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高度看中国并购市场发展趋势

　　从历史的高度看中国并购市场的发展趋势

　　——访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王巍

　　本刊记者　刘　钊

　　记者：首先请王会长简要介绍一下中国并购市场的发展脉络？

　　王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真正意义上的并购在中国出现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好好总结一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从清朝开始就有关于公司转卖交易的规定。上个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个并购的高潮，在上海、天津等地，兴起了股票市场交易，并出现换股并购等现代并购方式，这一阶段的并购属于初级形态的市场化并购。新中国成立后，围绕着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并购，在城市主要是表现为公私合营，在农村进行集体化和公社化。这些并购活动不是以市场行为为基础，而是以计划性、军事化为特征的。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年代，我们谈条块管理，地方之间进行各种财产的过渡，这种过渡实际上就是一种并购，只是当时是依靠行政权力，通过管理权限来进行的划转，被称做关停并转。

　　从2002年开始，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中国开始了真正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并购时代。因此，我把2002年称为中国并购元年。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自2002年开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有利于造就中国真正的并购主体。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市场进入门槛变低，不仅使大的跨国公司更加关注中国，而且使境外中小企业(两三亿美元之规模)也可登堂入室。这无疑将成为驰骋国内并购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面对外资并购的汹涌之势，国内民营企业也频频出手，参与国有资产的重组，以机制和市场经验换取控制权和利益成为民营企业的主攻方向。国有企业也加快了重组步伐，管理者收购和员工持股也成为推动国企并购交易的内在动力。其次是因为，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国内商业规则与国际接轨，各类并购主体渐露市场竞争本色，交易增值成为商业社会的共识。证券交易所、各地准柜台交易、资产竞拍、在线私募、风险投资等等工具已成为资本交易的多元方式。资产证券化、高收益债券、管理者收购等金融工具迅速进入市场，企业交易大行其道。再次是因为，中国产生出了一大批并购英雄。他们的操作舞台从流通领域延伸到制造业升级到资本市场的各个角落。正是从这些意义上讲，中国并购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当前，我国并购市场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新特征。随着中国外汇储备屡创新高，流动性过剩和跨国资本流动加速引起的并购规模空前巨大，外资并购风起云涌，无论是交易金额，还是发生数量，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中国企业也加大了“走出去”的步伐，西方发达国家并购中国企业为主的割据，也开始转为双向互动式的并购浪潮。中国企业的并购范围不断扩大：从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从实业到资本，从

能源资源到高新技术，从传统行业到金融行业等等。

　　记者：对照国际发达国家的并购历史，您认为应该如何评价中国并购市场的发展？

　　王巍：首先，应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并购。我们需要参照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历史，我们不可能忽视历史。比较中西并购的差异，先要确立一个观察的参照体系。并购是舶来品，正本清源方可借鉴洋务。过去一个世纪里，西方的五次并购高潮次第展开，泾渭分明。第一个阶段，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以“合并同类项”为特征的横向并购在规模与效率的基础上孕育出了大批真正的现代产业；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以整合上下游为手段的纵向并购在形成垄断与寡头的前提下完成了融通各个产业集群的市场关联，如此，所谓的现代宏观经济才有了运行平台；第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企业家管理能力为中心启动的多元并购将不同产业、不同产品构成的企业财团推到极致，为发掘企业内在价值而产生下一波重组浪潮准备了前提；第四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投资银行家为主导的融资并购建立了一套杠杆收购与高收益证券互动的产业洗牌机制，以适应新产业结构和企业形态的升级；第五个阶段，目前仍在继续，是以战略并购为主要特征，在全球的舞台上重新配置生产要素，使全球资源、全球制造、全球市场、全球资本和全球管理等统统得到整合。中国国情比较特殊，西方发达市场在一百多年中经历了五个并购阶段，我们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要把人家五个不同年代的并购阶段浓缩在一个阶段里发展，这种急剧浓缩导致中国并购市场的特殊性。总的看来，中国的并购是三十年代的基础，六十年代的手法和九十年代的眼光。这个特殊性有可能促成一个伟大事业，产生出伟大企业家，但是同时也会使我们面临很大的危机。

　　其次，中国的并购与西方的并购差异巨大，可以互相比照，但不必亦步亦趋。很多规则要打破，我们是可以超越历史的。中国目前进行的是体制性创新，这相比于西方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能够创造出更巨大的生产力。而且中国人特别善于学习，并在学习上的基础上再进行创新。因此，中国的并购手段有可能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

　　记者：您刚才谈到，中国企业加大海外并购是当前中国并购的一个明显特征。最近一段时期,中国企业在海外也有很多大的动作，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请问您对此是怎样看待的？

　　王巍：近几年，联想并购IBM的PC部门，还有最近海尔、中海油的收购，以及中国电信收购巴基斯坦电信等一系列并购，使中国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步伐加快，会对中国企业有很大的影响。

