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中国税制改革应为低收入群体减负

　　中国税制改革应为低收入群体减负

　　记者独家专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

　　11月5日—7日，由中国民主建国会(以下简称民建)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五届《中国非公有制经济论坛》在重庆召开。该论坛的主要论题之一，是“公平税费负担，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这是继去年全国两会上民建中央提出统一内外税制的提案后，民建整合各级资源，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税费负担情况，再次进行的一次深入探讨。而在此之前，民建中央还专门成立了“非公有制企业的税费负担状况及分析”重点课题调查组，并从2007年5月开始，由民建中央副主席陈明德带队分赴各地调研。

　　此次调研的结果如何？我国现行的税收体制还存在哪些问题？11月6日，信报记者电话连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并就此展开对话。

　　非公经济的现实难题

　　《时代信报》：在公平税费问题上，民建曾做了很长时间的调查。这次论坛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吗？

　　成思危：我们在上次换届之后，在杭州专门召开了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工作会议，决定每年都召开非公经济论坛。每次论坛都有自己的主题———上次论坛是以“市场准入问题”作为主题；这次在重庆举办的论坛是围绕“公平税费”问题展开的。每次论坛，嘉宾演讲都围绕论坛的主题进行。同时，还有“对话”———以前几届，都是我与企业家直接对话；这次是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以及民建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榕明跟企业家对话。

　　《时代信报》：我们注意到，在前几届的非公经济论坛上，民建就市场准入等问题展开讨论。那么，这次论坛为什么选择公平税费这个问题？

　　成思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很多方面，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每年只围绕一个问题，希望通过研究提出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这是长期以来，我们作为参政党的任务。

　　在前几届论坛中，我提到非公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几个问题：市场准入、公平税费、法律维权、民营企业家素质地提高等。这次把“公平税费”作为主题，主要是考虑今年3月16日通过了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新《税法》将从2008年1月1日起实施，围绕这个时机，我们确定此次论坛的主题。

　　同时，从去年开始，民建组织出版《中国非公经济发展年鉴》也是围绕每年论坛主题进行的。去年，《年鉴》主题是“市场准入”，今年年鉴的主题就是“公平税费”。

　　政策落实尚需要过程

　　《时代信报》：在近30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历了从“有益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的深刻转变，经历了从“制度性抑制”到“制度性保障”的转变。如何理解“制度性抑制”和“制度性保障”这两种提法？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现状怎样？

　　成思危：胡锦涛同志在17大报告中已经明确指出：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据税务登记和有关统计数据，至2005年底，中国非公经济(含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户，下同)共计2900多万户。其中，非公有制企业(私营企业)430.1万户，个体经济户2500多万户。至2006年底，非公经济总户数超过3400万户。其中私营企业498.1万户，比上年增加68万户，增长15.8%。2005年非公经济上缴的各种税收收入额占国家税收收入(国家税务总局统计口径)的比重，由2000年的3.3%提高到2005年的8.7%。

　　多年来，非公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比较快，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取得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将来怎么发展非公经济？也是当前所面临的必须研究的问题。从政策来说，《非公经济36条》对非公经济的支持已经非常很明确。但是，政策的落实还需要一个过程。同时，在执行过程中，确实需要解决一些问题。我们论坛也是从这个方面考虑这个问题的。

　　现实存在的观念歧视

　　《时代信报》：在您看来，对于中国的公平税费的调查，民建所得到的结果是否反映中国当前的现实？

　　成思危：多年来，民建在参政议政方面，一直有自己的积累。今年确定“公平税费”为主题后，我们发现，要分析非公有制企业税收的构成全貌，有不少困难。

　　按照目前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统计口径进行的统计：一是有非公有制企业税收的汇总统计，但没有涵盖非公有制企业构成中的部分具体指标及统计；二是非公有制企业流转税收入统计与国民经济分行业的非公有制企业统计，还不够全面。所以，我们调动各个方面的力量，包括民建的专业委员会、各地方组织、会内的会员、企业届的会员等，在各个方面进行调查。

　　我不敢说调查得到的结果全面、深入，但是从起码上说，它是一个真实的情况。

　　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一方面当前经济体制特别在是税费上，对非公有制企业有不公平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们要求非公有制企业本身加强管理。

　　《时代信报》：根据您的观察，解决非公经济遭遇的“公平税费”问题，将面临的制度瓶颈是什么？

　　成思危：这既有观念的问题，也有政策执行的问题。

　　从观念上来说，非公经济企业总让人觉得不太正规。这是多年来我国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造成的影响，多年来这一观念虽有所改变，但是毕竟还是存在。另一方面，政府对非公经济不放心的现象依然存在。比如在贷款的责任问题上，将公有企业与非公有企业相比较———若当双方都赔了后，所追究的责任，公有制企业没有非公有制经济责任大。这就会造成，非公有制经济和银行间的私下交易多一些。

　　从政策的落实来看，平等对待非公企业与国有企业，虽然很多政策内容在《36条》已经明确，但各级政府对政策的理解和执行政策，需要过程。同时，这也涉及到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就是政府职能向服务性政府的转变。当前，政府仍旧是管得多，服务少。政府职能转变后，应该对各种经济企业一视同仁。

　　税改应有制度创新

　　《时代信报》：在您看来，中国税务制度改革，应该依据怎样的路径展开？

　　成思危：这是个复杂的问题。要规范的话，“费”应该变成“税”，税基、税种、税率等方面，都要有一个合理的安排。从当前的局势来看，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正在研究怎么合理配置这方面的问题。

　　我认为，税务改革应该一方面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另一方面，要能够做到公平合理的负担。特别是对低收入群体应该做到减负。比如：中国农业税取消，减轻了7亿农民的负担，已取得很好的效果。这也是税制改革的一个方向。

　　刚才我说到的合理的税基、税率问题，可根据收入不同，减少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对高收入人群可以实行累进税制的办法。

　　《时代信报》：长久以来，税费高企被视为影响中国创业的核心。您如何看待中国“创业难”的问题？

　　成思危：作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必须有创新型人才，必须鼓励创新性人才创业。我所谓创业，并不是指一般的做小买卖，而是科技型的创新人才，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成产品，转化成为生产力，这就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中共在“十六大”就提出了“鼓励创业”的口号，所以我认为国家的支持力度会越来越大。

　　国家已经实行了一些政策，比如说：从政策上支持中小企业的贷款；对非公经济企业税收方面实行的优惠等等。

　　从美国经验来看，有一套值得借鉴的模式，并有专门部门在负责这个事情。创业者在有想法以后，一旦该想法经过评审，政府会给予资金奖励。除此之外，创业者还可以享受优惠贷款。这是我国值得研究的。

　　另一方面，创业本身不仅需要政策环境，还需要创业者自身的素质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这两个方面需要结合起来。

　　从国家鼓励政策方面，还有继续发展的需要，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创业者自身坚韧不拔、不怕失败、顽强拼搏的精神。现实中，成功的创业者都是这样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