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挑战国际贸易摩擦的大智慧

　　□ 张 锐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

　　一件件“中国制造”昂扬走进异国市场，一个个中国企业在他乡安营扎寨，这种景象让国人无不为之欣喜。然而，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步难。在充满怪异与诡谲的国际市场，“中国制造”正在遭受着多种力量的阻击与挑衅。

　　合围：山雨已来风满楼

　　继纺织和鞋类制品连续遭遇欧盟、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之后，中国产品的出口生态环境在2007年继续恶化。

　　3月29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最终裁决，认定中国活性炭产品对美国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并决定对其实施反倾销制裁。次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铜版纸产品适用反补贴法，打开了美国法律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反补贴的先河。

　　4月2日，在布什政府递交国会的《2007年度贸易报告》中，中国被明确打入贸易“黑名单”，并扬言可能就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自2001年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制裁31起，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制裁占到美国对外制裁的25%。

　　欧盟也不甘示弱，4月2日，法国纺织工业联盟协会提出新的要求，称要延长对中国纺织品进口配额期限至2008年底，以便向中美之间签署的此类协议看齐。而法国人话音未落，罗马华人聚集区的华人商铺、仓库等就遭到意大利反黑调查局、罗马省税务局、海关等百余名警察无端进行地毯式搜查，被扣押的华商货品价值高达近3000万欧元。

　　加入战团的还有俄罗斯，吃尽其“灰色清关”之苦的华商很可能会被永远地赶出俄罗斯市场。4月1日，俄罗斯限制外国人经营零售业的法律正式生效。据中国官方的数字显示，获得中俄两国正式批准的、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居留的华人超过20万，大部分是劳工和零售商贩。这些人的命运都将随着俄政府的一纸“禁令”而发生逆转。

　　短短3天之内，中国产品和商人在全球遭遇到雨点般的挑衅与攻击，而这只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中国企业如今已不仅是与竞争对手单方面过招，其面对的是一个日渐聚拢的敌对阵营。美国宣布要对中国产品征收反补贴税并将中国告上WTO之后，日本、墨西哥旋即明确表态加入美国对华“反补贴”的行动中；有消息称，欧盟方面也在考虑重新修订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很可能改变在补贴问题上对中国等“非市场经济体”较为宽松的立场。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06年底，已有47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了800余宗涉及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别调查。而根据世贸组织的报告，目前全球范围内反倾销的案例已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惟独中国受到的反倾销却在不断上升。

　　国际社会针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行为，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团伙化和集中化倾向，“中国制造”的明天将会怎样？只有深入分析对手抛出的“杀手锏”之后，才可能找到答案。

　　扩围：兀地拔起的“隔离墙”

　　古典经济学鼻祖大卫·李嘉图曾指出：各国应该从比较优势出发，专注于生产自己效率最高的产品。当代发展经济学也认为：在国际领域开展贸易，让每个国家充分发挥它的比较优势，是经济发展最行之有效的道路。然而现实总是灰色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如今正在接受现实的挑战。

　　公正的说，国际贸易环境急需WTO这样的全球贸易组织，以拆除贸易壁垒，抑制贸易保护，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但是，WTO并不是可以主宰万物的神灵，其规则中的例外条款也使某些贸易保护具有了合法的外衣和可操作性。在诸如配额、许可证等传统贸易壁垒逐渐被消除或约束的同时，新型翻版的隐性贸易保护措施应运而生，进一步增加了贸易摩擦和争端的频率。

　　这便为中国留下了遗憾。为了顾全大局，在最终签署“入世”议定书时，中国接受了一些妥协性的条款，其中之一就是欧美只在15年的过渡期后才正式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便为今日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国际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地位”并不是被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诠释的，而是被当成一种贸易救济手段在使用。时至今日，不仅美国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予以公开否认，狡猾的欧盟也对此缄默再三。其根本原因在于：如果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未获认可，那么在判定中国商品是否以低于成本价在其境内倾销时，就不是以某类产品在中国国内的价格为参照，而是要以其他类似国家的同类产品价格为参照，而替代国成本通常高于在中国的生产成本，这就很容易得到“中国产品销售价格低于生产成本”的结论，致使中国“倾销”罪名成立。

