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增长失衡

　　文/本刊记者 王 博

　　编者按

　　中国在过去近30年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但是，高速增长也带来了收入分配的不均。如果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不能得以有效遏制，将会影响社会的安定，给改革带来困难，导致人力资本利用低效，抑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甚至会危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本期专题，亚行首席经济学家艾弗兹·阿里、亚行经济学家庄巨忠，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易纲、卢迈、汤敏、李实、张晓晶、刘民权等课题研究人员，就“中国增长失衡”与“包容性增长战略”的研究成果，他们的警示性论断和建设性意见，对中国和谐发展的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

　　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近30年来的发展速度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但是，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目前也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和问题。由于人均收入差距、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加大，许多低收入者未能充分分享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如何缩小国民收入差距，成为一个当前发展与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艾弗兹·阿里：公平是和谐发展的基石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艾弗兹·阿里

　　亚洲是全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但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城市和农村之间、国内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以及教育程度较高家庭和教育程度较低家庭之间的收入增长不均等，造成了分配不均加剧。

　　尽管造成不均的原因复杂，但通常认为主要原因来自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提倡减缓市场化改革或国际一体化进程。我们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应对措施。

　　首先，应当采取补充措施以减少市场化改革对分配的负面影响。其中，社会保障机制和技能训练计划是两个很重要的制度保障。

　　其次，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应当努力协作，发展新经济和新产业，创造不排斥穷人的就业机会。

　　最后，政府应致力于提高面向亚洲弱势群体的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和教育保障水平。

　　陈瑜：让“三种资本”共享财富

　　世界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陈瑜

　　在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影响下，市场经济中一直是货币资本一枝独秀。它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视，货币资本所有者的权益也得到最充分的保证。而知识资本的作用和知识资本所有者的权益，尤其是消费资本的作用和消费资本所有者的权益，却长期处于被淡化甚至缺位的状态。传统的市场经济资本理论的失衡，是形成不公平分配制度的深刻理论根源。它对不公平分配制度的形成和流行起着最主要的作用。

　　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完整的市场经济应包括货币资本、知识资本和消费资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由三种资本推动，而不是一种资本推动的，是三种资本共同创造了社会财富和企业利润。因此，应由三种资本所有者共同参与社会财富和企业利润的分配，而不应由货币资本所有者独享企业利润。

　　林毅夫：初次分配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林毅夫

　　中国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通常在初次分配、即生产过程中根据要素贡献进行分配，注重效率，以达到“又快”发展；二次分配，即政府的各种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注重公平，以达到“又好”发展。这种观点显然认为，生产领域中效率和公平的目标不能在同一阶段同时实现。

　　但我认为，应该在初次分配领域即获得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使有工作能力的劳动者能够充分就业，并且使“穷人”具有优势的劳动力报酬水平——工资的增长快于“富人”具有优势的资本回报的增长，以此缩小贫富差距，改善收入分配。其办法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

　　由于中国还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遵循比较优势原则，进一步发展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和技术，或是资本相对密集产业中劳动相对密集的区段，才能够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有效缩小收入差距，减少贫困。

　　具体到当前发展阶段上，中国尤其不应该在生产领域内，违背比较优势而发展资本过度密集的产业，这种生产模式不仅阻碍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还会拉大初次分配领域的收入差距。

　　汤敏：扶贫标准应提高

　　中国发展研究会基金会副秘书长 汤敏

　　包容性经济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问题是，农村将近3000万人享受低保，绝大部分原来定义的贫困人口已被低保所覆盖，我们扶贫的重点应该转移到什么地方去？

　　现在，全民的收入在不断提高，已从人均1000美元变成人均2000多美元了，很快，两三年以后将变成3000多美元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整个扶贫标准应该提高？

　　目前，巴西有22%的人口在扶贫线，也就是说巴西的官方扶贫线是高于2美元一天的。菲律宾的扶贫线也高于1美元一天、低于2美元一天。当一个国家收入增加以后，扶贫线也在水涨船高。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扶贫线可能超过2美元一天，或至少应超过1美元一天。

　　所以，建议要对我国贫困人群的人力资本进行大力扶持。逐渐从过去解决温饱或绝对贫困，过渡到解决相对贫困，即要从关注1美元一天，到关注国际标准的2美元一天。

　　在亚洲，中国相对贫困人口比例较少，但如果按国际标准2美元一天算，即使少、也在2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还有两亿三千万人口处于2美元一天的国际标准之下。

　　为此，可以尝试农村的投资社区化，像美国、泰国都有社区化投资。如果在一段时间，金融机构能把从农村吸收的资金用在农民身上，就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成绩。

