　在讨论汇率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关于人民币一次大幅升值，以及汇率政策可以替代利率政策，解决通胀问题的提法。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巨额的外汇储备以及国际贸易争端等因素必将迫使央行更加关注人民币汇率，未来汇率升值速度有可能适当加快。从解决经济增长过快的角度看，人民币的一次性大幅升值固然可以扭转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局面，但也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巨大影响，出现“矫枉过正”的局面。因为我国经济和我国企业都处于不断转型的过程中，若过度依赖该政策，寄希望于人民币的升值来扭转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负面效果很大。它将对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企业产生巨大的杀伤力，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经济出现紧缩。因此，不应该采取对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的“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而应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使人民币走势日趋市场化，这对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都是有益的。

　　以汇率政策来边缘化利率政策、甚至替代利率政策成为抑制通胀的主要手段并不可取。央行应加强利率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稳定通货膨胀预期。

　　2.增加商品供给，解决通胀中的结构性问题

　　我国通胀的结构性特点决定了解决重要商品的供给问题，是控制结构性通胀演变为明显通胀的重要环节之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粮食、食用植物油、肉类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其他紧缺商品的生产，完善储备体系，提高价格调控预见性。

　　目前，国务院进一步加强粮食生产，提高农资综合补贴，出台了促进生猪、油料、奶业生产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适当提高稻谷最低收购价格;在努力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基础上，继续提高农资综合直补标准加大农业基本建设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继续加强畜禽防疫体系建设，稳定饲料价格，加强市场调控，促进生猪等畜牧业发展。国家发改委也会同有关部门，保障粮食、食用植物油、肉类等重点农产品的供给，确保基本生活必需品供应不断档。加强粮食等重要产品储备调节和进出口调节。完善储备体系，严格控制工业用粮和粮食出口，适当增加进口。完善和落实因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助办法，稳定消费者心理预期。

　　3.多渠道吸收流动性，缓解通胀压力

　　通过多渠道吸收流动性，解决我国目前的结构流动性过剩问题，对于缓解通胀压力有重要意义。

　　首先，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进金融衍生品创新。

　　十七大报告提出，“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目前，我国的间接融资比重过大，占到80%多，融资风险集中在银行业。因此，可以抓住当前流动性过剩的时机，通过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供给种类和规模，提高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吸纳能力，疏导流动性进入包括蓝筹股市场、公司债市场、中小板、创业板及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根据经济学中的供求原理，加大资本市场的供给可以有效缓解风险资本的过旺需求，对资产价值的高估起到一定的降温作用。

　　同时，推进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也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流动性过剩风险。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既能够为投资者提供一种新的避险工具，也能从原生市场抽离一部分投机性强的资金，使投机性较强的过剩流动性进入到金融衍生品市场中。我国目前拟推出以股指期货为代表的金融期货，这一方面能够缓解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压力;另一方面通过市场交易，把风险转移给那些具有风险承受能力的资金，为整个市场提供了释放风险的出口，防止日常运行中风险的积累，促进经济的平稳运行。

　　其次，因势利导，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在目前国际收支双顺差难以扭转的情况下，要积极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遵循市场规律，稳步实现由“藏汇于国”到“藏汇于民”的转变，从而满足居民和企业的购汇意愿，降低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压力，降低流动性。当前，需发挥中国投资公司作为政府海外投资窗口的作用，鼓励银行、证券、保险等不同机构QDII产品的推出。同时，要继续创造条件支持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同时，对于居民投资海外市场(港股)也应在控制总体风险的的前提下尽早放开。

　　第三，疏导企业储蓄，推动技术创新和财税体制改革。

　　目前我国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达到20%，呈稳步增长态势，比美国、法国高出近10个百分点，比印度高15个百分点。我国企业储蓄高的原因之一是企业在盈利的同时不愿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有风险的技术创新项目，认为持有利润是稳妥的做法，同时部分中小企业难以在有资金需求时及时从银行获得贷款，因此，多数企业保有存款以备不时之需。企业的高储蓄率无疑为流动性过剩的加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利用企业当前高储蓄率推动技术创新，引导储蓄转化为优质投资，研发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则能够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由于经济体制本身的问题，一些资源性行业和大型国企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但这些财富并没有通过再次分配最终流向普通居民手中，导致企业储蓄率居高不降、居民消费水平依然过低的局面。而要改变这一现象就要对现行的财税制度进行改革，通过国有企业分红和对资源性行业收租的形式促进资源有效利用，疏导企业储蓄，缓解行业间收入分配的不均。

　　第四，疏导金融机构资金流向，中小企业和农村成为重点。

　　商业银行一直以来追逐大客户的经营思路,导致一些银行房地产和按揭贷款的比例占总资产的比例较高,不断趋同的客户结构和集中的行业风险，蕴涵着较大的银行信贷风险,但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和农村的贷款需求却未得以满足。而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0%，创造了全国企业利税总数的60%，解决了75%的就业机会,已经成为我国最活跃的经济增长板块。新农村建设亦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改变信贷投向结构，将过剩的流动性用于大力开发中小企业和农村信贷市场，不仅能够满足多方面需求，为中小企业和农户雪中送炭，而且资金利用充分，信贷风险也得到了均衡的配置。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