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通胀战争

　　1978-1983

　　原因和进程：1978年，基本建设规模爆发性增长，随着巨大的投资冲动，财政预算赤字在迅速增加。1979年赤字猛增到206亿元，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形成了很大的货币扩张压力。现金供应的年增长率由1978年的9.7%急剧上升到1979年的24.4%和1980年的25.5%。在这样的宏观经济条件下，虽然当时大部分商品价格仍处在行政管制下，零售物价指数由1978年的 0.7%上升到 1979年的2.0%，进而上升到1980年的6.0%。

　　政策应对：这次对通货膨胀的调整，是在坚持计划经济为主的总背景下进行的。在1978年到1981年的三年中，国家采取了以下一些紧缩措施：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和基建项目；压缩国防经费和行政管理费用；加强银行的信贷管理，冻结企业贷款，并向国有企业强行推销国库券48亿元。

　　结果及影响：1981年通货膨胀率开始下降，并于1983年初达到谷底。始于1978年的经济制度变迁对通胀理论的发展起着不可小视的推动作用。

　　1986-1988

　　原因和进程：1986年初，经济增长出现下滑迹象，政府开始放松对银行贷款的控制。1987年第四季度，通货膨胀再次抬头。到1988年中期，M1和M2的年增长速度分别达到33%和29%。1988年6月，通货膨胀的预期迅速形成，物价飞速上涨，下半年对去年同期的全国零售物价指数攀升到26%，城市普遍出现商品抢购风潮。

　　政策应对：1988年9月，国家开始实行“强行着陆”的

宏观调控政策。为了控制爆发性的通胀，1988年第三季度开始急剧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停止审批计划外建设项目，清理整顿公司；强化物价管理，对重要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严格控制贷款规模，一度停止对乡镇企业贷款；提高专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并于1988年9月和1989年2月两次提高了利率。

　　结果及影响：1989年第三季度，货币供应量指标下降至谷底，M1和M2的年增长率下降为-1%和13%，物价同时迅速回落，1990年第三季度零售物价指数同比增长率至0.6%。但与此同时，经济也陷入衰退，市场出现疲软，企业开工不足，财政状况恶化，就业压力增大，出现前所未有的过冷局面。

　　1992-1994

　　原因和进程：在1992年国民经济新一轮高涨和“大干快上”中，地方、部门和企业都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但中央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来推进财政、金融、国有企业等关键部门的改革。同时，由于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增长，很快掀起了开发区热、

房地产热、债券热、

股票热和期货热等，经济迅速达到过热状态。1992年M1和M2的增长率分别高达35.7%和31.3%。

　　这次通货膨胀是从粮价上涨开始的。1992年，粮价同比上涨24.3%，涨幅比1991年上升15.7个百分点，1993到1995年分别上涨 27.7%、48.7%和34.4%。1992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6.4%，1993年上涨14.7%，1994年上涨24.1%，1995年上涨17.1%。

　　从体制基础上看，这次通货膨胀的背景是1991-1993年大范围放开工业生产资料、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1992年4月起分期分地区放开粮食的购销价格等，市场化进程加速使得绝大部分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双轨制”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由于利益刚性的存在，这种调整必然带动价格总水平的上升。

　　从需求方面看，需求膨胀特别是投资膨胀是该次通货膨胀的主要诱因。1991到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年攀高，从23.9%上升到44.4%，进而升至61.8%，增幅创改革开放以来之最。从供给方面看，通货膨胀的峰值出现在1994年，当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21.7%，除食品外的工业消费品涨幅也显著上升。

　　政策应对：1993年6月，中国宣布稳定经济的包括金融、财政和投资的“十六点计划”，阻滞了过热的经济势头。1993年中期出台的稳定经济的政策可分为三类，一类为行政措施，包括限期收回违章拆借的贷款，加强银行贷款额度控制，重新审定投资项目等；二是经济措施，包括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恢复保值储蓄，发售国债等；三是进行改革，以便消除通胀的微观基础和建立适合于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和银行体系改革等。这次调整和历次主要靠加强计划管理很不相同的是，通过深化改革来消除此轮过热的制度根源，但由于当时宏观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为了及时稳住形势更多倚重的是行政类措施。

　　结果及影响：1996年和1997年的CPI分别为8.3%和2.6%。

　　(本报记者 单继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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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