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值通胀与中国竞争力

　　本报评论员 王梓 周慧兰 主持

　　7月,外汇储备总量已达1.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高顺差带来了高流动性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怎么处理这些美元,成了央行头痛的事情;8月,CPI指数达到了6.5%,基本商品价格的上涨虽属温和却仍让人不由得紧张,如何防止更严重的通胀,成为宏观调控的头等大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要缩短与国际市场的差距,就需要提高要素价格,为此,政策选择不得不在升值与通胀之间徘徊。然而,较之短期的政策取向,更为重要的是要理顺生产成本,改变要素价格扭曲的现状,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升值?或是通胀?中国经济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外汇、投资大量增长,汇率改革应当何去何从?股市、房市一路上扬,资产泡沫应当如何防范?正在融入国际市场的中国经济,应当如何进行风险管理,抵御外部冲击?就这些问题,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主持,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贺力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谭雅玲等参加,研究会组织了关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中国经济的内部座谈会,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经主办方允许,本报对座谈进行了梳理。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49期。(周慧兰)

　　贸易顺差≠中国竞争力

　　主持人:目前中国的外汇、投资大量增长,如何看待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与中国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肖耿:首先,弄清三个概念:人民币升值/贬值、经常帐户盈余与竞争力。人民币升值和贬值与中国的竞争力,特别是中长期竞争力实际上没有太大关系。经常帐户盈余反映的只是中国的剩余。它代表我们有剩余资本的浪费和剩余劳动力。真正代表中国竞争力的是交易成本的下降和技术进步。其中也包括低工资,但低工资不是主要竞争力的来源。中国的出口为什么增加这么快呢?一个主要的因素是国际

供应链体系。中国60%的出口都是外商投资企业带来的。国际供应链的主要特点是从国外消费者开始,整个供应链中涉及中国的只是制造业的一小部分。供应链带动了出口,却无法带动进口,若要将进口提上去,必须从中国的消费者开始,但由于缺乏社会保障制度,消费不太容易增加,这就导致了进出口交易成本的不对称,从而导致了巨大的盈余。

　　夏斌:肖耿的看法和大家的感觉不是很吻合。从历史的逻辑来看,便宜的民工和外国资本的结合,出口赚取外汇,多多益善;后来越来越多,流动性问题就产生了。政府决策是简单的通胀,刺激内需,把消费提起来。此外政府也看到了结构性问题、农民工问题、低工资问题,以及为内需发展的就业、社保等问题,这些因素也在促进商品成本的提高。在环境、资源等方面不该上的项目,政府坚决地提高准入门槛。

　　贺力平:怎么看待中国当前的经常帐户顺差?肯定不是单一的低工资问题。中国的贸易经常帐户和货物贸易有关,国内一般贸易部分和其他贸易部分加起来,还是相对较小的,比较突出的部分是加工贸易。近五年加工贸易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加入世贸组织有关,这是一个市场性的问题,有劳动力的因素,也有资本流动和体制基础设施改进的因素。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问题或者说最直接相关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如美国与欧洲相比。我曾经也认为,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再怎么变,也不会改变中国工人和美国工人的工资差距。但如果承认全球供应链的概念成立,中国工人是在与中国差不多的经济体,如东南亚、越南、印度、东欧、南美竞争。我们的竞争对手并不是发达国家,而是第二、第三世界的工人,这是我们未来结构调整时需要考虑的。

　　谭雅玲:中国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投资效率问题。虽然投资过热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投资回报率和投资的收入也值得思考。CPI是和食品价格联系在一起的,而食品价格的背后是农村改革,虽然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都涉及农村改革问题,但农村改革到底落实了多少,农民收入、农民的贫困问题、农业的机械化问题、农村的城市化问题、社会保障体系到底落实了多少?为什么大家存那么多钱,不愿意动?

　　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

　　主持人:中国竞争力需要提高投资效率,也需要提高要素的价格,但从国内的资产价格与基本商品价格上涨速度来看,似乎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如何评价当前的通货膨胀以及房地产、股市的上涨?