　　庄巨忠：中国需要包容性增长

　　亚洲开发银行助理首席经济学家 庄巨忠博士

　　包容性增长概念是针对收入分配恶化问题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也就是机会性增长，实现包容性增长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是高速持续经济增长，另一条是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减少和消除社会机会不均等的产生。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要保持高度的持续增长，首先要继续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在新的一体化过程中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有效地减少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加强政策制度的公平性，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消除腐败和不公。

　　此外，一定程度的收入再分配，也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方面。但再分配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实现收入均等化，而是促进与实现机会均等化来改善收入分配。

　　对于中国未来的政策制定而言，今后要避免两个倾向：一个倾向是只顾高速增长而忽视了增长的包容性；另一个倾向是试图通过过度依赖政府再分配的手段或福利社会的模式来实现收入均等化。国际经验已经表明，这两种政策倾向都会对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可持续性产生严重不利影响。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实现建立在机会均等基础之上的包容性增长。

　　易纲：收入差距的扩大被高估了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 易纲

　　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我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估计是被高估了。如果只看北京、上海，这种差距比其他地方要小得多。中国很大，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所以，产生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沿海与内地、城乡之间的反差。

　　我写过一篇文章，《用购买力评价校正基尼系数》，即用购买力计算的中国基尼系数，要比用名义收入计算的数值小很多，也就是说，中国的收入差距实际上被夸大了。很简单的例子是，如果你要住一个像样的两室一厅公寓，在北京可能需要100万人民币，在县城可能只需要几万人民币。

　　同样一栋房子，几十年前，它在理论和实际估计上是完全一样的。可今天，在北京即使是非常普通的生活，每个家庭也必须面对昂贵的房子。而在县城，吃同样的饭、住同样大小的房子，生活成本就相对较低。所以，如果用购买力评价校正基尼系数，这个比值是大还是小？值得思考。

　　中国的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存在密切关系。金融发展通过融资支持产业部门规模扩张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但当经济和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又会使收入差距逐渐缩小

　　刘民权：银行集中度越高 收入分配越趋向恶化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刘民权

　　在有关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成因分析中，人们已经较多地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区域和城乡非农产业发展差距等角度进行了探讨。但是，有关金融部门的结构性特征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尚未有学者进行理论和实证的研究。

　　金融结构与收入不平等有关

　　在不同的金融结构下，金融体系的资金配置方式和效率往往存在差异，对不同产业、行业和地区的人群和企业的支持力度也是不一样的。

　　在一个由大银行占据主要地位、高度集中的银行结构中，有可能导致中小企业的融资可获得性降低，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首先，大金融机构一般更擅长处理基于企业硬信息的金融交易。但由于中小企业普遍缺乏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也缺乏严格规范的财务登记制度，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高度不对称，这就容易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增加贷款违约的风险。

　　其次，融资规模的匹配问题。由于中小企业单笔贷款的规模往往很小，而大银行在处理每笔贷款业务时的成本则相对固定。因此，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交易成本通常较高，缺乏规模经济，因而银行不愿意给中小企业贷款。

　　第三，在市场中具有很强市场力的金融机构，或许会向中小企业发放高利率贷款，提高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标准，以降低自身风险和监管负担。不愿去寻找值得贷款的中小企业，更愿坐享垄断的好处。

　　可见，如果一个金融市场是银行主导型的，而银行主导型的金融市场又是以大银行为主导的、高度集中的，那么，中小企业在这个市场上获得融资的机会就比较低。

　　资金和劳动力的转移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我们知道，一个大金融机构往往会有着很多分支机构。理论上，这些分支机构都可以是所在地区资金供给的重要渠道。但事实上，由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资金回报率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分支机构，将从本地吸收的资金用于他地，成本要低得多。因此，银行更有可能将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资金，抽到经济发达地区，从而加大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银行间市场的发展越不完善，大银行在资金抽调方面的优势就越明显。

　　此外，如果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很低，并且劳动力跨地区流动足够迅速的话，不发达地区的居民可以移民到经济发达地区，并在那里获得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但是，事实上，与资金流动相比，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总是很高，并且转移速度相对较慢。而资金的跨地区流动，将会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加大，也导致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通过对中国1985~2004年间的数据分析看，银行集中度的确有可能对中国收入的分配产生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银行集中度越高，收入分配越趋向恶化，金融发展水平对收入分配差距有一个先降后增的正U型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析是首个有关金融结构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尝试研究，所以，有关结论应予一定程度的保留。

　　李实：东亚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李实

　　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小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971年，台湾制造业有44054个企业，其中雇用员工20人以下的小企业占68%，50人以上的中型企业占23%。而在韩国，中小企业数在2002年占到了全部企业总数的99.8%；到2004年，韩国中小企业数量为280万个左右，进入了高速经济增长与公平收入分配相辅相成的发展阶段。

　　在促进就业增长和中小企业发展方面，与此相配套的金融体制和政策必不可少，那么，台湾地区和韩国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呢？

