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中国经济走势预测

　　正在失去的和即将到来的——2008中国经济走势预测

　　主持人：本刊记者 周颖

　　嘉宾：魏加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左小蕾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史建平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助理

　　摄影＝楼晓宁

　　中国经济连续四年GDP超过10%的增长已经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关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发出了收紧的信号。

　　2007年12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8年《经济蓝皮书》指出，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趋势明显，预计全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达11.6%，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上涨4.5%。

　　尽管近几年来中央通过多种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但是在固定资产投资仍快速增加，资产价格不断上扬、金融机构放贷屡创新高的背景下，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偏快的局面已经定格。2008年，宏观调控仍是经济发展中首要任务，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则是重中之重。高速增长的经济模式，面临人民币升值压力、资产价格上涨过快、贸易顺差不断加大这些因素对2008年的中国经济将起会到哪些影响？2008年中国经济将会有哪些变化？新年伊始，本刊邀请三位经济学家对2008年中国经济10个关键性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投资过热能否扭转？

　　主持人：今年在宏观调控和货币从紧的政策下，固定资产投资会减少吗？

　　魏加宁： 根据以往的经验，政府换届因素对固定资产投资会有很大影响，今年各级政府的投资需求可能会有强劲的反弹。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大规模的铁路建设投资中，除了中央政府以外(比如京沪铁路建设资金预计达到2200亿元)，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大城市的地铁建设需求也都很猛。并不是说这些基础设施不该搞，而是说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讲，现在搞会不会促进投资过热。

　　另外，除了政府主导投资以外，企业投资也会有一个上升的趋势。2007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家调查系统最新的问卷调查显示，有65.1%的企业家表示未来计划投资是增长的。只有8%的人表示减少，表示增长的比表示减少的要高出57.1%，企业大规模投资明年也还是一个上升的态势。所以从投资这一块儿总体看，往上推的力量会更大一些。

　　史建平：我觉得今年控制投资过热主要还是控制政府投资。过去的情况是在消费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主要靠政府的投资拉动。我觉得未来一段时期，投资仍然是一个主要拉动经济的方式。今年更严厉的调控措施针对固定资产投资，但不可能马上抑制固定资产的投资。我认为关键是投资要进行结构调整，而且是有效投资。虽然企业投资、民间投资政府难以约束，但政府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应该要决策科学化，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讲控制经济过热，其实背后很多很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控制的效果还会走以前的老路一控就死，一放就多。

　　二、投资结构如何调整？

　　主持人：过去几年宏观调控政策虽有一定成效，但增长速度只是相对放缓，仍处于高位。有数据显示，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88604亿元，比2004年增长25.7%；200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109870亿元，比2005年增长24.0%。2008年的宏观调控和以往比，可能会有哪些不同呢？

　　魏加宁：我感觉过去几年调控措施，总的来看有点儿过于温和，像温水煮青蛙。本来调控力度大一点儿，投资者一看有风险就自动撤出去了，但是每次一点点，看似稳妥，但使得投资者反而觉得没什么风险了。所以，出现了刚才说的情况，你调控你的，我投我的，每次调控政策出台都被认为是“利空出尽就是利好”，把政策做反向解读。所以调控的方式也很重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地方政府、企业和投资者行为的影响会完全不同。

　　左小蕾：我们以前靠投资拉动经济，其实很多是没有效率的，效率比日本要差十倍，这样的投资是不可持续。我估计在投资方面应该有结构性的调整，而且非常有必要。如果不做调整，现在经济增长也未必是真实有效率的经济增长。

　　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就应该是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政府要强化公共职能，不要在竞争领域投资，要想办法鼓励竞争性行业里的企业自己投资决策，这样的经济体系的秩序，才是真正的市场结构。政府对太多投融资行为进行了干预，包括定价权等不利于市场经济真正秩序的形成，竞争体系的完善，所以，投资中最重要的是结构的调整。

　　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来看，今年经济过热的风险更大一些。一换届，各级政府做的事情都是在往上拱，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实际上真正调控的措施并不多，而且往上拱的力量仍然很大的原因。比如说央行发了货币紧缩信号，但企业层面收缩投资、调整计划的好像不多。从现在各种问卷调查，实际调研反馈回来的都是这种现象。所以，防止再进一步过热，明年、后年怎么样的增速取决于现在的措施，如果是放任就是过热，就要考虑硬着陆，就有风险的情况。