　　易纲:现在我们确实担心有泡沫。泡沫形成的过程是再分配的过程,也是国民财富积累的过程。能不能在泡沫没有破灭的情况下自然消化?

　　一个总体的问题是,中国能不能在市场经济框架和法制的框架下继续前进?如果能,国外对中国的预期就会稳定,中国的商品就会值钱。从生活质量来说,上海、香港、汉城、东京没有差别,上海是亚洲东边大陆的桥头堡,地理位置比汉城、东京和香港好,上海应该是龙头,中国的资产涨到差不多能够停住就好了,如果中国能在一定高位上停住,那中国就是只占便宜,没吃亏。但是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希望波动小一点。

　　肖耿:弗里德曼定义通胀为一种货币现象,这没有错,但他没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率增长所导致的结构性的价格调整。弗里德曼提出的由于货币发行过多所导致的通胀在成熟的经济体里不应该有,但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通胀,没有人民币升值,价格水平和发达国家就会有很大的差距。生产率增长驱动的结构性通胀或升值,不仅在中国有,而且在日本等所有新兴发达国家都有,中国生产率增长很快,却并没有导致很高的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还没有达到完全就业。最近由于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这个压力在逐渐加大。

　　站在美国消费者和中国消费者的角度看,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是一回事。从美国消费者的角度看,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商品变贵,相当于中国有通货膨胀。对于中国消费者也是一样,如果是人民币升值,美国的商品就便宜了;如果通货膨胀,工资也会跟着涨。

　　升值和通胀有什么不同?在一个市场经济中,通胀是每一个个别市场价格调整的结果。有的涨价、有的降价,有的是系统性的,有的是持续性的。升值则不同,在目前中国的体制下,它由中央银行和政府决定,当汇率发生变化的时候,瞬间就会有一个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所以汇率的变化与通货膨胀,尽管都是财富的分配,但机制上是不同的。

　　为什么说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是结构性的?在全球开放的背景下,中国的价格水平也是相对价格,即中国工人相对于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这个价格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定会调整。我们有一个误解,老是觉得人民币升值是货币现象,我们是在一个开放经济下的结构调整,中国一旦融入世界经济,中国工人的工资、实际生活水平一定会提高,这是一个相对价格的调整,当然要以货币的形式反映出来,但这恰恰反映了中国的通胀和增值。

　　范剑平:在出口贸易中,中国补贴了环境、出口退税和资源低价格的成本,现在,资金、劳动力、各种资源要素的价格都应该涨,出口退税应该降下来。亚洲金融危机时,我们曾调整过2-3个百分点,现在应该在普调的基础上再进行结构性调整,改变中国目前要素价格成本过低的现状。

　　在体制改革初期,交易成本很高,我们需要用低要素价格等手段对冲。现在基本上是政府补贴越多,出口价格越低。政府给的补贴,并没有用于改善生产安全条件、劳工条件。因此,只有把这些价格提高之后,政府才能进行普调,普调之后,出口体制方面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中国的企业仍然有足够的竞争力。

　　所以,中国的价格问题更多的是价格扭曲的问题。现在的价格体系有利于投资者和资本所有者,而不利于消费者和劳动者。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招商引资,搞各种各样的补贴,造成的大量无效率投资,根本不应该上马。中国的价格问题和通货膨胀不是同一个概念,还是价格扭曲造成的。

　　现在的肉价上涨顶多是一年的周期,高了之后,农民就有积极性。但一旦通胀的预期蔓延开来,所谓工业国石油是中心价格,农业国粮食是中心价格,中国现在处于过渡时期,所以石油价格和粮食价格都有影响。石油价格是管制的,粮价涨了之后,如果仅仅考虑粮价本身占GDP的比例,并没有通胀的危险,这从技术上可以解释。但为什么粮价在农业国还是中心价格?因为所有人都要吃饭,粮价上涨,就要求工资上涨,这样就会改变预期。一旦预期蔓延开了,各行各业都要提价。