　　在韩国，建立了主要由政府部门管理的政策性基金，通过专业银行向具备资格的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同时，还有中小企业创业基金，向具有新技术和有出口潜力的中小企业发放贷款。1989年，韩国政府还成立了中小企业结构调整基金，向依法进行生产结构调整、从事技术开发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支持。

　　在台湾地区，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体系包括融资、担保、扩充资本三部分。在融资方面，除一般商业银行外，公营的一些储蓄公司先后改组而成的中小企业专业银行，专门向小企业提供贷款。当局还规定，在中小企业专业银行贷款结构中，对中小企业贷款比例不得低于70%。

　　日本政府为了解决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设置了专门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较优惠的信贷资金。设立在日本全国各地的贷款担保协会和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实行信贷担保，这些担保机构大多是由地方政府出资和公共团体等组织捐资建成的。

　　社会福利对于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至关重要，韩国建立了以社会保险、公共救济和社会福利为主的福利体制，并提出了进入建设“均衡福利国家”的阶段。拉美国家为了应对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想在“经济赶超”的同时，实现“福利赶超”，结果导致了财政赤字过大、债台高筑、引发通货膨胀，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回顾这些经验和教训，也许能给中国一个启示

　　卢迈：建设“均衡福利国家”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卢迈

　　要解决公平问题，社会福利因素很重要。韩国政府从1962年实行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开始，就明确提出“先增长后分配”的政策。韩国经济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2美元提高到1979年的1647美元，但是，受到了收入差距扩大、社会问题频繁出现的困扰。韩国工人在1987年首先要求实行经济民主，提高工资、成立工会罢工，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不断上升。

　　社会运动促使韩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出现转机，政府先后推出了全民医疗保险、国民年金和最低工资制度。1989年，韩国通过《地方自治法》，地方也成立议会，把地域福利提上议事日程。

　　此外，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法”也从1988年开始实施，在10人以上的雇佣企业实行。1993年，政府还制定了‘雇佣保险法’，内容包括预防失业、促进就业、改善雇用结构和能力开发事业等。

　　目前，韩国已建立的福利体制包括了社会保险、公共救济和社会福利三个部分。韩国提出了进入建设“均衡福利国家”的阶段，即以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劳动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和经济发展政策有机联系，经济发展、收入分配、社会安定彼此协调为目标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就业的增加，使得企业的福利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国家的福利，大大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张晓晶：福利赶超与拉美陷阱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 张晓晶

　　拉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为了应对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不顾自己收入水平和财政能力的制约，过早地照搬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想在“经济赶超”的同时，实行对发达国家的“福利赶超”，结果导致了财政赤字过大，债台高筑，引发通货膨胀、金融危机，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第一，忽视发展阶段的经济赶超。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强调自给自足，不重视利用全球劳动分工及本国比较优势，实行经济赶超。最后导致工业化发展滞后，就业创造能力不足，经济增长停滞。

　　第二，忽视财政限制的福利赶超。拉美的福利赶超，一是运用外汇扩大进口，二是实行赤字融资，提高工资增加福利。结果忽视了宏观经济的限制，导致债台高筑，清偿能力不足，福利赶超成为增长的障碍。

　　第三，忽视市场机制的政府主导。为了实现经济赶超与福利赶超，拉美民粹主义普遍以政府主导来动员资源。主要是国有化战略，同时配合行政性控制，包括提高关税、压低物价，高估本币，以及对产业部门的各类补贴等。所有这些做法，扭曲了价格，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严重阻碍了拉美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

　　中国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尽管需要在经济增长与福利增进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但要避免强调分配忽视增长的做法，要特别强调初次分配的重要性。

　　中国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应注意与发展阶段相适应。要调动国家、市场、社会三方的共同力量，形成个人、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共同负担社会性支出的格局。

　　由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失衡，社会上出现了要求政府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但“政府失灵”及政府干预的负面作用也非常明显。因此，打造民生工程仍应尊重市场机制寻求福利增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实际上也是寻求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平衡。

　　编后记

　　在联合国2006年发表的一份专门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从整体看，50年来世界范围内收入差距仍然非常严重并呈继续扩大之势，这一趋势在最近25年尤为明显。

　　作为全世界最具活力的亚洲地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在被不断拉大的生活水平差距问题所困扰。亚洲这个拥有世界最大经济潜力的地区，如何才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不落后于其他地区？也许，该看看欧盟的经验。

　　2007年，是欧盟成立50周年。50年的发展，让欧盟成功实现了经济一体化，也让很多欧洲人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在亚洲国家中，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已经超过了欧盟或美国。所以，亚洲的区域合作及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将会使全世界对这块大陆充满期待。

　　也许，在这个并不稳定的世界里，欧洲大陆的和平与欧洲人安逸的生活，会给亚洲大陆演绎一段成功的故事，让亚洲及中国在均衡的发展中实现真正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