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危险 不在金融在贸易

　　本报记者 安士莲 程明霞 北京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副总编兼首席评论员的马丁·沃尔夫 (MartinWolf)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他每周为《金融时报》撰写的专栏始终拥有广泛而忠诚的读者群。

　　作为达沃斯的常客，马丁·沃尔夫此次不仅主持了开场的全体大会“全球经济展望”，也是“中国资本市场”专题讨论会的发言嘉宾。论坛期间，马丁接受了本报专访，详细阐述了他对中国经济的看法。

　　经济观察报：您更喜欢冬天的达沃斯，还是夏天的大连？在大连和以前在达沃斯有什么不同感受？您觉得这个论坛对解决全球问题有帮助吗？

　　沃尔夫：这是一场关于新兴企业的论坛，因此它的重点在于企业家精神、商业问题、如何建立品牌等，没有太多的经济学问题、没有往常那么多的全球环境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解决全球问题的论坛，而是一个为商业领袖圈设计的论坛。论坛来到中国也是理所当然的，这里有很多正在兴起的企业。

　　我从1999年开始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这次在大连举行的论坛与传统的达沃斯聚会不同，这里聚集了大量的企业界新人、年轻人、新领军者。20年、30年、40年后他们可能会活跃地参与全球问题。因此下一代人参加的世界经济论坛代表的是全球经济向亚洲过渡。

　　达沃斯论坛创立于欧洲，然后美国加入，变成欧美的论坛，然后日本也加入，现在这个论坛正越来越“全球化”，更多的亚洲人加入了进来，然后组织者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加入。

　　经济观察报：目前看起来美国次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有经济学家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绝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沃尔夫：我认为，中国的金融业相对独立，它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与全球经济隔离，但中国的实体经济并非如此。

　　中国仍然在实行外汇管制、人民币还未实现自由兑换；中国还有巨额的贸易顺差及

外汇储备；中国的股市并没有与全球市场一体化、大陆的股价甚至与香港都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有广阔的信贷市场，可以缓冲全球风险，因此中国能坚持到现在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实体经济则大不一样，中国的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很高。

　　次级债危机的直接影响并不重要。但如果次级债危机导致美国信贷增长急剧缓滞，再加上美国

房价下跌、消费减缓以及由此导致的美国外汇政策变化，中国的压力就会增大。因此次级债产生的间接影响才是更严重的，其结果可能会造成中国出口的下跌，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将放缓。

　　因此，如果次级债真对中国有影响，它将通过贸易领域对中国发生作用，而不是金融领域。

　　经济观察报：如果中国经济保持相对封闭的状态，中国市场会不会更安全？您曾在专栏中写到“金融是市场经济的大脑”，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大脑”？

　　沃尔夫：有可能吧，但是市场效率也会因此降低。所以这就构成了一个取舍选择(trade-off)。对中国政府而言，建立现代的、高效的金融市场是合乎常理的。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比十年前有很大进步，但是仍存在着很多不足，中国应该建立一套更加成熟的体系。

　　我不认为中国的股市很糟。由于中国的金融系统不如制造部门发达，而且蕴含着潜在的危险，因此谨慎行事是一种明智的决策。我同意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的观点。

　　中国的经济被描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很明显，大多数的中国企业基本上都是由政府运行的。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国家掌管的私营企业。对中国政府而言，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取决于中国希望在金融现代化、高效化和“西化”的路上走多远。

　　中国的大脑，目前并不是很高效，还有上升空间。

　　经济观察报：在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沃尔夫：噢，上帝！我该从哪儿说起呢？中国是全球经济中一个巨大的参与者，它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的影响力很广泛，这也给中国的决策者带来了挑战，因为中国太大了，它对世界的影响也很巨大，有些影响可能是良性的，但是也产生了很多问题。

　　经济观察报：那您对中国的经济决策有什么建议？

　　沃尔夫：提建议是件危险的事情。但是因为我参加了早上资本市场的论坛，因此也可以说几句。中国需要更高的消费。内部的经济平衡会帮助解决外部经济失衡的问题。这又回到了

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人民币应该加速升值。此外，外汇储备明显过大，已经达到了1.5万亿美元并且还在增加，目前，中国人均拥有1000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你们应该分到这些钱，去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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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