　　升值与通胀的两难选择

　　主持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要想缩小中国与其它国家价格的差距,我们面临升值与通胀两重选择,在这两者之间,政策应当如何相机抉择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肖耿:升值和通胀,都是把中国和美国的价格水平的差距缩短。缩短的速度由什么决定呢?从根本上看,中国价格水平的上涨是由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决定的。根据这样的分析,我认为在政策上,中国应该实行先通胀后升值的策略,这里说的先通胀是一种比较低比较稳定的通胀,比如说3%-5%,这种通胀给中国的价格调整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为什么要先通胀后升值呢?主要的考虑是,不仅要防止严重的通胀,同时也要防止像日本那样的通缩。2006年中国整年的通货膨胀率是1.5%,低于美国的2.5%,也低于其他亚洲国家,所以相对美国和亚洲,中国去年是处于通缩状态的。今年中国的通胀率达到了5%,和印度差不多。美国的通胀率也接近3%,这是一个大背景。

　　所有人都反对通胀,却没有人反对工资上涨,但工资上涨和货币上涨是一回事。中国全部的劳动力有4.8亿,他们的平均工资只有120美金一个月,要让这些人的工资上升,没有通胀是不可能的。不管是通货膨胀,还是汇率变化,对纠正贸易顺差的作用都非常有限。但是,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的主要作用是提高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价格水平,这很重要。因为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定会导致中国价格水平的上升,这个时候为了要适应这种上升,只能是通货膨胀或升值,没有别的选择。

　　二者之间又该如何选择呢?我认为,如果贸易相关的行业在市场上真正有竞争力的话,不管汇率怎么变,都可以通过价格调整来适应。最极端地说,如果通过名义汇率的改变就可以降低或提高竞争力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改革了。

　　贺力平:进口交易成本,是很重要的概念,对贸易顺差大家有一个看法,认为中国现在进口增长相对缓慢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国外对我们的一些出口限制,像美国限制高科技出口。这是一个因素,但也可能掩盖了另外的问题,一是很多大的贸易公司是否垄断物资性贸易的进口?二是海关部门在进口环节中的地位怎么样?海关官员还具有巨大的权力,对有关贸易企业的影响依然像1990年代那么大, 中国的进口环节的变化似乎还远远不到位。汇率、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三者之间的关系大家有一个共识,汇率在货币市场开放的情况下,有资产价格属性,可以瞬间变动;各国商品价格互有联系,这主要通过贸易流动和汇率变动的途径,但是相对于汇率来讲,商品价格变动速度比较缓慢;生产要素价格变动比商品价格变动更加缓慢,比如说工资 - 劳动者真实的回报率,利率 - 资本的真实回报率(不是指名义利率),这些变量的变化通常非常缓慢。

　　工资、利率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往往不是通过资金去改变,而是通过改变使用不同生产要素的产品的需求,来使得要素的价格发生相对的变化。这个过程相对缓慢,但政府可以出台一些政策,如劳工保护,在这方面加大公共政策对要素价格合理化的积极作用。当然这并不足以使中国今天的要素价格在短期之内发生快速的变化,也不足以使得这种相对缓慢的制度有新的变化,或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对人民币有快速的影响。

　　相对快速的,同时也是温和的、稳定的通货膨胀,从理论上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关于通货膨胀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货币当局有没有能力制造一个他所期待的通货膨胀。现在是5%的水平,货币当局希望出现6%,能通过什么手段实现?好像没有现成答案。二是通货膨胀能够稳定吗?实际上,通货膨胀更多是受公众预期的影响,而公众预期是通过观测货币当局以及国内外宏观经济指标形成自己惯性的看法,一旦达成共识之后就具有货币当局的计算公式的作用。

