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政治

　　全球化最古老的形式是从环境的全球化开始的。在今天的大气中，仍然留存着几百年前工业革命时期的二氧化碳。1988年，当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詹姆斯·汉森告诉国会，人类的行为正在使地球变暖时，全世界同感愕然。

　　面对这个具有强大外溢效应和市场失灵特征的大气世界，人们用了20年时间试图学会在一个越来越热的世界里相互依存。但这显然并不容易，气候变化，已经从一个科学问题演变为了政治问题。

　　正如提出了软权力概念的原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约瑟夫·奈所说：“理解世界政治的变迁，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在相互依存中获得权力源泉。”在最初的好奇和怀疑平静之后，关于气候变化的问题本质必然地出现裂痕，人们也被分成多个阵营，有些人甚至被称为“坏家伙”。

　　正如能源危机中诞生了石油权力的掌控者，气候危机中，对于生态权力的争夺正愈演愈烈。谈判桌的四周挤满了无休止的讨价还价者。然而，气候变化是一个带有高度“拖延惩罚”的问题：年复一年的拖延，惩罚也就变得越来越大。在这个“地球村问题”上，作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中国也在承受空前的压力

　　□主笔 吴金勇　刘 婷

　　最激烈的争吵

　　5月4日，欧洲正在遭受提前入夏带来的阵阵热浪，远在万里之外的泰国曼谷似乎还和往常一样，阳光明媚，温度宜人。市中心一幢三层的会议中心里，来自世界120多个国家的400多位科学家和官员正关着门吵得不可开交。

　　“‘证据’(evidence)这个词意味着100%的肯定，尤其是在其他语言中，所以我们建议将这一表述术语换成另外一个词。”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用略带中国口音的英文说到。话音刚落，德国的一位代表激动地说：“不能换，证据就是证据，本来这个证据就有科学依据。”一位印度的代表马上接过话茬说：“我觉得中国代表团的意见很有道理，虽然我们有科学依据，但的确不是100%，况且‘证据’这个词在各国语言中可信度的百分比也不一样。”

　　紧接着，来自沙特、南非等国家的代表都表示了对中国和印度观点的赞同，而德国人得到了澳大利亚和法国代表的支持。最后委员会达成的妥协是，添加一个脚注，给出英文词典中“证据”一词的定义，并在最后的术语表中对“证据”做出解释……

　　这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三工作组讨论“决策者摘要评估报告”的现场。IPCC是一个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机构，由联合国环境开发署(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MO)在1988年建立。迄今为止，IPCC已组织撰写了三次研究报告，并分别于1990年、1995年和2001年发布。但显然，在《京都议定书》通过10周年和京都议定书下第二承诺期谈判启动之际，这第四份报告空前重要，又空前艰难。

　　偷偷溜进会议现场的《纽约时报》记者安德鲁·里夫金在通过即时通讯工具发给同事的报道中说：“乍一听，双方争论的话题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证据’一词如何定义应该跟词汇学有关吧，但是就这个词，大家足足争论了一个多小时。”

　　但对于各国代表们来说，这类逐字逐句的抠字眼已然是家常便饭。“证据”一词的定义会直接影响报告结论的可信程度，从而直接影响各国将愿意为解决此问题所付出的代价。

　　参加谈判的中国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告诉《商务周刊》，这次IPCC在谈判批准三个工作组报告的过程中，都出现了非常激烈的谈判“对决”场面，而且主要是在欧盟成员国与中国之间展开。比如第一工作组报告中到底该定性“气候变化可能是人类活动造成的”，还是应该定性为“气候变化非常可能是人类活动造成的”，第二工作组的报告到底该定性“有高的可信度可以认为气候变化已经对自然和人类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影响”，还是该定性为“有非常高的可信度可以认为气候变化已经对自然和人类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影响”，都是英文加或不加“very”一个单词的差别，中国加上77国集团的代表与欧盟国家争得面红耳赤。

　　“有一次翻来覆去吵得乏极了，他们(77国集团的代表)都离开了会议室。”吕学都说，“只剩下我对着几十个欧盟国家代表说NO。”

　　随着三个工作组涵盖的面越来越广，这种争吵也越来越激烈。此次在曼谷举行的第三工作组《气候变化2007：减缓气候变化》的决策者摘要谈判本来应该在5月3日结束，但谈判一直持续到4号凌晨4点多才结束。