　　第一，市场磨合会加剧。现在中国通过并购的手段，直接与国际对接，与外资企业进入同一阶段、在同一价值链上对抗。这就不是衔接的关系，而是抢饭碗了! 现在是直接的商业利益对抗，这是我们所不熟悉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没有遇到太多的反倾销、产品技术标准、反垄断等方面的冲突，这些我们不熟悉。这是企业相对进入高端市场才会遇到的。我们必须高度关注这些问题。

　　第二，上述冲突会影响我们企业制度建设。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正在逐渐转向市场。这种转型可以说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根本没有转型，仍然代表国家。在这种状况下，上述冲突会改变企业的性质，比如管理层改造、换股等。中海油的独立董事之争，就有很多波折。海外并购进而在国际竞争中发生企业转型会深刻改变中国的企业制度。

　　第三，会对

中国经济制度产生影响。由于并购增多，企业磨合增多，从而要求中国政府组织市场的方式也必须改变。但是这样一来，例如宏观金融政策还起不起作用?

宏观调控对在并购中走向国际化的企业是否仍然有效?政府怎样尊重市场?能不能从市场统治变为市场管制?我认为，海外并购一定会给中国的竞争方式、企业制度、经济制度带来很大的变化。

　　但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有一种来自发达国家的思潮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多年来，西方已经习惯于由他们来支配世界资源，支配生产流程，支配价值链。近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企业开始主动地参与国际资源的再配置，打破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并购的模式和熟悉的国际经济秩序。因此，他们本能地感到不理解，感到恐惧，形成了排斥情绪。此外，中国现在的并购主要是资源并购(矿山、油田、林场等)、品牌并购(汤普森、IBM等)、渠道(销售)并购等，而且由于这些公司多多少少有国家背景，如中海油是国有企业，甚至海尔、联想等企业，西方国家也认为它们有国有经济的背景(相联系的企业)，如这些企业的融资渠道基本是国有银行的贷款，在西方看来，这不是按照市场的价格来计算成本的，甚至是不计成本的。因此，西方的主流意识认为，这些收购除了商业意义外，更多有一些政治意义，他们认为这也许是中国政府的战略性收购。这也是导致西方对中国收购非常敏感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中国国内情况分析，国内企业收购进行宣传经常表现出一种使命感，如为国争光、改善国家战略地位，等等，这也导致西方对中国企业收购敏感化。这些动向需要引起我们注意。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那就是中国企业乃至中国经济的发展总体形势是否已经到了大规模进行海外并购的阶段?我的看法是，还远远谈不上。目前，还只是个别收购时间，象征意义更多，还谈不上新阶段。大量并购仍在中国本土。

　　记者：金融业的并购是当今国际并购的一个重要趋势。请问您认为并购市场的发展对中国金融业改革会带来哪些影响？

　　王巍：全球的融资制度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加入到中国资本市场的洗牌过程中。近年来，全球资本力量不仅将中国最好的企业安排到国际市场上市，连中期的私募资本、早期的创业资本都涌入中国境内安营扎寨。针对中国产业整合的并购融资已经在全球市场上全面展开，大量的出身于中国的海外金融高手正在为全球投资者收购中国最好的企业。在上述几个环境压力加上中国经济强大的内在融资冲动，使得长期压抑的金融市场和融资制度不得不有所回应。近年来的银行股权开放，公司债券放行，产业基金提倡，特别是对私募股权基金的宽容和重视，中国金融监管高层的理念已经与全球对接。

　　可以理解，中国的金融制度改革具有强烈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色彩。一谈到金融改革，大家本能地更关注宏观调控的方式，如银行管理体制、利率控制方式、股权产权、外汇储备等与企业融资相距甚远的东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里，人们也谈金融制度改革，被称为“金融自由化”。但这个改革的内容却更与企业语言密切相关。但实际上，金融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稀缺的金融资源有效地引导到最有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群体中。融资途径和融资成本成为最核心的考量金融改革效果的两个指标。一个国家的中小企业群体是国家经济持续成长的基础，是创造最大就业机会、保持增长能力、维持创新能力、支撑大企业大产业的真正基础。能否为中小企业建立通畅的融资途径，能否以最低的成本融资，这是所有国家金融制度最关注的事情。

　　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旧体制下长期形成的大一统的金融体系已经不适应建立市场经济的需要。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需要有一个高效、迅速的金融体系来配置社会的资金资源。并购是金融的一种，是金融的强力表达形式。因此，并购市场的发展能够改造整个中国金融体系。国有商业银行的分立、股份制银行的设立、资本市场的发展及保险体系的完善都是旨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业内业务重组。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金融业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国金融业的冲击,必须依靠并购重组在短期内塑造能与外国抗衡的强大金融业组织机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