　　谭雅玲:人民币升值从中国经济基础和规模的角度来说,并不应该这么快。这可能也不是中国政府的本意,但市场的容量是很大的, 一方面来自国内市场的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来自国际市场的投机。我国汇率改革将汇率定价机制面向市场供求,很多机构可以参与定价,但是参与机构,有的是从企业本身,或者是机构本身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短期获利和预期促使价格缺乏理智判断和把握。因为我们是从计划走到市场,实际上都是机构主体的局部利益突出,缺少整体国家利益和战略、策略考虑。所以升值当中,本身能有一些短期收益和效果,但从中长期的角度考虑,不见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从外部趋势看,美元不希望升值,一直采取强势货币政策下的不同贬值的策略,维持的是美元投资信心。

　　夏斌:先通胀还是先升值,从理论上可以探讨,从历史逻辑来看,我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现实是人民币处于不断地平滑的升值过程中。为什么是平滑的?按照中国社会稳定的发展,人民币依照我们能够接受的就业、GDP的增长水平在升值。目前缓慢地升值,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堵、冲、改、疏、加"相结合,堵外面的钱,改革汇率,疏导国内的外汇出去,扩大自己内需,加强人民银行的对冲,还有空间。现在讨论的物价问题,就是资源价格、石油价格、劳动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问题,这些改革都在慢慢实施。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无论从总体实力看也好,面对的内外矛盾看也好,已经到了有能力提高国民的福利水平,应该提升产业结构的升级,延续长期竞争力的阶段了。今天,通过价格的调整,应该把那些不必要的保护去除。从这个角度说,通货膨胀是自然的结果。

　　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安全

　　主持人:在国外,有关于中国崛起的阴谋论,如何看待我国当前面临的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环境?在宏观调控与推进金融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如何在抓住机遇的同时有效地避免潜在的风险?

　　肖耿:在国外,特别是在美国,有中国崛起的阴谋论。在商界和金融界,格局已经定了,美国占主导地位,欧元很年轻,但稳步上升,人民币更年轻。但中国的银行很有钱,中国经济发展到最后,人民币一定是和欧元、美元三足鼎立的。从长远来看,中国能够把美国所有的投资银行都吸引进来,他们一定会大量地雇佣中国人,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需要控制金融风险,这是一个策略问题,最好从国有企业做起。根据香港的经验,经济战略中最重要的部门往往是需要风险管理制度的,这种风险管理制度往往是分散的。我们要相信市场的力量。最根本的还是要放开,但这种放开,不是让别人兼并,而是对内放开。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目前来讲还不是国际一流的金融中心,但上海一定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甚至会超过纽约。我为什么这么乐观呢?主要原因是上海将要面对香港、纽约、伦敦的直接竞争。现在内地的企业可以到香港上市,老百姓可以通过网络买香港的股票,这样就促使上海一定要改革。一旦有了竞争,系统风险就降低了。我们现在风险太集中了,银行只有四大银行,电信、能源也是那么几家公司,改革就很困难。

　　谭雅玲:中国的发展阶段与其他国家不同。在这其中,全球化与金融创新的挑战更大。从战略角度说,美元贬值策略在全球化的态势下体现得非常清晰。美元未来要有一轮比较大的回调,上涨的可能性很大,以便回收流动性过剩当中的收益,中国需要警惕。现在全球基本上是在唱衰美元,对美国的经济、利率、货币政策都不看好。对美国金融的研究和战略、策略上的研究,应该在一个比较深刻的背景下来分析,然后再有一个前瞻性的预期来判断。

　　中国要追求的是竞争力的提升。是短期利润率指标的回报还是机能体制的提高?国有银行目前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但是高端客户的利润却在下降,这跟美国的战略有很大关系。美国极力让中国开放金融体系和银行体系,在中国金融板块上获取的利益非常直接。中国金融和银行体系的风险,现在美国人看到了,我们也应该看到。

　　魏加宁:当初我们提的口号是国有部门收缩,收缩到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关键部门。打个比方,一个人膀大腰圆,四肢都很发达,但关键部位效率不高,心血管堵住了。作为国家来讲,你说是更加安全还是更不安全了?严格地讲,国有部门应当收缩到公益部门,不追求效率的地方。而越是关键部门,效率应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