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中国经济成长的烦恼

　　□傅勇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发展，中国正迎来一个关键时期。中国经济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显然，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就不会遇到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资产价格膨胀等问题，甚至也不会有环境问题。因此，有经济学家称之为“成长的烦恼”。

　　风物长宜放眼量。如果把中国当前的问题放在一个更宽广的经济增长史背景下加以审视，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至今，在很大程度上正处于由少年向青年转变的关口。要成功应对中国经济成长的烦恼，同样需要立足长远，着眼于大局，全面提升经济治理水平，而这要求我们建立一个科学而综合的社会经济治理体系。

　　首先，在本币升值过程中，货币政策应保持在紧缩通道中运行。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引致的本币升值，是新兴市场国家跨入新的发展阶段需要谨慎处理的问题。本币升值过程的流动性输入通常会对国内的一般物价尤其是资产价格造成压力。然而，由于货币政策的施行理念不同，不同国家的资产价格扩张的程度有很大区别。

　　日本和德国是经常被引为经验教训的正反两个例子。根据国际清算银行计算的综合资产价格指数(扣除一般物价上涨)，日本在1970-1985年期间取几何平均的年资产价格涨幅大约为2.1%，1985-1989年期间大约为17%；联邦德国(西德)在1971-1985年期间年资产价格涨幅大约为1.5%，1985-1991年期间大约为3.8%。在升值背景下的资产价格表现上，两国的转型绩效拉开差距，并对两国未来20年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

　　日、德两国的

汇率史显示，升值本身并不一定会造成资产价格膨胀，并致使经济长期踌躇不前。一个猜想是，与本币升值相伴随的货币政策区别可能是两国升值结果迥异的重要原因。为了继续维持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日元在升值的同时，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德国则把马克升值放在一个适度偏紧的货币环境中进行，资产价格膨胀从而得到抑制。实践显示，偏紧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经济向更高的均衡发展路径过渡。

　　在这方面，对中国应有借鉴作用。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在回收流动性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离目标水平还有差距。全年CPI可能达到4.5%，资产部门的状况也不容乐观。这种状况的背景是，实际利率仍为负，而信贷规模增速过快，今年以来M2的同比增长率已超15%。鉴于上述经验，货币政策有必要进一步向德国模式靠拢。

　　其次，在货币政策从总量上控制流动性的同时，财政政策应在引导流动性合理分布上起到更大的作用。目前的结构性物价上涨尤其是资产价格高涨是流动性过度向局部领域倾斜的结果。对此，财政政策应该发挥相对灵活的结构调整。一方面，为重新引导流动性的合理分布，财税政策应增加资产转手环节的税收。一些类似托宾税的税制有助于增加投机的成本，减少流动性推高资产价格的激励。另一方面，财政可以将集中起来的流动性，增加对低收入阶层、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改革医疗教育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流动性向这些不均衡的领域引导不会对股市和大城市的

房地产市场造成直接压力，而夯实社会福利体系也是应对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挑战的题中应有之义。

　　最后，应将扩大增量投资渠道、丰富金融工具摆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美国的经验是，在次贷危机之前，每年流入将近万亿美元、资本项目下总债务3.5万亿美元以上、并且M2/GDP值稳步增加，正是得益于债券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吸收了大量的流动性，美国才没有出现明显的股市泡沫。这意味着，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展金融创新有利于分散流动性集中的风险。

　　要成功应对

中国经济“成长的烦恼”，应建立一个科学的综合性的社会经济治理体系。这一体系的建设可从三个方面入手：在本币升值过程中，货币政策应保持在紧缩通道中运行；在货币政策进行总量控制的同时，财政政策应引导流动性合理分布；将扩大投资渠道、丰富金融工具摆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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