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的形势：工资上涨还是劳动力短缺

　　作者：唐茂华

　　最近，关于劳动力短缺、“刘易斯转折”的讨论颇多，其基本观点是中国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时代行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劳动力供给将出现减少，抑或短缺。蔡昉教授称之为“刘易斯转折点”，并预测其将出现在2009年前后。随着劳动力短缺而来的将是工资的上涨以及人口红利的消失，更有甚者担忧，工资提得太高会使产业都转移越南等低工资国家去，由此丧失大量就业机会。这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1)何谓“刘易斯转折点”？它是工资水平的转折还是劳动力供求的转折?(2)工资上涨是洪水猛兽吗？那是否意味着需要刻意压低工资来换取所谓的“比较优势”？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主要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在“起飞”阶段的发展形态，表现为传统部门为现代部门提供“不变制度工资”和“无限供给”的充裕劳动力。但这种状况将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亦即出现“转折”。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现代部门扩张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工资将保持不变，之后经济发展进程将面临第一次转折，工资水平从不变制度工资开始上升。但是他在这里强调了导致这一结果的内生变化和外生变化两种机制。所谓内生变化，就是指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或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乃至短缺，进而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导致工资水平上升。但在实际中，工资上升往往独立于内生因素，而由外生变化引起，如劳动力价格会因某些导致传统部门更加富裕的因素的发生，进而增加供给的机会成本而导致工资率的上升；他们可能有限制资本利润率的伦理观，如也许认为25%的边际利润是合理的，这样他们就会在生产率增加时适当提高工资(见刘易斯：《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一文)。 　　

　　显然，这是同国内学术界的解读存在偏差的。当前，国内学者广泛使用这一术语，其意所指是劳动力供求关系从无限供给转向供不应求，并由此导致工资上涨。但刘易斯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经济摆脱长期“不变制度工资”开始上涨，而且导致这一结果往往是外部因素，而非供给短缺的内部因素。也就是说，工资上涨并非意味着劳动力短缺，相反，工资上涨仍将伴随着劳动力的充裕供给。因此，有概念误读之嫌。　

　　应当说，我国当前“民工荒”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但其背后的原因需要审慎分析。造成劳动力短缺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追溯：(1)随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力度的不断加强，农村税费的大幅下降、粮食价格的提高都提升了农业部门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从而提高了劳动力进入工资经济的机会成本，致使一部分劳动力回流农村，从而减少了劳动力市场的短期供给；(2)从劳动力市场结构来看，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劳动力教育水平和素质的普遍提高，在劳动力细分市场中，表现为“金字塔”结构的整体上移。这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处于金字塔较下端的低技能和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带来工资上涨。事实也确实如此，民工荒伴随着大学生就业难。我国的教育体制培养了大量学历型人才，教育不断深化使学历型人才在市场中供过于求，而技能型人才培养不足，形成技术工人的结构性短缺。因此，当前的“民工荒”更多的是技能人才和低技能人才的结构性短缺，而非劳动力的整体性短缺；(3)从劳动力的特质和对劳动力的典型态度来看，我国劳动力供给正面临代际转换，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市场的主力。由于他们的物质条件相对优越、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他们的就业观念同第一代农民工具有很大的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对于工资偏低、长时间加班、工作条件不好等都能忍耐，但这却对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吸引力，他们对工作条件、工作待遇有更高的要求，劳动力的局部性短缺正反映出他们对于超低工资、差工作条件的无声反抗。调查表明，我国民工工资待遇10年中基本没有大的变动，在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12年来只增长68元人民币；(4)从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来看，刘易斯观察到依据“不变制度工资”理论，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应使工资保持不变，但实际上工资仍然保持上升，而且“城市工资的增长比我们预言的要快得多”(见刘易斯：《再论二元经济》一文)。传统工资制度总是基于劳资对立的分析框架，利益在劳资双方博弈中“此消彼长”。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企业倾向于采取诸如工资分享制、效率工资等手段来激励工人共享企业发展成果，这无疑提高了工资水平。总之，当前中国出现的“民工荒”是短期性、结构性、局部性的，而远非长期性、整体性、全局性的，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工资形成机制上，而非绝对供给的因素。其结果是助推工资的适度上涨，而这正是刘易斯“第一转折”的真实含义，切不可将工资上涨和劳动力全面短缺相等价和混淆。　

　　针对这个第一个转折点，刘易斯如此评论，“达到第一个转折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即是否真正存在一个工资不变的阶段，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为此，刘易斯提出了“第二转折点”的概念，“决定性的转折点并非第一个，而是第二个，正是在这里我们超越边界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谓第二转折点是指劳动需求赶上劳动供给，此时劳动力资源将出现短缺，符合新古典的分析框架。显然，在刘易斯的理解中，中国当前面临的工资上涨的第一次转折并非至关重要，而非当前国内诸多讨论中所视为的“洪水猛兽”——人口红利的结束，比较优势的消失、发展战略的转向等等。应当说，工资增长往往先于劳动力短缺，工资水平的调节使得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是一个渐进而非突变过程，大可不必诚惶诚恐。 　

　　中国将进入一个工资上涨的时间通道，工资上涨无疑会部分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而这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契机。也许有学者担忧由此会带来就业机会减少和失业问题，事实上，工资上涨同时也会带来内需的增长，由此通过产品需求的扩张引致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因此，这种担忧实无必要。而且，坚持农民工就是廉价劳动力和“比较优势”的观点本身就是对农民工的一种文化歧视，更有一种用歧视逻辑来进行制度安排的潜在倾向。将低工资完全等价于所谓的比较优势的传统观点无疑是片面的。

　　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十一五”(2006年—2010年)规划纲要》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预测，2000年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8.6亿人，到2016年将达到峰值10.1亿人。由此，未来五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中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仍难有改观。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仍将主要面临就业问题。促进就业，提高工人工资，让绝大多数人能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仍将是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健康发展、构建社会主义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