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流动性过剩贸易失衡的关键是扩大内需

　　记者 黄丽珠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大势所趋，任何一个志在发展的国家都无法置身其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正是中国积极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国民经济长期健康、快速发展的重大步骤。但是，经济全球化并非一片坦途，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和不协调影响到世界的稳定和人类的生存。因此，世界各国必须加强合作与协商，共同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实现世界经济的和谐永续发展。日前在京召开的“全球贸易发展论坛暨第六届世贸组织学术年会”上，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就“在发展中寻求全球贸易平衡”发表主旨演讲。本届年会的主题为“应对全球贸易不平衡：合作与发展”。而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的贸易不平衡与人民币汇率改革、后世贸时代中国的税制改革及国际贸易、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与协调等议题成为本届论坛普遍关注的焦点。

　　□ 扩大内需是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重要手段

　　自从2001年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以来，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显著提升，被广泛认为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之一。但是，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特别是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影响下，国际贸易不平衡问题进一步显现。对此，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提出了“在发展中寻求全球贸易平衡”的观点。

　　龙永图认为，中国日益扩大的贸易顺差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主要是

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互动产生了新的复杂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了中国国际贸易顺差的增长。他提出的解决之道是：首先是扩大内需。目前内需不足主要表现在我国城市中低收入者、广大农村的农民兄弟收入水平太低，我国的卫生、医疗、教育、环境保护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严重滞后。因此，扩大内需，真正使中国的普通百姓富起来，才是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重要手段。

　　其次，绝对不能刻意地控制甚至减少出口。为了中国的就业和税收，只要是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的产品，我们还是要努力地扩大出口，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一个市场放弃很容易，而要恢复很难。中国以往的出口量非常大，但利润率比较低，要花大力气扩大那些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出口，中国目前已经具备了增加高端产品出口的重要条件，空间非常大。

　　第三，从现在起，中国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重点应该逐步转移到怎样增加进口、改善进口结构上来。这是一个重大的观念改变。从国际贸易理论来讲，国际贸易真正的赢家是进口方。美国之所以长期在国际贸易领域中拥有霸主地位，就是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买主。为了迅速提高产业升级，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我们必须进一步大量购买国外先进技术、专利，这样才能使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才能使我国真正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优先地位。另外，一个大的进口国不会惧怕贸易摩擦，因为贸易摩擦所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国家，面对一个进口大国是无能为力的。

　　□ 国际贸易失衡与我国汇率政策调整

　　我国从1994年以后一直保持贸易顺差，且规模呈上升趋势。2006年达1770亿美元。这种贸易不平衡是内外两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应采取不同的政策加以解决。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杨圣明认为，中国除对美保持贸易顺差外，对其他贸易伙伴总体上还处于贸易逆差的境地。可见，所谓解决中国的贸易不平衡，就是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而这个问题是由于美国对华实施的出口管制政策、武器禁运政策和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政策造成的。如果美国取消对华实施的这些歧视性政策，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将迎刃而解。

　　就中国而言：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由人力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低催生的人民币币值低造成的。如果改“四低”为“四高”政策，中国的贸易顺差将立即消失。为此，先解决“三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科学合理利用资源以及治理环境，然后，使人民币逐步升值，才是平息国内外关于

人民币汇率和中国贸易顺差等问题争议，促进国际贸易平衡的有效路径。

　　在实际操作中，杨圣明认为，一定要把人民币汇率的变动置于可控范围，并坚持汇率问题的自主性和渐进性。首先，要加强外汇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做市商制度，进一步改革外汇交易方式，允许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根据询价自主买卖一定量的外汇，对做市商的报价实施一定的约束，逐步改变中国人民银行被动买入的局面。同时，应完善基准汇率的生成方式。人民银行应尽量减少被动入市干预，转向货币操作、掉期业务以及放宽银行外汇头寸限制等。其次，积极稳妥推进相关配套改革，进一步释放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重点是加快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同时适当放宽资本流出管制，力争实现跨境资本的双向对称流动。

　　□ 后世贸时期的税制改革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实现人均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而且这一人均GDP翻两番目标是在优化结构、降低能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提出的。可见，未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更注重优化结构、更多地关注环保。服从于经济发展目标我国的税制改革必将提速。

　　在论坛上就税制改革，专家比较一致的观点是：第一，统一税制，为市场主体提供全面的国民待遇。需要确立产业优惠为主的政策取向。扶持弱势产业、弱势群体和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积极推进企业的自主创新，并鼓励环保及城乡统筹发展。与此同时，需要统一城乡税制。第二，建立和完善生态税制和资源税制，促进可持续发展。调整和完善现行流转税、所得税制度中有关环保的税收政策，充分体现生态和环保的政策导向。要抓紧研究并尽快开征生态保护税或环境保护税。在税制建设方面，主要是根据国家资源保护的需要，积极拓宽资源税税基，逐步扩大资源税的覆盖范围；调整计税依据，明确资源税的属性，提高税率，充分体现国有资源的价值。第三，改革出口退税制度，积极推进国际税收协调。重点在于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既要考虑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又要考虑国内产业的相对优势和就业需求。出口退税政策的有效实施不仅可以缓解贸易顺差和国际贸易摩擦的压力，而且能够为增值税转型提供有利条件，并扩大国内就业容纳能力。

　　同时，为缓解流动性过剩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应鼓励国内资本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及时调整对外投资税收政策，减轻投资海外的税收负担，降低其投资风险。具体来说，要在避免双重征税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国际税收协调，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税收抵免、税收饶让、延期纳税政策，等等。

　　□ 我国国际贸易中环境成本转移问题不容忽视

　　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国际贸易、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与协调问题日渐突出。一些外商投资于污染密集产业、危险废物的越境转移已经给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危害。同时在国际贸易中还存在一种虚拟形式的污染物转移，即环境成本转移。这种虚拟形式的污染物来源于生产和制造工业产品过程中产生和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成为出口这类产品的环境成本和环境负担。

　　对此，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各工业部门的污染程度不同，产品进出口结构也有很大差异，这使得我国在某些部门存在污染物的净进口，在另一些部门则为净出口。化学工业的净进口帮助中国转移了最多的污染物，而纺织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净出口则给中国带来了最多的污染物负担和成本。他们建议在出口方面：应尽量利用排污收费、环境税收、排污许可证交易、押金、环境损害责任保险等经济手段实现出口产品环境成本的内部化。适当提高出口产品的环境标准，加强我国在高标准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适当控制纺织业等污染密集型产业产品的出口规模。同时，政府出台优惠的财税政策促进我国产品出口向技术密集型、清洁密集型的商品结构转变。

　　在进口方面：应大力鼓励初级产品及塑料橡胶加工业、化学工业等污染密集型产业产品的进口，同时加强国内这些行业的环境管理力度，积极推行国际化环境标准。在引进外资的同时，按污染程度设立投资审批制度。另外，应积极引导跨国公司为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服务。应要求跨国公司采取母国的环境标准，提交年度环保报告，帮助其合资经营伙伴提高环境管理水平，等等。

　　本届年会除了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会外，还特别邀请了联合国贸发会、八国集团、世界银行以及来自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境内外的专家学者。与会者分别就美国贸易逆差的政治经济分析、多哈回合谈判当前面临的僵局以及未来国际贸易体制的前景、东亚经济一体化与美国的贸易逆差、国际金融市场发展与稳定以及服务贸易开放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