　　知识产权则是国际贸易博弈中欧美各国最富杀伤力的武器。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本身就存在着不对称问题，而庞大的专利与技术容量就构成了前者对后者的无形约束和随意性要挟，知识产权将成为未来几年中国与欧美之间激烈冲突与摩擦的最敏感地带。在中国目前出口贸易总额中，高新技术出口已经占到了出口的33%。可以预料，中国出口产品在实现结构升级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知识产权纠纷将愈发频繁，且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名行遏止中国出口之实也将会是一些国家和企业的重要手段。从3C、6C联盟向中国DVD制造商的漫天要价，到英特尔、菲力浦、SigmaTel向中国MP3企业收取高额专利费，都是中国企业的前车之鉴。

　　横卧在“中国制造”面前的还有绿色贸易壁垒。以欧盟《关于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为例，该指令规定，生产企业必须负担回收处理报废家电及电子电气设备的费用，每台洗衣机80元、每台微波炉43元、每台冰箱148元、每台大型电子设备44元。而这些中国制造的厂商其出口商品利润原本就比较低，如此执行该规定的话，生产厂商必定会出现赤字。

　　“屋里屋外，那不宽不窄的门缝是横亘在你我之间的海洋”，诗人狄更斯曾经这样写道。对于“中国制造”而言，屏蔽“门缝”和跨越障碍已经不能只凭当初的一腔热血，更多的是需要睿智和竞技。

　　突围：寻找海外“空降地”

　　1970年代，标示着“MADE IN JAPAN”的日本产品，就遭遇到了英美“贸易保护”。但依靠加大产能与加强管理，日本制造业在面对放松汇率和开放市场的巨大压力下，全面战胜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制造，跻身世界经济主流行列。因噎废食乃企业之大忌，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巨大的消费与需求能力令目前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版块所无法比拟的，对于“中国制造”而言，绝不能因为双方频繁的贸易摩擦而轻言退出或放弃，反倒更应深入对方市场。

　　但“中国制造”再也不能延续那种“两头(技术、市场)在外，中间(生产)在内”和低端作业——低端出口的传统贸易模式，其市场进攻策略必须重新谋划、主动调整。同时必须强化自身的技术研发，以技术力量带动产品升级，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全面改写“中国制造=低质低价=倾销”的贸易形象。

　　“中国制造”还应当快速进行出口贸易多元化，东盟10国可以作为中国企业投资贸易的理想“沃土”。目前双方已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大幅度削减关税，还计划在2010年把绝大多数正常商品的关税降为零。东盟各国基础工业相对薄弱，我国的纺织品、服装、鞋、食品、机械电子设备、车辆和化工产品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出口机会也会随之放量增长。

　　与东盟相比，非洲大陆可能略显贫瘠，但市场潜力却十分地庞大。非洲国家每年要花1700亿美元用于进口，约83%的GDP(4600亿美元)都用于消费；几乎所有非洲国家对轻工、纺织、服装、五金、钟表、床上用品、家电、电子等产品的需求量都很大，而且普遍依赖进口。相比欧美而言，非洲人更愿意同中国人做生意。目前中国已与非洲26个国家签订了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与8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这都是中国企业走向非洲的良好机遇。

　　与之类似的还有拉丁美洲地区，那里有5亿多人口，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2万亿美元，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市场。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家电，虽然拉美家庭家用电器的普及要比我国起步早，但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品种、式样上都已明显落后于中国，家电产品更新换代将会随着拉美经济趋于稳定和好转出现新的热潮。

　　中国必须学会寻求投资保护协定签署国的投资保护与贸易救济，虽然我国目前已与112个国家签定了115个投资保护协定，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一起我国企业利用投资保护协定进行海外维权的案例。在中国频繁遭遇“反倾销制裁”之时，这种情形很不正常。中国企业急需学习相关的知识，储备相应的人才。

　　解围：得内需者得天下

　　宏观政策上延续多年的“出口导向”战略，曾引导着中国企业在出口大道上不知疲倦的狂奔，以致快要撞破他国贸易的“天花板”还浑然不觉。而面对着对外贸易日益冲高的骄人成绩单，整个社会似乎也陷入到了对出口创富的顶礼膜拜之中。

