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执症下的美国及世界经济

　　编者按：也许是因为长期的驻外记者经历，丁一凡不像一般学者那样“严谨”，而是常常在政治、经济两个领域间纵横捭阖，思想的火花在不经意间迸发。在丁一凡的语境里，美国对所谓“民主”的推崇显然进入了一种偏执的状态，这甚至影响了美国人观察世界的方式。而在他娓娓道来的世界经济变化中，人们力图驾驭经济活动的种种乐此不疲的努力：从紧缩到放松，从放松又到紧缩……何尝不是另一种偏执。也许这个世界真的是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美国步入了“民主神化”误区

　　在和平年代，任何形式的权力都需要某种形式的“民主化”，只是人们对这些程序产生政权的认同程度不同罢了。

　　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发展使得基督教群体与伊斯兰教群体之间的“文明冲突”成为当代最突出的社会问题。

　　《中国经营报》：听说你最近去欧洲搞学术交流及去日本讲学时，都谈到了民主的问题。西方国家经常在民主问题上指责中国，你为什么要选择去碰这个题目呢？

　　丁一凡：美国人似乎陷入了一种“神化民主”的误区，凡事都要以民主为标尺去衡量，民主真的有他们标榜的那么万能吗？民主化真能给世界带来和平吗？正是带着这些困惑，我又重读了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到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希望从中找到答案。

　　美国当政者不遗余力地在世界上推行“民主”，把民主打造成一种“神话”，使人们忽视了民主（即多数投票决定）这种决策方式中存在的一些弱点。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卢梭、孟德斯鸠等思想家就认为，民主制度是一个有局限性的制度。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民主与蛊惑人心只有一步之遥。”中文是方块字，这两个词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但在西方语言里，这两个词都是从希腊语转变过来的，前面的部分是一样的，都是“人民”之义。因此，孟德斯鸠认为，权力互相制约很重要，任何事物（包括民主）都要有度。还应该说明的是，孟德斯鸠本人并不是个民主制度的鼓吹者。现在有些人把权力制衡与民主划等号，并因此追溯到孟德斯鸠，那可以说是历史的误会。

　　美国在神话民主制度时，还忽视了民主的另一个弱点，就是信息不对称。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是，西方某些政党的选举机器屏蔽某些信息、夸大另外一些信息，选民因为信息不对称，糊里糊涂地投票，到后来追悔莫及。所以不应该把“多数化”神圣化。

　　在和平年代，任何形式的权力都需要某种形式的“民主化”，只是人们对这些程序产生政权的认同程度不同罢了。美国的政客们到处指责别人的制度不民主，说人民对这些政权产生的程序认同不够。但最近一些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程序不也是引起了巨大争议吗？即使民众表面上认同某些民主程序，还有所谓“沉默的是大多数”的说法呢。

　　《中国经营报》：历史上，美国似乎也并不一直是扛着“民主”大旗的？

　　丁一凡：对，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民主”是社会主义阵营打的牌，资本主义阵营当时在这一领域只能打防守牌。我们不妨回想一下，美国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支持的那些政权，很多不都是独裁政权吗？从蒋介石政权到南朝鲜、伊朗、拉美，当时当政的都是独裁政权，美国出于利益需要都坚决支持这些独裁政权，并支持这些独裁政权对民主运动的残酷镇压。

　　《中国经营报》：目前国内一些学者主张从宗教、社会思潮角度重新认识美国，承认他们的民主传统，不要动辄拿意识形态去定性美国的外交政策。你对这种研究倾向如何评价？

　　丁一凡：恕我直言，现在不是我们考虑意识形态太多，而是美国考虑意识形态多于我们。我恰恰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为了它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

　　民主里面也确实有某些美国人信仰的成分在。但总的来说，民主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种武器，而不总是一种道德信仰。历史上，美国有几次大力在海外推行民主的经历，包括动用武力。但每次都能看到美国利用推广民主来扩张自己利益的影子。比如，上世纪80年代美国在拉美国家大搞民主化，是因为拉美国家发生了主权债务危机，一些国家还不起债，只好“赖账”。为了向这些国家施加压力，逼着他们还债，美国就鼓动这些国家的街头政治运动，用“民主化”来威胁那些敢于不还账的政权。发动伊拉克战争，在中东推广民主，谁都看得出是为了占领和控制国际能源供给的源头。美国在俄罗斯的家门口东欧中亚等国家鼓吹民主化，明眼人也看得出是为了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但美国这么做的后果却很难保证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历史上，美国曾精心设计了一些战略，但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比如，他们曾支持包括本·拉登在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以抵抗苏联，但最后这些运动却在“9·11”事件中把战火烧到了美国。同样，美国在中东推广民主，结果在巴勒斯坦的民主选举中，最反美的哈马斯上台了。