　　“激烈争吵”的背后，是事关各国政治经济利益的争夺，更为直接的表现在后京都协议谈判各方减排承诺和未来碳交易的发展路径上。

　　IPCC的政治经济化

　　从人们关注温室气体的那一天起，IPPC的报告就被人们认为是最权威的。

　　1988年，为让各国政府在制订环境政策时有据可循，IPCC作为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科学咨询机构应运而生，负责收集、整理和汇总世界各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工作和成果，提出科学评价和政策建议。这时的IPCC更像一个科学机构。

　　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对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和签署产生了重要影响。2001 年7月的第三次报告，则为《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与如何具体执行提供了科学支撑。

　　根据规则，IPCC各工作组专家的评估报告从初稿到定稿，要经过三次政府和专家评审。所谓政府评审，是由政府组织专家，以各国政府的名义向写作组提交意见；专家评审则是以专家个人名义对报告提出评审意见。正是通过这一渠道，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利益集团以及各学术流派根据各自利益，要求修正、增加或删除有关观点和内容。

　　吕学都介绍说，虽然参加编写报告的科学家来自世界各国，“但目前发布的IPCC评估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欧盟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报告所选用的科学文献和科学观点也大部分都源自欧盟国家”。

　　此外，作为联合国的机构，IPCC每年的经费只有区区680万美元，远不够支撑科学研究，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于成员国资助。据《华盛顿邮报》透露，2500名科学家组成的IPCC中，有很大一部分科学家的研究经费都来自欧盟成员国。

　　作为写作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中心潘家华教授也表示，IPCC报告对许多实质性问题是在政府的政治压力下同意修改的。比如这次曼谷第三工作组的报告，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排放以及排放情景这部分中，在额外的减排措施表述中，德国认为“若没有额外的减缓和/或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支持，温室气体排放会继续大幅增长”一句中的“和/或”容易给人误导。德国这一观点得到了澳大利亚、法国、斯洛文尼亚、挪威等的支持，而中国和印度则表示反对，建议将这句话从文本中删去。中国对文本中温室气体将会继续“大幅”增长的表述持有保留意见，这一观点也遭到来自新西兰、挪威、比利时等国家的反对。最后，这句话在给决策者摘要(SPM)中是这样表述的：“以目前的减缓措施以及相关的可持续发展措施，温室气体的排放在未来几十年中将继续增长。”

　　“其实， IPCC政治化倾向从它三个工作组的设置就能看出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陈迎表示，第一工作组主要是科学事实，第二工作组主要谈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第三工作组就涉及应对措施了，这跟现实经济政治利益等方面结合得更为紧密。

　　IPCC这种从科学覆盖到经济进而到政治的特点，使得各成员国在应对环境变化问题的机构设置上也出现了从科技型事业部门到宏观经济和社会调控部门的转变。1990年时，中国在当时的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下设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由时任国务委员的宋健担任组长。1998年，在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过程中，设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气候办是它的执行办公室，外交部和发改委属于组长单位。事实上，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的前身在1998年之前隶属于国家气象局，后来为适应气候变化问题政治经济化的国际新形势，这个协调小组被调整到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下，由曾培炎任组长。

　　对于IPCC这种由欧盟主导的政治化倾向，美国一些学者公开声称，IPCC已彻底沦为某些国家的政治工具。

　　京都分歧

　　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美国政府认为，虽然这是一个值得全球共同重视的问题，但美国本土如果大幅度减少化石燃料的排放量，代价将非常昂贵。

　　相比之下，大西洋另一头的欧洲却完全不同。1990年代，法国正步入核动力化的进程，英国在北海发现了储量巨大的天然气气田，而德国在东西德统一之后，位于原西德的公司即使增加了温室气体排放量，全德的排放总量还是会大为减少。至于其他欧洲国家，由于都在欧盟的框架内，它们可以从英、法、德的排放量减少中获益。

　　1990年12月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44/225号决议，决定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委员会，组织谈判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确定该气候变化公约作为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峰会的议事日程。

　　当时的欧共体即提出了到2000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冻结在1990年水平上的目标。这一提议得到了小岛屿国家联盟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北欧国家的支持。美国却少有地与欧佩克国家结成了同盟，反对为限制排放量制定任何目标和时间表。以印度和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则明确表示不会承担任何限制其经济发展的义务，并强调指出，如果指望它们取得任何进展，就需要对他们进行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

