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度与非洲贸易报告：龙象的非洲竞逐

　　龙、象的非洲竞逐

　　—中国、印度与非洲贸易报告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迅速走向非洲。它们难道仅仅是为了原材料来到非洲么？世行报告的研究表明，它们的投资正趋向多元化，为非洲振兴提供了难得机遇

　　-来源：世界银行

　　非洲有3亿全球最贫困人口，面临着令人望而却步的发展挑战。如果非洲人民无法真正参与到国际商业的新模式中，那将是世界经济无法承担的损失。中国和印度对非洲贸易及投资的兴起，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发展和融入全球经济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中印两国都有上千年从事国际商业活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的时代。不过，今天的中国和印度与非洲的贸易及投资规模之大，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在近年来全球经济的动向中，南南贸易及投资的加速是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现在，在非洲的出口贸易中，对亚洲的贸易量与对非洲传统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量几乎并驾齐驱。2000-2005年，欧盟在非洲对外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降低了一半。

　　亚洲对非洲的出口增长非常迅速，年增长幅度大约18%，速度超过对其他地区的出口增长。在投资方面，中国和印度在非洲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石油和矿产开采领域。这一直是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但事实上两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最近几年一直在趋向多元化。另外，有些投资正在推动非洲的贸易进入先进的多国公司网络，不断改变“国际分工”的格局。中国和印度对非洲的商业战略，着眼点远远超过资源本身。

　　非洲经济有待发展

　　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相比，非洲大陆的国家密度是最大的，平均每个国家与四个邻国接壤。另外，非洲在地理上也是高度分化的。非洲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地理和经济基础对发展不利的国家。40%的非洲人生活在内陆国家。非洲不仅人口密度低，而且内部运输成本高昂，估计接近其他发展中地区两倍。其结果是，除了南非和尼日利亚这两个非洲的主要经济大国外，非洲大陆各国的市场不仅小而且缺乏深度。

　　非洲的发展模式日趋多样化，但市场制度欠发达，商业竞争受到约束，导致在非洲进行国际贸易及投资的成本非常高。过去15年来，世界贸易及投资大幅度膨胀，但非洲大陆在全球市场上的总体贸易表现令人失望。过去60年来，非洲占全球的总出口市场份额一直在下降(见图1)。如果不扭转下降趋势，非洲大陆持续增长前景黯淡。

　　尽管近年来进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但非洲大陆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净额中所占的比例仅有1.8%。非洲的出口商品主要是石油。在过去20年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非石油出口比重没有保持增加的地区。这一令人失望的表现，意味着非洲未能充分利用国际贸易来带动增长。

　　除产油国外，经济增长强劲的非洲国家，其增长动力部分来源于初级商品的全球价格上涨。如图2所示，除价格相对停滞的原材料外，包括金属和非石油矿物在内，其他初级商品的价格均显著上涨。初级商品价格出现世界性的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受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所拉动，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参见图3)。

　　中国：亚洲最大的非洲产品输入国

　　亚洲与非洲的贸易量飞速增长，这一趋势是非洲贸易表现中主要亮点。贸易量的增长，主要推动力是两个地区经济上的互补性。非洲对亚洲的制成品和机械的需求不断增长，而亚洲的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经济体不仅对非洲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对非洲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要素禀赋和其他经济资源有可能会继续在国家层面上维持这种很强的亚非互补性，目前的亚非贸易热潮可能持续下去。

　　非洲对亚洲的出口量正在加速增长：1990至1995年间，非洲对亚洲出口保持15%的年增长，过去五年的年增长率达20%(2000-2005)。在非洲的对外出口中，亚洲占27%，与欧盟的32%和美国的29%相差无几。尽管对亚洲出口高速增长，从亚洲的角度来看，非洲的出口规模依然相对较小：非洲对亚洲的出口仅占亚洲全球进口的1.6%。近年来非洲对亚洲出口的增长，主要是对中国和印度出口剧增。非洲对这两个国家的出口一直在飞速增长(参见图4)。

　　尽管中国和印度在非洲对外总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仅有13%，但是中国和印度对非洲的出口增长速度是非洲大陆全球总出口增速的1.7倍。印度和中国相比，中国是更有活力的非洲出口目的地市场。1999年至2004年，非洲对中国的出口年增长为48%，对印度为14%。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出口目前有10%是输出到中国，有3%左右输出到印度。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非洲产品输入国。