　　但“中国制造”真的是国际市场上财富盛宴的大赢家吗？现代产业价值链的研究表明，产业链利润呈现一个“U”字形，即所谓的微笑曲线。在这个曲线中，一头是研发、设计，另一头是销售、服务，中间是加工生产。一般而言，处在两头的产业利润率在20%至25%之间，而处在中间的加工生产产业的利润只有5%。

　　来看看中国企业在微笑曲线中的地位。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是中国苏州企业贴牌生产的。这个娃娃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是10美元，但在中国的离岸价格却只有两美元。这两美元还不是最终利润，其中1美元是管理费和运输费；剩下的1美元中，0.65美元用于支付来料费用，最后剩下的0.35美元，才是中国企业所得。

　　如果说中国企业仅仅拿到了最小的一部分，倒也罢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逐渐沦为世界“加工车间”，为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提供了廉价物品，并用我们赚来的微薄利润购买欧美债券之后，却仍招来了们贸易制裁。通过谈判、申诉来与对手讨价还价，也许会获得一些收获。但地盘在别人手里，指望他们不断地开放市场、让出那些已经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并不现实。

　　目前“中国制造”的对外依存度，以每年10%的升势加速，这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目前的对外出口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在国际贸易博弈中总是处在从属与被动地位；而且出口集中于低端产品，很容易被他国替代；加上出口渠道由其他国家的公司所掌控，我们根本得不到出口发展的主动权与话语权。

　　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的真正的优势在于它巨大的、潜在的国内市场。中国企业在练好自身“内功”的同时，应该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国内市场的开发。

　　中国城市的经济结构正在升级，这也将推动消费结构逐步升级。在城市，未来对数字家电、通讯产品、汽车等高档商品需求将出现年均约10%左右的滚动增长；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到201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将由2000年的30.4%提高到45%，城市人口将由2000年的4.46亿增加到6.28亿，10年内将有1.5亿—2亿农村人口转入城市，从而构成了对日用消费品和耐用商品的强大需求拉力。

　　同样，随着国家区域战略重心的逐步转移，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不仅将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新动力，还将培植出强大的消费引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面积占全国的80%以上，人口占全国的近70%，但是，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仅占全国的42%。2006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仅1976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0%、东部地区的51.2%。有专家作过计算，如果人均消费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与东北地区将增加消费需求5314亿元；如果达到东部地区水平，将增加消费需求13430亿元。对于如此庞大的消费潜力，谁能够将其率先拢入怀抱，谁就能够控制未来中国市场的“制高点”。

　　与国家区域经济政策转向相映衬，中观决策的利好消息也在频频释放。在湖北，当地政府提出了重振区域制造业，打造现代制造业基地并做大做强钢铁、汽车、光电子等优势产业的战略思路；在湖南，主动接受粤港澳经济辐射，积极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自觉融入华南经济圈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开放的基本线条；在安徽，加快市场开放步伐、打造制造业基地构成了本地经济发展的主动脉；在河南，当地政府提出了以工业化培植区域经济发展新“引擎”的崭新设想。西部的重庆、新疆、西藏等省份也不约而同地加强与东部地区的产业协作与经济交流。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已出现明显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圈占内陆市场的迹象。

　　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供给可以无限，需求却是有限的。这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在目前国际市场收缩接口、国内市场尤其是内陆市场的最终形成又存在周期的情况下，市场的刚性约束已经说明“中国制造”那种放量生产的高峰期接近尾声并逐步转向平稳发展期。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大声呼吁服务业应当成为中国建设新型工业化的必由之路，认为服务业与加工业相融合，以服务业为中心将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串联起来，是先行工业化国家后期工业化的重要特点。的确，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产业链拉长，各个生产环节独立出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完成整个产业链。而根据资源的配置，服务于各个生产环节的服务业，则会为各国提供市场空间，这也是外包等各种形式的服务贸易存在的原因。而在最近几年中国贸易出口全线飘红的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却长期存在着逆差，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仅占贸易出口总额9%，远远低于19%的世界平均水平。

　　因此，无论是企图在国际市场呼风唤雨，还是希望在国内市场纵横捭阖，实现产业转移、提升产业层级都将是“中国制造”未来的必修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