　　《中国经营报》：布什政府以反恐、推广民主的名义发动伊拉克战争，在美国国内却得到了许多民众的支持，这种“极端民主化”倾向的土壤是什么？

　　丁一凡：从小的背景来说，“9·11”的恐怖袭击给美国人的心理上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阴影，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必须用武力报复这种恐怖行为。美国政府又解释说，在全球推广民主可以动摇专政的根基，从而消除支持恐怖主义的力量。一些美国民众就听信了这种逻辑。从大的背景来说，全球化使人们（包括美国人）陷入了一种迷茫。人们便很容易去求救于同宗文化，去宗教力量那儿找归宿。于是，宗教极端化现象出现在很多国家，美国也不例外。主要表现就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有一些很激进的基督教牧师们在宣讲圣经时，能“巧妙”地把现实和圣经教义放在一起讲，例如打伊拉克战争之前就妖魔化萨达姆，把他同新约里的恶魔联系在一起。而因为法德当时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不赞成打伊拉克，有些美国牧师在宣讲圣经时，就把这些现象与欧洲的非基督教化联系起来，大骂欧洲人已经失去了信仰。

　　这种宗教极端化很容易煽情，并导致选民极端化。这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势力和美国政坛的新保守主义势力互相利用，在选举时就构成了所谓“多数派”。宗教极端化倾向主要出现在美国中西部一些州，号称红州。布什两次选举获胜的票主要来自红州。

　　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发展使得基督教群体与伊斯兰教群体之间的“文明冲突”成为当代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中华文明这支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文明就很难被人简单地以敌人或盟友来概括。比如，美国的许多智库都在探讨冷战后世界的形势与矛盾，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班子就提出了要组建“民主同盟”的建议，希望能像当年凯南提出的“遏制政策” 指导了美国在冷战时对外政策一样，指导美国在冷战后的对外政策。他们认为，这个同盟的宗旨就是团结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国家，孤立那些独裁专制政权。然而，他们的这一建议很难给中国定位，因为他们虽然并不把中国看做民主国家，但明显又想把中国拉进这一民主同盟。那么，他们只好说中国是个负责任的政府，符合民主国家的一些条件。另外一些美国智库做的展望世界2020年或2030年的报告也很难给中国定位，一般都无法把中国归到独裁专制政权一类去，便只好说中国无疑应算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显然，美国的学者与政策制定者都陷进了一种简单的两分法里了，思维上无法摆脱这种定式，就无法找到分析当代世界的钥匙。

　　公司丑闻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

　　中国要认真预防的是当年日本遇到的困境，即为了保持外贸出口的势头，不惜把精力都集中到维持现有的汇率上去，结果牺牲了独立货币政策，最后陷入了泡沫经济的怪圈。

　　《中国经营报》：8月初集中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仍然余波未了。美联储也在9月19日开始降息，招致了舆论界各种评论。你怎么判断这次危机的走势？

　　丁一凡：次级抵押贷款危机，触及到了世界经济的核心——美国金融体系。现在虽然说恐慌已经止住，不至于出现很大的经济衰退，但它的后果还远未结束。美联储为了防止经济衰退，挽救这次陷入危机的美国金融体系，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注入了大量流动资金。这些政策在全球化背景下会对世界经济造成很大影响，包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这次危机与经济全球化有关？

　　丁一凡：对，这些问题还得从经济全球化的源头讲起。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福特制带来的“红利”吃得差不多了，劳动生产率下降，原来年均4%~5%的经济增长率降到了2%甚至零。不少西方国家开始出现滞胀。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西方企业便通过转移生产来降低成本。所以当上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夫人在美国、英国当选执政后，提倡搞经济自由化，放松管制，鼓励生产转移。与此同时，世界银行、各大洲的发展银行等国际组织都在鼓吹“出口导向型”经济。人们认为出口企业能不断获得最新技术，可以不断更新设备。于是参与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全球化逐渐兴旺起来。上世纪90年代，东欧集团的剧变及苏联的解体使二战后建立的两极世界体系瓦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愈演愈烈。

　　全球化意味着生产、贸易、金融全方位的全球化。其中金融全球化带来很多问题。比如，出口导向型经济依靠外来投资与出口贸易，一旦汇率大幅波动，投资者与贸易从事者就无法预计投资、生产与交易的收益，就会影响到整个经济增长的模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了几项措施：加紧资本管制，让人民币的汇率与美元汇率挂钩，等等。因为中国的货币稳定，提供国际贸易的生产设备完善，基础设施条件良好，中国迅速成为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首选基地，中国的外贸出口也不断增长。反观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它们采用了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们达成的“华盛顿共识”里面建议的措施，最主要的是采取了生产资料私有化与金融自由化，结果发展中国家外汇收支一旦有问题，外汇储备无法应付，就会出现汇率投机，然后出现货币危机。接着，金融体系全面危机，生产衰退，原来不错的工业企业因陷入流动性危机而先后被发达国家企业购买。这种模式像瘟疫一样在世界各地不断扩散，从拉美到亚洲再到俄罗斯。

