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国际经验及我国的对策

　　-　王子先　张晓静

　　在我国开放型经济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外部均衡在整个宏观均衡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加上近两年国际收支不平衡矛盾有所加剧，采取多方面措施逐步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确实是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必然选择，对于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收支结构的模式比较

　　国际收支结构的模式，即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差额构成，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同时又因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环境、资源禀赋、劳动力素质、资本跨国流动的规模和开放程度等的不同而产生很大差异。在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两种类型中，国际收支结构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

　　发达国家的国际收支结构模式：“顺差+逆差”

　　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国际收支都属于“顺差+逆差”的模式，即经常项目总体上是顺差的，而资本和金融项目为逆差，对外为净投资。在实践中，大多数发达国家国际收支的长期走势也印证了这一规律。

　　德国和日本分别是当今世界第一、第二大贸易顺差国，近年来其国际收支均呈现出“顺差+逆差”模式，即经常账户顺差与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相平衡。2002年至2004年德国每年的贸易顺差都突破1000亿美元，是同期我国贸易顺差的两倍到三倍，2005年更是创纪录地达到1892亿美元。1977年至2005年，大多数年份日本的经常项目连续为高额顺差，而资本项目为逆差。而且，德国和日本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实现了良性互动。日本存在大量的对外投资，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导致其资本金融账户的逆差，而大量的对外投资收益流回本国，形成经常项目的顺差。

　　而美国是发达国家中的一个特例。美国是资本净流入国，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对称性增长，其国际收支结构呈现出“逆差+顺差”模式，即经常账户逆差由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来弥补。美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主要来源于证券资本，其他投资顺差不大，直接投资差额趋势不甚明显，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FDI(外国直接投资)规模都很大，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FDI国之一(见图1)。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模式：“逆差+顺差”

　　与发达国家的国际收支结构相反，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前和起飞阶段国际收支结构总体上处于“逆差+顺差”模式，即经常项目特别是贸易项目长期处于逆差，主要通过对外借债和吸收外资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经济发展普遍受到外汇缺口的制约。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总体上仍处于此种状态，但东亚地区少数新兴经济体和石油出口国则是其中的例外。亚洲“四小龙”从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总体上出现了持续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顺差，同时资本项目仍保持净流入态势，曾较长时期出现国际收支双顺差；而石油出口国则呈现经常项目巨额顺差和资本项目逆差的结构。另外，少数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逆差主要来源于服务和收益项目逆差，货物贸易则为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主要来源于自主性金融项目顺差。

　　我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模式

　　我国的国际收支模式非常特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出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见图2)。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实行了积极吸引外资政策，我国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出现了净流入即顺差；20世纪90年代以前贸易项目持续逆差，同样遭遇发展中国家那样的外汇缺口；从1990年开始贸易转为持续顺差(1993年除外)，1994年以后出现双顺差(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除外)。

　　从我国双顺差的成因看，既有长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一是国际产业转移及相应的顺差转移，这是我国顺差扩大的外因。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欧美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东亚对欧美的顺差；二是出口能力显著增强；三是工业化加速和内需相对不足造成了对出口的较高依赖，这是顺差扩大的内因；四是产能过剩加剧推动企业积极扩大出口是近期顺差增加的重要原因。

　　同时，近期我国外贸顺差增长较快还有一些特殊因素：一是国家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导致部分投资和进口需求明显下降；二是

人民币升值预期延缓了进口需求，短期资金通过贸易项目大量进入国内，导致顺差扩大。此外，原产地标准执行宽松造成出口“虚增”。

　　需要说明的是，国内外机构普遍预计2005年以来大规模热钱通过高出低进流入，可能造成了经常项目特别是贸易项目顺差的虚拟增加，影响了数据的真实性，低估了资本项目顺差规模。