　　随着里约热内卢会议的临近，其他工业国家威胁要在承担冻结排放量的基础上缔结一项条约，将美国排除在外。美国总统老布什针锋相对地威胁说，如果美国遭到孤立并成为攻击对象的话，他将不参加此次会议。最后欧洲人认定，即便达成一项将美国包括在内的空泛条约，也胜过一项缺少美国参与的有力条约，于是放宽了对目标和时间表的要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最终签订，文件承认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并要求签约国到2000年将各自的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的水平，同时要求发达国家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但这项条约并非强制性的。

　　里约峰会结束5个月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副总统阿尔·戈尔是一位环保主义的忠实信徒。他牵头于1993年制定了一项《气候变化行动计划》。该计划和其他措施共同促使美国承担起了到2000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保持在1990年水平上的义务。1996年7月在日内瓦召开的气候变化公约第二次缔约方会议(COP2)通过了以美国的一份政策声明为蓝本的《日内瓦宣言》。这次美国不仅主动参与其中，而且带头向目标和时间表发起了冲锋。

　　1997年12月，聚集到京都的人群可以分为三派：发展中国家；欧洲人和小岛国；以及以美国为核心，外围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日本的第三派。主要的争论在美国和欧盟之间展开，焦点是将最后期限定为2010年，三种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15%(欧洲的意见)，还是在2008至2012年间将六种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减少至1990年的水平(美国的意见)。

　　欧洲人拒绝让步，会议似乎要以失败而告终了。为挽救这次会议，戈尔不顾一切飞赴京都，向与会代表发表讲话，并指示美国的谈判代表艾森施塔特要“表现得灵活一点”。最终双方达成妥协。美国阵营的温室效应气体涉及范围得到了认可，包括甲烷在内的6种气体都算作温室气体。在最重要的目标和时间表问题上，协议规定，2008—2012年间，欧洲要在1990年的水平上将排放量减少8%，美国减少7%，日本减少6%，发展中国家无须承担任何义务，但被邀请在自愿的基础上参与。

　　香槟酒塞终于按时开启，疲惫的谈判代表举杯相庆。然而，从《京都议定书》签署到最终生效，这中间还有一系列的过渡性谈判会议，以便就细节问题达成一致。由于在京都议定书的履约方面分歧严重，2000年11月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六次缔约方大会(COP6)无果而终。

　　一个月后，美国产生了新的总统，他的名字不叫阿尔·戈尔。在总统竞选期间，为赢得像西弗吉尼亚这样关键州的支持，小布什向煤炭、电力、石油和钢铁公司许下了诺言，现在是兑现的时候了。2001年6月11日，布什在就任美国总统后首次出访欧洲前几小时的讲话中，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

　　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受到了极大打击。但美国的退出，也让欧洲人担当了自“二战”后从未担当过的世界领袖角色。他们决心告诉美国，它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为挽救《京都议定书》，欧盟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向俄罗斯、日本、加拿大等国在二氧化碳吸收汇的问题上做出了巨大让步。在此背景下，在2001年7月举行的COP6续会上，除美国之外的国际社会经过团结和艰苦努力，终于就议定书实施所涉及的核心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达成了《波恩政治协定》。

　　2001年11月10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的COP7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议定书实施规则的一揽子协议，即《马拉喀什协定》。有关研究表明，《马拉喀什协议》相对于《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的减排义务从5.2%降为1.8%。

　　国际谈判从来就是讨价还价，但讨价还价后，又会面临新的讨价还价。由于《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必须满足占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55%的至少55个国家签署的条件，没有了美国的签字，欧盟必须要把美国阵营的所有周边国家都拉进来。

　　日本早在1990年之前就提高工业生态标准做了诸多努力，其中包括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京都议定书以1990年为基准，对于日本来说成本相当高昂。尽管如此，日本仍然同意签署《京都议定书》。曾担任过俄罗斯政府总理顾问的米哈伊尔·杰里亚金指出：“《京都议定书》是现代唯一一个以日本城市命名的国际条约，尽管这个文件脆弱不堪，但却是自己的孩子。对日本来说，这是个民族尊严问题。”

　　这样一来，俄罗斯很意外地占据了非常关键的位置。杰里亚金提到，当时欧洲委员会驻俄罗斯的临时代办彼·皮凯特把批准《京都议定书》作为欧盟与俄罗斯关系的核心。此外，欧盟还把俄罗斯批准《京都议定书》与加入世贸组织相挂钩。法国生态与稳定发展部长罗泽林·巴什罗-纳尔肯曾清楚地暗示，俄罗斯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会使俄罗斯与欧盟的所有能源合作项目面临打击。杰里亚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不自觉地面临着不是生态的甚至也不是商业的，而是地缘政治的选择。”