　　三、今年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

　　主持人：过去的一年中很多人谈到的是中国经济过热的问题。中国经济是否过热，应该用什么来衡量？

　　魏加宁：一种看法认为，经济增长速度是否适度应该用潜在增长水平来衡量。潜在增长水平以前公认是8%~9%，最近社科院金融所重新测算了一下，他们认为现在的潜在增长水平应当在9.5%~10.7%之间，比原来公认的水平有所提高。即使这样，现在的增长速度也还是超过了这个新测算的潜在增长水平。简而言之，我是这么看增长速度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连续四年在10%以上，2007年11%以上肯定没问题。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中有过几次经济过热，但连续五年在10%以上的情况只有1992~1996年期间，从经济过热到软着陆，但那一次是逐年降低的。

　　1992年~1996年的GDP分别是14.2%、14.0%、13.1%、10.9%、10.0%，是逐年下降的，而2004年~2007年是逐年提高的，分别是10.0%、10.1%、10.4%、11.1%，今年肯定要高于11.1%了，社科院的报告是11.6%。从2004年以来，政府一直试图控制这个速度，每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增长速度部分都是向下指导两三个点，尽管如此，但经济增长率依然还是在逐年提高的，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左小蕾：现在有一种观点是认为中国经济应该放缓，我觉得应该关心的是增长速度是否合适而不是放缓的问题。增长速度合不合适，增长的数字应该是两位数还是一位数，是随着国家经济体的发展在变化的。

　　我相信中国一定会在2010年或者2015年的时候，经济会调到7%~8%左右的增长水平，也就是很正常的范围。永远是11%的增长，这是不可能的。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要达到最合适的增长水平是需要调整的，这也是经济规律。

　　说到中国目前增长速度是不是过快、偏热的问题怎么判断呢？短期来说通货膨胀是最典型的判断增长是不是过热和过快的信号。通货膨胀水平高还是低不能孤立的看，最重要的是增长趋势是很重要的判断标准，因为它在不断地涨，我认为趋势是建立通胀预期的过程中，所以就意味着经济的增长是在向偏热、过热转化，这是一个信号。

　　史建平：判断中国经济是否过热、或者是否在适度的增长区间里面，还要考虑现实问题。中国处在发展中国家，没有速度不好办。比如说就业、结构调整的问题等。我主要研究银行业，就拿银行来讲，如果经济要掉到7%、8%以下的话，银行一大堆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而在发展中，很多东西掩盖起来了，或者在发展中能解决，一旦停下来，一批企业就会停掉或者破产，那银行的呆坏账可能马上要增加。尤其现在银行透明度越来越高了，有的已经成为上市公司，如果突然之间银行的不良资产大幅增加，会对投资者的信心带来冲击，可能会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

　　四、此轮调控中银行会有什么变化？

　　主持人：当经济泡沫产生时，对资产价格起到助推作用的时候是银行，但泡沫破裂时，第一个受害者的也是银行，这种情况在股市和楼市里最明显。在这一轮调控里面，银行本身的机制或者作用会不会有一些实质性的改变？

　　魏加宁：2006年我们和信达公司做了一个课题，研究泡沫经济跟不良资产的关系，实际上在泡沫经济形成的过程中，银行往往起到助推作用。泡沫一旦破灭以后，最大的受害者也是银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值得高度的重视。现在很大程度上房地产价格往上走，从需求上是银行在支撑；从供给上也靠银行在支撑，两头都是有银行在向上托。

　　中国现在一些银行的房地产信贷的增长速度和比重都超过了日本泡沫经济时期。因此，一旦房地产市场发生大的变化，首先倒霉的恐怕还是银行。

　　左小蕾：其实现在银行的机制还是不灵活。比如今年投资的压力可能就来自于政府换届，而银行体系由于涉及到利差的问题，每年上半年大幅新增的贷款就会反弹，因为银行是靠放贷获利的。如果说宏观环境偏紧，银行马上调整信贷结构，并且用利率来调整贷款风险，重新定价可能就会好很多，这样也能适应大环境的变化，而找到新的发展方式。问题是现在的银行系统根本做不到。