　　我国连续的、长期的、大幅度的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已明显表现为经济的外部失衡。这既有悖于传统的国际收支结构理论，又是各国国际收支结构实践中罕见的，其之所以能够维持十余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国内特殊的管制与鼓励政策，但其本身却潜伏着一定的风险，引发诸多矛盾和问题：一是持续的大量顺差意味着外汇供给的增大，外汇储备增多，这既形成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二是宏观调控难度加大，顺差的持续增加带来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央行需投入大量基础货币吸收外汇，形成大量外汇占款，使得我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大大降低；三是大量短期资本流入既助长资产泡沫又增加潜在金融风险，短期资本流入形成的外汇储备，虽然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和活跃，增加了资金的可通融性和易得性，但是过多尤其是纯粹的投机资本流入将容易导致经济的“泡沫化”，具有很高的风险性。

　　总之，从动态的角度看，未来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应以总体上的基本平衡为目标。现阶段将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任务，带有很大必然性。

　　主要国家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选择及经验启示

　　各国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一般政策途径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当国际收支失衡后，政府面临着三个层次的政策选择。首先，它们必须决定是通过融资来弥补国际收支赤字，还是通过调整来消除赤字，或是寻求弥补与调整的某种适当的组合。其次，如果确定用调整手段，则在确定调整程度后，当局必须决定是用支出变更政策(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还是使用支出转换政策(

汇率政策或直接管制)来达到增加外汇收入、减少外汇支出的目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常运用一些结构调整政策，如扩大内需等政策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当然，在类似亚洲金融危机这样的特殊情况下，也会采取一些加强资本管制和直接行政措施。再次，转换政策可以通过贬值或贸易政策得以实现，其中贸易政策包括进口配额和外汇管制等限制进口数量的措施和出口补贴等鼓励出口的政策。需要说明的是，过去作为平衡国际收支常用手段的数量措施和补贴政策，现在已受到世界贸易组织的严格约束和规范，只能在紧急情况下并遵照严格程序以后才能实施，因此世界各国已很少使用这些以直接数量措施为特点的贸易政策调节国际收支，而较多使用的是宏观调控政策，即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市场总供给与总需求，以及资本流出流入，达到逐步校正失衡的目的；同时，有弹性的浮动汇率制度也能自发地对贸易和国际收支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

　　德国和日本应对贸易顺差的政策比较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日本和德国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汇率升值和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日本和德国采用了不同的对策，给这两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影响。

　　第一，汇率政策的差异。

　　德国顺应形势的发展主动渐进地完成了德国马克汇率机制改革。1973年2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后，马克汇率开始浮动。1960～1990年，马克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从4.17∶1升值到1.49∶1。总体来看，马克在1980年前主动完成了升值的主要过程，并且较好地控制了升值速度。灵活的汇率政策扮演了平滑国内经济周期、避免外部冲击的稳定器作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与德国相反，面对贸易顺差和贸易摩擦，以及强大的外部压力，日本政府放弃了主动改革的时机，屈服于美国的强大压力，被迫让汇率大幅升值，形成了一边倒的日元升值预期，丧失了对整体经济的可控性，直接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和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导致日本进入“失去的十年”。 1972～1979年，日元汇率与经济增长状况明显背离，1979年日元的贬值幅度达18.8%。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迫于压力骤然升值25.2%，随后两年又持续升值26%和28.8%。由于升值幅度过大，“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986年，日本出现了因日元升值引发的短暂经济衰退。

　　第二，资本管制政策的差异。

　　在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成为调节国际收支的重要手段。德国在1973年5月实行浮动汇率制后，在很大程度上已取消了资本流入的限制，但仍然保留了一些对短期资本流入的小的限制。事实证明，这些管制阻碍了运作良好的国内货币市场的发展。1974年，德国恢复了资本自由流动，也通过资本项目逆差弥补了经常项目顺差。

　　相比之下，日本政府更多地运用了资本管制。1971年，日元的升值压力导致日本当局收紧了资本流入的管制，并在l97l～ 1972年间放宽了对资本外流的管制。但是，1973年石油危机出现后，日元面临贬值压力，对资本流入的限制放宽而对流出的管制增加。1977年，日元的升值压力再度导致外流管制的放宽和流入的收紧。1979年，日元又出现贬值，导致了流入管制的放宽，但此时没有重新实施外流管制。虽然资本管制在日本似乎是有效的，但是它也推迟了必要的国内政策调整，无法改变国际收支失衡的状况。