　　在俄罗斯递交批准文件后，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终于正式生效。

　　欧盟掌权与美国边缘化

　　尽管布什政府的环保署署长克里斯汀·惠特曼宣称，就本届美国政府而言，京都议定书已经“寿终正寝”了，但欧盟的脚步没有停下来。由英国政府出资，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去年11月赶在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出来之前发布了一份由自己名字命名的《斯特恩报告》。这份报告对气候变化后果的预测远比IPCC的报告要严重得多。为完成这份700多页的报告，斯特恩的团队在全球许多国家找了合作者，其中中国就是他们的重要一站。据当时参加座谈的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陈迎回忆：“斯特恩在中国两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恨不得每个小时都见不同的人。”

　　欧盟除为其气候政治战略寻找科学支撑，还不遗余力地利用一切外交场合大力推行关于气候变化方面的主张。2005年在苏格兰鹰谷召开的G8峰会，欧盟将气候变化作为两个议题之一，并设立了一个“鹰谷计划”，打算在2008年日本召开G8会议时公布；2006年和2007年G8峰会，气候变化也都是主要议题之一。4月17日，英国借自己轮值联合国安理会主席之机，首次推动安理会讨论了气候变化与全球安全问题。甚至即将访美的英国女王，议题也与气候有关。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欧盟的良苦用心。”陈迎说。

　　对于欧盟推动气候变化问题的积极态度，华盛顿经济战略学院院长克莱德·雷普斯托维茨分析说：“在英国、德国和法国以及一些欧洲小国，环保就意味着‘选票’。执政的社会党政府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于绿党的政治支持。绿党之所以能吸引人，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找到了人人都关心的问题，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满足了日益明显的欧洲独立感。”随着欧共体演化为欧盟，并着眼于“强化”其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环境政策也成了彰显欧洲性的重要手段。所有的欧洲人都以自己处于领导地位而骄傲。

　　“在某种意义上，环境保护主义，尤其是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环境政策，成为欧洲民族主义的一种表达方式，也可以说是欧洲的独立宣言。”雷普斯托维茨说。

　　米哈伊尔·杰里亚金也指出：“欧盟的积极性具有政治意味。在残酷的全球竞争环境中，欧洲经济的高度生态性负担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制约欧洲的发展，所以他们希望迫使其主要竞争对手，首先是美国，也要提高类似的生态成本支出。对欧洲最有力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它内部现行的生态标准扩散到全球其他地区，首先也是它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让他们失去部分‘生态竞争优势’。”

　　“事实上，欧盟之所以一直以最积极的态度推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先行了一大步。”陈迎介绍说，近年来欧盟人口增长缓慢，一些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经济发展趋于稳定，外延型发展的余地不大。根据欧洲气候变化计划(ECCP)的结论，欧盟实现承诺的总成本为37亿欧元，相当于届时(2010年)GDP的0.06%，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非常小。与此同时，欧盟企业在可再生能源技术等领域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优势，减排给这些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全球商业机会。

　　作为世界政治经济霸主的美国当然不甘心看到自己被日益边缘化。《京都议定书》刚一生效，利用京都模式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没有做出明确承诺的弱点，美国与中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2005年7月组成了一个亚太清洁发展机制，并发表了《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新伙伴计划意向宣言》。此外，美国还分别发起了“氢能经济国际伙伴计划”、“碳收集领导人论坛”、“甲烷市场化伙伴计划”、“第四代国际论坛”、“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益伙伴计划”等游离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之外的合作机制。

　　陈迎认为，美国的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其单边主义外交思维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维护本国利益的实用主义考虑。美国人口和经济仍处于增长期，经济对外扩张的趋势比较明显，温室气体排放呈明显增长趋势。根据美国能源部和环保署的预测，京都目标要求美国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7%，但由于美国在1990年代经济增长较快，且近年来实际温室气体排放一直呈上升趋势，所以实际的减排幅度可能高达37%。因此，要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美国比欧洲要付出更高的经济成本。

　　“拿一些旨在缓解问题或拖延时间的措施当保单似乎很明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曾经担任过美国环保署经济环境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斯塔文斯对《商务周刊》说，“对美国而言，原来的京都议定书肯定是一份价格昂贵但缓解作用甚微的保单。”

　　后京都再组合

　　根据《京都议定书》的条文，目前的这种格局将只能维持到2012年，其后的秩序必然会由新一轮的讨价还价和利益组合决定。由于美国政府一直没有表态改变对《京都议定书》的立场，使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义务的谈判进展缓慢。