　　史建平：今年调控能不能成功，银行很关键。如果真能起作用了，那就说明现在的银行就是真正市场化意义的银行了。对于银行来说，这几年又是引资、股改、上市，也有外国董事进来了，但毕竟股权还是高度集中在财政部手里面，真正公司治理能不能有效还有待检验。另外，我感觉到，前些年的宏观调控包括风险提示，好像银行本身就有一种抵触的冲动，银监会硬让银行压缩货款额度，而并不是银行自身根据风险考虑来适当调整贷款投放，银监会也没有从风险方面考虑压缩贷款可能会出现的新问题。

　　五、从偏快转向过热的可能性有多大？

　　主持人：如果说银行在资产价格上涨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那么今年的货币从紧、宏观调控政策，我们的经济增长可能放缓还是有进一步过热的可能性？

　　魏加宁：看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要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出口，第二投资，第三消费。影响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主要就是美国次级债危机，这个事情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继续蔓延，发展比较严重会影响到美国经济，甚至影响到世界经济，会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需求。另外一方面，如果美元继续贬值会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但是，前不久我接待一个美国学者，他认为目前次级债的影响有限，现在主要是心理因素在起作用，所以他认为对美国经济明年影响不会太大。总之从外需来看不确定性很强。而从投资方面来看，前面提到过，应该会有一种比较强劲的需求。

　　第三个因素就是消费，这几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较快，包括公务员调工资等都是刺激消费的因素。再就是高度重视民生的舆论氛围下，消费需求肯定也是往上走的态势。还有一个奥运效应已进入冲刺阶段，投资将会收尾，将进入消费阶段。总之，这几大块儿来看，除了第一块儿有不确定性以外，国内从内需、投资和消费都是往上走的态势。

　　这三大因素综合考虑恐怕是往上拱的因素，正面的因素大于负面的因素，所以中国经济从偏快转向过热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很赞成最近中央经济会议提出来的，要防止经济从偏快转向过热的提法。

　　左小蕾：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有一个增长底线。如果说中国经济放缓，那么放缓到什么程度呢？从11%放慢到10%根本不是问题，这是我们需要的。因为从持续发展的意义上来讲，不管是浪费型、粗放型、投资推动型都不利于长期持续发展。如果放慢速度放慢到8%以下，就是两会制定的底线这就有问题。因为每一个经济体，或者每一个发展阶段都要有一个保证整个经济正常运行的底线。就要用增长水平保障就业水平，人们的一般标准生活都能正常维持。

　　就目前中国经济而言不能用放缓来形容，合适的增长水平这种提法更有道理、更理性、更平和一些。总说中国经济要放缓，如果从11.5%、11.6%放缓到10%没有任何关系，很可能使我们的经济增长更平稳，或者我们质量更高。因为我们节能减排、绿色GDP，还有增长模式，从投资到消费的转化等都会影响到经济的放缓。为什么会降下来？因为这中间有很多结构性的调整在里面，使我们有一个合适的增长水平。

　　史建平：今年经济增长到底应该多少合适，这没有一个确定的指数。是在11%合适还是10%合适，我觉得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周期，今年高明年可能往下调一调，或者明年更高一点也没什么，关键是看经济运行当中各项指标能不能比较平稳，比较正常。比方说物价可以在承受的范围之内，房价大家也比较满意，股价也比较合适，就业相对充分，这个增长率就是合适的，所以没必要刻意追求某一个量化指标。但是作为理论工作者去研究一下，大概保持什么样的水平，什么样的区间比较适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状态。等到经济出现非理性过热、非理性过于萧条时，或者有一些预警信号的时候，政府就要采取一些措施，政府的职能就是熨平这种波动的波纹，尽量减少波幅，因为这种波动确实给经济，给社会带来很大的震荡和损失。实际上中国的中央银行调控水平也在逐步提高，跟十年前比提高的很多，央行的手段逐渐也多了，灵活性也很强，完全有能力把控好这个局势。

　　六、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会有改变吗？

　　主持人：这一轮宏观经济调控中，中央再次提出“调整经济结构，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提法已经提过多次了，但是收效并不显著。这一次能有所改变吗？

　　左小蕾：我们现在所说的结构调整不到位，包括这个层面的意思。经济结构的调整跟宏观环境的大变化永远都很大的距离，甚至反向的在博弈。包括地方政府都有这个问题，每年都在调控，你看地方政府GDP增长业绩评价体系，仍然对他起着约束，那是主要约束。所以，地方政府有时候不按中央的政策执行，越调控，越要增长，就是卖土地也要推动经济增长。