　　第三，维护政策自主性至关重要。

　　日本和德国的经验教训说明，必须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绝不能让货币政策成为汇率政策的附庸。在独立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三难选择之间，德国货币当局旗帜鲜明地选择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并自主地推进汇制的市场化改革。这样，国内产出和物价都比较稳定，没有让汇率价格中的泡沫伤害国内的经济。同时，在汇率升值过程中，为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和稳定马克汇率，德意志联邦银行把货币政策的重点放在防止“进口型”通货膨胀加剧方面。因此，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德国持续了较长时间。

　　日元升值后，为避免出口下滑给日本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日本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长期实行超低利率政策，造成货币供给量快速上升，大量过剩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涌入

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资产价格急剧膨胀，形成泡沫经济。在应对日元升值强大外部压力过程中，日本没有协调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出现了很多失误，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我国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路径和对策

　　我国未来国际收支平衡目标模式的路径选择

　　目前，我国不断加剧的“双顺差”国际收支结构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短期资本的大量流入增加了经济的风险。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国际收支结构大致要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不成熟债务国阶段，主要特征是进口大于出口，对外资需求强烈，经常项目逆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并存；第二阶段为成熟债务国阶段，主要特征是对外贸易逆差不断下降，并逐步转化为顺差，但需支付前期资本输入的股息、利息和红利上升，对外资需求下降，资本输出上升，国际收支结构大致处于双平衡或少量经常项目逆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并存；第三阶段为不成熟债权国阶段，主要特征是对外贸易不断上升，国际资本由净流入转变为净流出，投资收益逆差下降但仍为负，国际收支结构为经常项目顺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并存；第四阶段为成熟债权国阶段，主要特征为货物贸易出现逆差，但投资收益和服务收益出现顺差，资本流入流出额较大，但净资本流动较少，国际收支结构大致为双平衡或少量经常项目顺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并存。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我国经济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期间，因此，我国未来的国际收支平衡目标模式将向“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过渡。

　　近中期逐步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对策

　　我国贸易和经常项目顺差长期化、常态化是不可改变的趋势。目前，我国经济主要呈现两大特点：一是伴随着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二是我国高投资、低消费率的内部经济结构将长期延续，由此决定贸易项目顺差长期化、常态化。尽管伴随内外部经济周期变化，顺差规模会上下波动，但有可能长期保持较高水平，并导致整个经常项目顺差常态化。我们应该采取国际通行的做法，运用综合治理的办法，特别是注重从扩大国内消费这一源头出发，保持合理的经常项目和贸易顺差。

　　随着我国国际竞争力和经济国际化的推进，加大资本项目调节力度是必然选择。从国际经验看，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经常项目顺差的扩大，德国资本项目逆差呈上升趋势，主要途径是大量对外间接投资，这有效缓解了经常项目顺差大幅增加的压力，促进了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我国也可效仿此法，加大资本项目调节力度，通过办好外汇投资公司探索扩大对外间接投资的多样化渠道，大量转化使用外汇资产，减缓外汇储备大量积累和流动性过剩，减少国际收支顺差较大的压力；同时，积极有序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加大企业走出去力度；注重提高外资质量，优化外资结构，扩大服务领域对外开放；扩大对外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等间接投资；建立政策支持和服务体系，完善境外投资协调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合理引导人民币升值预期，抑制短期热钱流入；加强对短期外债管理，减缓短期间接资本流入，通过这些措施，逐步减少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直至使其转变为一定幅度的逆差。

　　未来国际收支目标模式逐步转变到“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是一条可行的路径，符合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特殊国情。我国货物贸易及经常项目由持续逆差转为持续顺差，是我国现代化进入新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首先，我国通过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是贸易顺差常态化的重要基础；其次，我国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经济结构不断加大了制造业发展对出口的依赖，是支撑贸易顺差的根本动力。因此，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由于既有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不可能根本改变，指望我国经常项目特别是贸易项目回到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逆差状态基本没有可能，在近中期要改变经常项目大幅顺差并实现基本平衡也相当困难，因此通过加大资本项目调节力度，适当扩大资本流出平衡国际收支，是我国国际收支调节的长期目标。-

　　作者单位：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