　　在全球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金融投资机构的作用非常明显。进入21世纪之后，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更谨慎了。可钻的空子不多，可投机的机会就少了。在这种情况下，搞跨国宏观投资的人数开始下降。连显赫一时的索罗斯也把精力投向美国市场，搞美国企业股票的“微观投资”。这是一个风向标。

　　《中国经营报》：金融投资机构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活动减少，它们的活动又集中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丁一凡：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大批资本开始回流美国市场，也促成了美国股市的“技术泡沫”。然而，是泡沫总会破灭。2001年，纳斯达克技术股泡沫破了，加上“9·11”袭击，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现在看来，其实最重要的原因不是“9·11”，而是技术泡沫破裂造成的。安然出事了，安达信、世通也出事了。公司丑闻其实并不是孤立的，都和宏观经济背景有关。在泡沫形成时，所有大公司的资产都膨胀。许多公司的业绩不一定是实物经济的经营所得，而许多是因为企业参与金融市场上的活动而获得的金融收益。可是，一旦资本市场出现动荡，宏观经济形势不好，公司资产就会缩水。这些大公司怕业绩无法对股东交代，于是就作假。股市说到底是一个投资者信心的问题，如果不是发生了伊拉克战争，投资者的注意力被分散的话，恐慌就很难制止。有些人跟我说，当时如果追下去，70%的美国企业可能都有问题。

　　《中国经营报》：美国的股市泡沫破裂与“9·11”恐怖袭击后，公众舆论很担心美国经济会陷入衰退。然而，美国经济很快就走出了衰退的阴影。这是为什么呢？

　　丁一凡：“9·11”袭击后，美国政府用的办法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双管齐下。一方面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连续大幅降低利率，用舆论的话说是“打开了货币的水龙头”，向市场释放出大量的流动性；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在财政上大幅减税，鼓励消费与投资。这些措施稳住了市场，使美国经济避免了衰退，但却给美国经济后面的发展及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

　　“9·11”之后，投资者不太看好美国的资本市场，资金开始流向房地产市场。一些房地产商与房贷金融机构就开始为购房者的贷款放松条件，比如零首付、放宽还款期限，等等。这些贷款风险高，要求回报的利息也高，所以被称为次级抵押贷款。但在美联储连续降低利率的情况下，这些风险巨大的贷款的按揭利率也显得不高了，许多过去买不起房的美国人也开始贷款购房。从社会效益上讲，这对百姓是件好事，但是金融风险巨大，最终酿成了影响全球的次级债危机。

　　《中国经营报》：美欧等发达国家如此放松银根，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资金，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呢？

　　丁一凡：大幅放松银根，“打开货币水龙头”，不是从伯南克开始的，是从格林斯潘救助美国股市开始的，而且他用了几次，每次都引起了世界市场上的巨大变化。

　　2001年，美国股市泡沫破灭，格林斯潘决定连续下调主导利率，给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最终克服了市场的恐慌，让股市恢复了平静。然而，美国的利率连续几年低于通货膨胀率，也就是实际负利率，美元在市场上供大于求，致使美元贬值。

　　美元作为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的主导货币，它的贬值立即引起了凯恩斯说的“货币周转速度”问题。美元的汇率与大宗商品价格之间一直有一种反向关系：当美元汇率下滑时，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就会上涨；反之，当美元坚挺时，大宗商品的价格就会下跌。这是因为，当美元的利息高，美元坚挺时，投资者喜欢持有美元的货币类资产。持有货币类资产的人多了，流向商品市场的资金少了，大宗商品的价格就会下跌。反之，当货币资产贬值，利息下降时，人们预期通货膨胀将卷土重来，投资大宗商品期货的人会增加，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最近几年，美元连续贬值，大宗商品的价格便一路攀升。石油也是大宗商品类的期货产品，是最为人们关注的商品。从美元贬值开始后，石油价格便不断上涨。在没有出现石油供给危机的情况下，石油价格竟增长了三倍还多。

　　在这一次美国的次级抵押债券危机前，美联储连续几次提高利率，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就不再攀升，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但危机爆发后，美联储降低利率后，大宗商品的价格便再度急速上升，石油的价格一下子就超过了80美元/桶。

