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模式旧瓶新酒 增长更需质量

　　唐学鹏

　　中国经济增长之强盛，使得国际各大机构赶紧要做的事就是不迭调高GDP增长的预测值。自从央行研究局专题课题组将今年中国GDP增长率调至11.6%(年初其预测值约是10.4%)之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等都将今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从此前10%左右提高到11.4%。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GDP增长一直都在10%以上。

　　至于中国经济的质量，国际上更是喝彩之声大作。在中国的投资回报上，白重恩、谢长泰和钱颖一宣布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相当可观，一直稳定在20%左右。随后，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Barry Bosworth和Susan Collins计算了中国的TFP(全要素生产率)，认为TFP对中国GDP贡献率高达40%。这被国内经济学家中的“乐观派”广泛引用。

　　毫无疑问，TFP代表着经济增长中最灵性的部分，即扣除掉资本增加、劳动力数量的扩张等因素后的“残余”贡献度(solow残余)。TFP并不简单地是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一个会开推土机的家伙(接受了学会开推土机的教育)其生产效率肯定会高于一个拿着铁铲的人，这不代表着这个家伙是个效率很高的人，而是他对应的资本品更好。而TFP则剥离掉这种“资本品因素”，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更好的产权制度(例如同样一个企业，同样的要素投入，当这个企业被私有化之后，往往企业的TFP更高一些)、本土化管理模式、流程的研发创新，以及其他的效率提升等因素上。TFP表达的是单位投入的效率，是一种集约型的追求，而不是粗放投入的模式。伟大而犀利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1994年发表了《东亚的奇迹》一文，就是抓住TFP的核心指标来分析东亚新兴国家的增长方式，他认为东南亚的“老虎们”(如新加坡)依然是靠大量的要素投入(例如资本和劳动)来推进经济增长的。是“流汗”而不是“流灵感”的增长，尽管看上去势头吓人但却不能长久。从长期看，东亚增长模式不如美国模式，因为美国经济增长主要是来自TFP的贡献。

　　有趣的是，克鲁格曼言论一出来就遭到了大规模的驳斥，像喜欢东亚“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斯蒂格利茨、喜欢“东亚出口导向的贸易自由化”的Bhagwati都纷纷表达了严肃的异议。更有很多学者从TFP计算方法的不规范性(激进的如Jorgenson和Griliches 认为存在TFP是因为分解工作做得太粗疏了，全要素完全是计算误差导致的，如果所有要素都精确衡量，那么solow残余是不存在的)、TFP同“要素堆积”自然而然带来的技术进步之间含糊的关系来对克氏进行批评。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让这些人都暂时地闭上了嘴，克鲁格曼式的“TFP检验”大行其道。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亚洲金融风暴造成的“伤口愈合”，以及中印经济地位的大规模提升，话语权力的格局似乎又转移到了亚洲金融风暴之前的状态：东亚模式再度得到强劲的叫好，同时克鲁格曼正确的“TFP检验”再次遭遇更大的狙击。

　　坦率地说，尽管克鲁格曼会有一些夸张的成分，比如他并没有很好地区分前苏联“斯大林式的增长”和亚洲“李光耀式增长”。前者是依靠公共储蓄以及行政强制，而后者则是更多地利用私人储蓄以及威权治理。前者并没有市场形态，而后者则存在被规制下的市场形态。尽管如此，克鲁格曼的逻辑仍是严密的。

　　尽管在具体的TFP数值上存在着巨大争议，但我们可以捡取波动的趋势来说明

中国经济质量的完整图景。斯大林体制下的前苏联，大部分时期TFP都是负值，这意味着一个典型的“流汗式增长”，而中国从1953年-1978年的TFP也大致为负数。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大规模的体制变革导致1978年-1986年TFP处于一个极高的水平。1986年-1992年TFP处于下滑期，一般估计为1.8%，大约GDP增长贡献度为20%。1992年-1997年TFP重新上扬，重新回到高水平。而1997年-2001年处于衰减期。2001年之后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多项改革使得TFP又重新上升，但这一势头终结于2004年。从2005年之后，TFP处于下降态势。考虑到中国的低利率以及劳动力定价偏低等因素，谨慎估计，目前TFP对GDP的贡献大约在20%以下，而不是像海外吹嘘的40%之多。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有TFP的贡献，但并不显著，虽然它比斯大林模式要好得多，但这也不是一种持久的增长模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是要对我国经济增长保持一种忧患主义态度。我们当然希望中国的经济增长强劲得如同“乐观派”预测的那样，但太多的闹哄哄的廉价乐观会干扰国民的心智。况且，中国目前的

房地产泡沫导致了大规模的财富转移、资本的廉价化使得资本过度代替劳动，削弱了就业，一些领域寻租的盛行等等因素都会破坏TFP，使长期的经济前景黯淡。于是，我们选择了在GDP如此疯狂增长的年代，发出卑微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