　　今年宏观调控就是防通胀，防过热，是以宏观指标为主，所以调控的工具就是宏观政策，强调的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然后，有一些微观上的问题，结构调整的问题也相应提出来，这个模式的转移，某种意义上也使宏观政策能够达到目的，达到效果，而不是宏观政策本身能解决这个问题，是主动的出手解决这个问题。

　　魏加宁：以前有一个词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现在改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就一直在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一直效果不大。为什么？我觉得很重要的因素还是体制上，包括刚才说到政绩考核的体制、财税体制、甚至包括金融体制，这些体制问题不解决的话，转变只能是一个口号，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要在体制上想办法，下决心要动真格的，否则宏观调控就成了政府主导上去，又主导下来。等于政府左手往上推，右手往下压，自己在和自己较劲。再一个是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较劲，实际上都是体制在作祟。

　　还有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按现在的理论，国有企业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但有一个现象，现在哪一领域挣钱多哪里就有国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改革究竟成不成功也要打问号。国有企业怎么挣的钱，一个是依赖市场景气好，再一个是靠垄断。这里面又涉及到比较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按现在的说法叫做“国有资本要收缩到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实际上是国有企业收缩到重点领域和命脉部门。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发展民营企业？因为国有企业效率不高。把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都收缩到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讲，国民经济究竟是更安全了还是更不安全了？

　　打一个比方，一个人膀大腰圆，四肢非常发达，但是他的关键部位比如说心脏有问题，效率不高，血液流不过去，你说他的竞争力更强呢，还是更弱呢？所以，我觉得这个理论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准确的说，国有企业应当是收缩到公益事业领域。按说房地产领域不应当是国有企业干的事情，但是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应该是由国有企业主要是地方政府组建的“国有企业”来干的，但不是为了赚钱。这些理论问题不解决的话，发展方式就老是转不过来。其实，政府的转型很重要，政府不转型，就没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七、资本流动性过剩是否依旧？

　　主持人：在今年实施的宏观政策以及货币从紧政策下，对资本流动过剩问题是否会起到扼制作用呢？

　　左小蕾：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改变，我觉得有很多问题。一个是国外的问题，因为中国是开放经济，目前的不平衡，比如通货膨胀、过度投资、经济过热都跟钱多了有关系。这个钱多了，很大一部分是从流动性过剩输入进来造成的。

　　这个形势一定判断清楚，有些问题不是中国人自己能解决的，就像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全球流动，最后流到欧洲比流到中国的更多，欧元升值的更厉害，钱流到欧洲也流到中国、流到印度、流到泰国。泰国宣布资本管制，因为泰国无法承受，而且这波热钱全是证券投资，不是直接投资。这种证券投资不是引导过去的，这就是样赚钱的模式，热钱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情，推高资产价格。不仅仅是泰国，印度也一样受不了，也推行资本管制。中国靠人民币升值就能遏制热钱进来吗？不能的。因为这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所谓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是不可交割的，根本就不需要人民币，交割都是用美元，差价都是用美元交割。经济学的理论就是国际贸易进出口的需求决定你的均衡汇率。现在整个是投资性资本的需求，推高预期决定了均衡汇率。现在是美元本位，所有的定价跟美元挂钩的资产价格就都升起来了。所以，石油开始涨价、黄金涨价，全球所有的金融体系跟钱有关系的体系钱都多了，开始全球流动。

　　史建平：我担心一个问题是资本流动。实际上我们现在说的外汇储备增加很多，很多都是假的。有人测算过，说将近1/3是虚假的，不是贸易收入，而是游资进来的热钱。似乎我们外汇管理当中，对出去的外汇管理有点儿办法，但是对进来的外汇管理没有什么办法。所以，我担心以后国际上的热钱会不会大规模进来。虽然贸易顺差减少了，或者保持比较低的增长水平，但是热钱进来后资产价格就要涨了，目前的房价和股价都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现在，市场基本达成的共识就是存在泡沫，如果泡沫达到了一定程度，而政府也没有好的举措时，可能就要采取非常措施，这是我比较担心的。