　　“到2007年5月，这一谈判举行了三次会议，还在就确定发达国家承担义务的方法学、发达国家的减排潜力、减排温室气体的代价等问题进行讨论。”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说。

　　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潘家华认为，后京都国际气候协定的谈判启动艰难，关键在于京都议定书模式“取之不当，弃之可惜”。如果要美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后京都进程，一种取向是回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另行谈判。但回到公约缔约方会议，程序复杂，众口难调，交易成本太高。而且在后京都的谈判进程中，政治意愿、经济利益和科学认知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政治意愿取决于对经济利益的判断，而经济利益的计算需要有坚实的科学基础。

　　美国温室气体的人均排放量和总排放量都高居世界榜首，其中二氧化碳排放约占全球的25%。由于担心减排行动对本国经济造成过大负担，美国反对立即采取减排限排措施，而是倾向于将国际排放贸易作为核心机制，不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排放承诺，尽量避免涉及“承诺期”的概念，积极促进技术创新和推广。

　　欧盟各国因清洁能源在本国能源构成中的比例较大，并拥有先进的环保技术和较充足的资金，因而推崇较激进的减限排温室气体措施。但面对美国抵制的现实，欧盟提议可以通过建立地区性或局部性协议，来协商解决美国、澳大利亚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问题，但这并非要替代京都机制这一全球范围的协议。

　　对于将来是否会出现一个取代《京都议定书》的新协议，作为美国环境经济的政策建议者，斯塔文斯表示：“虽然我不想用‘摒弃’、‘死亡’这样的词来形容《京都议定书》，但是美国主流的观点都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协议。”

　　斯塔文斯介绍说，在美国看来，这个“超越京都”的新协议应包括以下几个特征：(1)全球参与性，这里特别指的是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承担减排责任；(2)延长减排期限；(3)以市场为基础的减排机制。斯塔文斯认为，“在此三点基础上，新的协议可以以《京都议定书》作为基础，尽管这个基础千疮百孔。”他透露说，这些政策建议早已提交美国相关部门作为参考。

　　抛弃《京都议定书》是欧盟不愿看到的，欧盟也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挽救这个一手培育的孩子。但正如斯塔文斯“威胁”的那样：“到底是自欺欺人，继续用名存实亡的《京都议定书》来展示其领导力，还是加入一个有美国参与的真正意义上的减排协议，欧盟应该能掂量清楚。”

　　此外，未来日本的立场也值得关注。陈迎说：“不管日本人从情感上再怎么不情愿放弃‘京都’二字，其自身业已效率很高的能源利用率，也会对它达到欧盟更高要求的减排承诺产生制约。”

　　在迫使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限排温室气体义务方面，美国与欧盟的立场一致。斯塔文斯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时也一再表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必须承担减排义务是保证新协议最为关键的一点。

　　他说：“对于中国和印度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上这趟火车，哪怕可以先不‘买票’。”

　　由于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未来肯定会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减排压力。国际能源组织(IEA)在最近发布的报告中称，预计到2008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该报告推出后，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家》杂志和美国《华尔街日报》都以显著位置报道来自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威胁。吕学都也透露，这次气候变化条约的谈判中，中国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但吕学都提醒到，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压力并不单单来自国际社会，“虽然国际社会的压力还在增强，就中国自身来说，国内的能源安全问题压力更大”。

　　过去20多年，中国的能源弹性系数(GDP增长速度与能源消耗速度之比)一直保持在1以下，但2002年—2005年之间，能源消费的总量和强度都在上升，能源弹性系数一度达到了1.5到1.6之间，也就是说中国GDP保持每年10%的增长速度，能源消耗达到15%。在“

　　陈迎说：“虽然中国一再强调‘十一五’规划中的这个减排降耗目标是我们的国内政策，但国外已经将其看作中国的减排承诺了。”今年“两会”上，中国也头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认2006年没完成年度减排目标。

　　在未来后京都时代中国应采取的对策，潘家华强调了两点：(1)软约束。规避一切有可能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性减排承诺，对有一定弹性的软约束，只要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吻合，可以采取积极态度；(2)多方位。后京都国际气候谈判涉及减排、适应、技术、发展等诸多方面，中国目前已经参与了几乎所有领域的国际合作内容，今后的谈判也会是全方位的承诺问题。

　　陈迎也认为，中国应始终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公约下的多边合作，但出于效率的考虑，也不放弃区域及双边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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