　　中国是制成品出口国，却是石油及大宗原材料的进口国。中国的出口市场是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国制造商实际上没有什么定价权，即使进口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了许多，中国制造商也无法随意把这部分成本转嫁到出口产品上。因此，随着美元的贬值与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国企业的利润在缩水。一般人们都能看到美元贬值对中国造成的两种损失：中国的外贸交易中许多都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元贬值，中国出口企业所得的实际购买力就下降；中国出口换回大量美元，用以购买最为保险的美国国库券，而美国库券的利息不断下跌，几乎无法弥补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中国的外汇储备及资产等于都在缩水。

　　《中国经营报》：除了这些损失外，中国经济还受到什么影响？

　　丁一凡：中国经济发展周期与美国经济发展周期不同步，但中国的货币政策却受美联储政策的影响很大。比如，格林斯潘大幅下调利率，以刺激美国经济回升，防止衰退。中国经济面临的是高速的增长，不时有经济过热的威胁，而由于进口能源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中国经济也面临着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迅速大幅提高利率，预防投资过热与通货膨胀。然而，中国已有巨大的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如果中国再提高利率，使中美之间的利息差扩大，进入中国的“热钱”会迅速增加。那样，中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都会迅速增长。

　　《中国经营报》：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不利局面？

　　丁一凡：中国现在在想各种办法利用外汇储备。传统方法是购买美国国债，可是现在美国国债利息不过3%~4%，抵消不了热钱进入中国给我们带来的损失。热钱进入中国要结汇，本身换成人民币就赚钱。如果释放到市场上，又会引发通货膨胀，所以要想办法冲销掉。央行近来发行票据，就是为了推迟热钱进入市场的时间，抵消通货膨胀影响。但发行票据就要付利息，可中央银行没什么收入，所以最近成立了中国国家投资公司，希望能扩大外汇投资的渠道与产品，使外汇储备能生出来足够利息来支付票据利息。

　　另一方面，“中国制造”必须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技术含量，提高质量和档次，才能够获得更好的价格，弥补能源与原材料进口价格上涨造成的损失。

　　中国要认真预防的是当年日本遇到的困境，即为了保持外贸出口的势头，不惜把精力都集中到维持现有的汇率上去，结果牺牲了独立货币政策，最后陷入了泡沫经济的怪圈。中国的存款利息率近来低于通货膨胀率，许多人把存款拿出来到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上投资，刺激了这两个市场的价格持续上涨。再加上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很大，海外的资金也以各种名义进入中国市场套利。这些资金支撑着市场，使人们逐渐忘记了泡沫的威胁，似乎牛市一直会维持下去。然而，随着流动性的过剩，通货膨胀必然会卷土重来，提高利率是迟早的事。如果将来提高利率戳破了泡沫，人们的抱怨会更大，不如先预防性地调整，防止泡沫无节制地膨胀。

　　丁一凡简介

　　毕业于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后赴法国学习，获得法国波尔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在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做过访问学者。曾就职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新华社与光明日报社，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第六届理事。

　　人物侧记

　　沙龙里的绅士学者

　　假如生活在17世纪的法国，丁一凡一定会成为沙龙里耀眼的明星。这是采访结束后第一个跳进我脑海的感受。

　　两个小时的采访，我们其实只谈了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关于民主的反思，一个是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反思。丁一凡对很多问题的回答都超出了我的预想时间，原因很简单，他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自然而然让他的回答成了开放式的漫谈，有时甚至是非常跳跃的。因此，听他谈话虽然有趣但也紧张，因为稍不留神你就会跟不上。

　　例如，明明是在讨论西方民主制度的缺陷，他会突然援引经济学上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来加以说明。再比如，谈论时下的次级贷款危机，他会追根溯源到经济全球化的源头，进而追溯到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上来谈。这中间的逻辑关系，看似松散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则紧密相连。也许因为早年在法国读的是政治学博士，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又偏重经济的缘故吧，在丁一凡眼中，任何一个问题都会随时被经济与政治两个“滤镜”来“过滤”，有时甚至还有宗教与文化的辅助“滤镜”。

　　除了英语，丁一凡还精通法语。在法国驻华使馆的沙龙活动中，他经常是座上宾。此外，丁一凡家的

客厅也常常成为北京国际问题学者的沙龙举办地。一个学者就曾经说过，丁一凡家的客厅让他想起了上世纪30年代“太太的客厅”（由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等发起的沙龙活动）。在这些沙龙活动中，一大批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一方面充分发扬了“谈论的艺术、聊天的风尚”，同时也碰撞出不少思想的火花。

　　也许正是受了沙龙文化的一些影响，丁一凡除了热门的国际能源问题、国际金融问题，也会去关注“民主”这样空泛的话题。而且，因为有法语的优势，他还直接阅读了不少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原著。采访中丁一凡一再强调学者研究问题不能狭隘，不能急功近利，“要多看些东西，这样才能发现事物背后的东西，那些匆忙得出的结论往往会犯幼稚病。”    中国经营报记者：杨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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