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逻辑

　　周慧兰 代忘

　　改革从反贫困开始

　　1976年是个特别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巨人先后去世，一个时代终结了；这一年，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又一个时代奏响了它的序曲。

　　此时的中国，距离建国已经27年，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然而社会各方面都受到相当大的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改革是唯一的出路。1978年年底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要点，即在于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面来。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作为人民意志和党的主张的统一，改革首先是一项反贫困事业。十七大延续和升华着改革之初就提出的主题：将解决民生问题作为改革的重要任务。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起步，农民求生存，冒死分田拉开了改革的序幕。据杜润生回忆，在1978年改革初期，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体制上，认为主要是经营管理和某些具体政策以及干部作风有问题。然而，中央的大方向是明晰的，改革就是要改变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发挥各个地方、单位、企业的创造性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邓小平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体制改革的任务。

　　当时对于改革有两种思路，一是调，二是改。如价格改革，长期的经济关系不顺，商品的价格严重背离价值，对此，首先想到要调整，要缓解这种不合理价格体系引起的矛盾。但是，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经济体制的改革。

　　“商品经济”与价格改革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改革展开之后，很快进入到城市和企业，当时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只是作为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工厂。因此，城市改革推开以后，首要的目标就是放权让利，扩大自主权，给企业松绑。这是市场化的开始。尽管改革最初并没有认识到目标是要搞市场经济，但是改革本身的逻辑决定了这个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市场导向的。

　　城市改革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随着文革的结束，大批插队的知识青年要返城，但当时城市工业的基本特点是资金密集型，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城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网开一面，允许自谋职业。这带来了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后来的发展。

　　城市改革全面推开以后，1984年中央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最大的突破就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继而明确为市场经济。要引入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价格改革就成为一个重点。价格改革当时存在一个矛盾，长期的短缺经济成为价格改革的障碍。因为，在长期短缺当中，人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如果一下放开价格，那么长期被人为压抑的低价格必然上涨，一涨价，马上就出现抢购风潮。这就是为什么1988年的价格闯关最后没能达到预期目的的一个原因。所以，在现实选择当中，提出了一个很富有创意的思路，就是实行双轨制，计划一轨，市场一轨，以这样一种制度设计解决了当时所面临的困难。

　　改革启动了，明确了商品经济，市场化逐步展开，随后带来的就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一方面是改革的实质性进展，另一方面则是改革必须完成的基本任务，即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为解决这个问题，1987年国家有关部门曾组织了一个大型的研究项目，叫“三、五、八规划”，即在未来三年、五年、八年当中，如何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当时提出的方案包括吴敬琏的市场经济方案和厉以宁的股份制企业方案。周为民参加的是中央党校的课题组，并和丁宁宁共同执笔了主报告。这个课题组提出的中心思想就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中心，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实际上也是着眼于所有制结构的改革。

　　保护民众的财产权利

　　中国的改革应当分为两个阶段，一个兴利，一是除弊，1970、1980年代是兴利阶段，即使人们普遍获益，以新体制创造的新价值把

　　在改革攻坚阶段，要素市场改革是未来的重点，要素市场问题的核心就是民众财产权力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很好的法律和制度保证，避免行政权侵犯财产权，公权侵犯私权，所以要素市场问题也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说到底就是要使政府依法行政，充分尊重、保护人民的财产权力。民生问题是一个突出的难题，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着眼于民权的保障。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周为民认为，这时应当防止可能出现的两种倾向：一种是因为现在面临很多矛盾，同时由于经济实力增强，就认为有条件、有必要搞集中垄断；另一种是在碰到困难时，情不自禁地想去恢复行政控制，背离中央一直强调的改革方向。

　　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要继续深入下去，必然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也成为现阶段和未来改革的重点。

　　(感谢学习时报总编辑、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为民为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