　　八、货币从紧政策将产生什么影响？

　　主持人：按目前的这种态势来看，货币从紧政策对银行、企业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如果没有很好的规则支撑货币从紧，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魏加宁：从日本的教训来看，当年执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压得非常低，所以导致了泡沫经济形成。因此货币政策这个结论大家基本上是共识。但是有一个问题现在没有形成共识，或者说还需要讨论，就是日本的财政政策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看到过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当年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日本泡沫的形成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史建平：现在这种态势下，会不会造成今年全面的通货膨胀，把其他物价都带起来呢？应该采取怎样的有效措施？我觉得全面从紧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现在货币政策从紧，从总的盘子来看，信贷各方面可能会收紧，但是收紧以后我觉得可能会带来很多别的问题，因为这两年流动性很强，银行业也在治理流动性的问题。而流动性有一个总量的问题，总量上面似乎流动性比较多，但是具体分析一下，里面有一个结构性矛盾。

　　比方说部门之间流动性不一样，地区之间流动性不一样，企业之间流动性不一样，大的上市公司、国有大中型企业，可以从各种渠道获得资金，但是一些中小企业找不到资金，流动性不均衡。如果总量一抽，不进行有效地结构调整的话，我觉得今年经济不让它下来也会下来。如果今年银根全面抽紧的话，该紧的没紧，不该紧的反而紧了，带来的后果反而会出人意料的会把资金拉下来，所以我觉得关键还是看采取什么样的游戏规则来支持从紧的政策。

　　九、经济泡沫是否会破裂？

　　主持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有没有泡沫存在？如果有泡沫的话，应该在什么样的时机刺破从而不会对经济秩序产生危害呢？现在有人说“政府不应主动刺破泡沫？”

　　魏加宁：如果准备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首先能不能紧到位是一个问题。其次如果真的能从紧到位，已有的资产泡沫有可能现在就破。我们在讨论各国泡沫经济的案例时发现，只要是泡沫早晚都是要破的，这是第一； 第二，相对来说，破的越早损失越小，越破的晚损失越大；第三，重要的是泡沫起来时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重要，尤其是货币政策、利率政策非常重要。一旦泡沫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宏观经济政策就会面临两难选择：力度小了作用不大，热钱进入资本市场打个滚儿出来利润就翻几番，进房地产市场再出来也翻几番，而中央银行调的那点儿利率就显得微乎其微了。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紧缩的力度大了，又有可能挑破泡沫，形成大的震荡，变成硬着陆。为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最重要的还是要提前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左小蕾：主要看用什么样的手段刺破泡沫，可能以后货币政策、行政调控比较多一点，我认为行政调控一定会要用，但是我相信货币政策市场化的工具，比方说利率、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等以后也要用。银行目前50%的贷款都是在房地产上贷款，这个利率调到一定程度，坏账就会出来了，就会起到推动银行坏账的作用。如果这个情况很严重，就有可能会造成银行挟贷款来左右政策，这个就很危险，就会将泡沫推的更高。

　　十、外贸顺差能否逆转？

　　主持人：在一系列的政策出台后，今年的贸易顺差是否会减弱？

　　左小蕾：日本人的教训是：日元过度升值都没有解决贸易顺差的问题。中国人能解决得了吗？能解决热钱流入的问题吗？前几年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发了大量的货币，2006年2/3的货币是结汇进来的，所以很大流量的货币就跟外汇有关系。所以，弄得不好，汇率大幅升值的货币政策导致的不是紧缩的货币政策，而是宽松的货币政策，相反的效果完全有可能。中国外贸顺差大幅的提升和外汇储备大幅度升起来，是在2005年开始的，2004年之前才2%的外贸顺差。欧元2005年开始升值，日元很多年是零利率都在放贷，这种滞后的效应在这里体现出来，这个东西不能说是一种巧合。中国的外贸顺差中，进进出出的虚假贸易，或者赌人民币升值的资本，热钱流入很多，所以造成了外贸顺差。

　　史建平：从投资、消费、出口来看，我认为今年的出口势头不会减弱。虽然人民币升值，美元在贬值，造成我们对美国的出口可能会降低，但是对其他国家不会降低，其实能抵消掉。另外还有两架马车，其实我们现在的消费相对弱，中国的主要消费市场农村、中西部市场还没有真正启动，而这个市场以后可能会推动中国经济增长50年。现在中国消费主要还是在东部和主要中心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