　　过去几年来，中国和印度对非洲的进口增长，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工业不断发展，家庭消费不断增加，存在庞大的自然资源内需缺口。石油是非洲第一大出口商品，其次是矿砂和金属。中国和印度对非洲的进口，石油占大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非洲的全球出口模式。中国和印度对非洲的进口快速增长，不仅限于燃料和其他矿物及金属产品。此外，中国和印度也在越来越多地进口劳动力密集型的未加工或半加工农业初级产品，进一步深加工后用于工业用途(木材、棉花)或消费用途(食品)。石油、金属和农业原材料加起来，在中国和印度对非洲进口量中占85%。

　　目前在中国和印度对非洲的进口中，原产地的地理分布非常集中。五个石油及矿物输出国占非洲对中国出口的85%。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对印度的出口中，仅南非就占68%。亚洲对非洲的出口也不断增长。过去五年中，亚洲对非洲的出口年增长速度达18%，超过对包括欧盟在内所有其他地区的出口增长。亚洲对非洲出口的制成品像潮水一样涌入非洲市场。出口中有一些是产品散件，在非洲组装后再输出至欧盟和美国等第三方市场，还有一些是供非洲制造业自用的资本品(机械及设备)。

　　与此同时，亚洲还向非洲出口相当数量的非耐用消费品，与非洲本土生产的产品展开竞争。亚洲与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快速增长，但金额比贸易要小得多。非洲在中国和印度进行了一些外国直接投资，但主流是中国和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进入非洲。截至2006年年中，中国对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估计为11.8亿美元。过去十年中，中国和印度在非洲进行的外国直接投资大都集中于采掘业。此类投资一般属于资本密集性，因此在当地创造的就业很有限。

　　但是过去几年内，中国和印度在非洲的直接投资已经开始向其他领域进行多元化发展，主要包括服装、农产品加工、发电、公路建造、旅游和电信。另外，中国和印度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地理上也更趋分散。图5所示为目前中国对非洲进行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分布。

　　亚非贸易流模式存在差异，主要决定因素是什么？在国际商业谈判和磋商中，国际间的正式贸易政策往往首当其冲。很明显，关税及非关税壁垒(NTB)是贸易自由化的首要目标。因此，有必要研究此类因素对亚洲与非洲间贸易流的影响。事实上，分析显示，各国市场状况和投资环境等因素对亚洲国家与非洲国家之间出口倾向和国际商业活动方向的影响，至少等于甚至超过正式国际间贸易政策的影响。现在，我们详细讨论这些因素对亚非贸易及投资的总体影响。

　　中国和印度以及非洲国家的关税结构中依然有一些制约相互贸易的不利成分。中国、印度和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国。因此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这些国家的关税一般都是根据非歧视性最惠国(MFN)的原则制定的。目前暂时中止的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其目标之一就是寻求就降低成员国的各种MFN关税，达成全球协议。

　　除了一些重要商品，非洲出口商在亚洲面对的关税高于在美国和欧盟。亚洲国家中，中国和印度对非洲产品的关税依然保持在高水平。两国均对农产品征收高关税。印度的关税普遍很高。中国是一个相对自由化的市场，对本国需求最大的原材料实行零关税，包括原油和矿砂，但是对其他进口商品维持中高关税水平，特别是对从南方进口的非食用性原料。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近年来区域性和双边贸易及投资协议在非洲大陆也是风行一时，其中包括与南方国家签署的互惠性协议，其中就有与中国和印度签署的互惠性协议。目前，亚洲国家与非洲国家之间还没有已经生效的自由贸易协议(FTA)，但是有几项自由贸易协议正在进行谈判或有待批准，其中包括中国—南非自由贸易协议、印度—毛里求斯经济合作及伙伴协议以及印度—SACU(南部非洲海关联盟)自由贸易协议。

　　此外，还有几项亚非优惠安排，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中国2006年初对某些非洲出口商品的单边自由化：取消从25个非洲国家进口的190种初级商品的进口关税。中国已经宣布进一步降低关税，在2007年年底之前降低关税结构的分散性。此外，北方发达国家也提供了优惠安排，例如美国的《非洲增长及机会法案》(AGOA)和欧盟的《除军备外全部优惠》(EBA)计划，这些安排也促进了在非洲经营的中国和印度公司生产商品后从非洲出口的市场准入。此外，这些安排还鼓励了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在制造业的投资，例如投资莱索托的服装业和南非的汽车组装业。降低对其他竞争者的市场壁垒后，优惠安排所产生的效益大幅度递减，对此类安排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

　　中国政府的一项举措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决策是，《中国的非洲政策》白皮书于2006年1月在北京发布。白皮书列举了大量中国与非洲合作内容，包括贸易、投资、债务减免、经济援助、金融、农业和基础设施。

　　印度：非洲本土化策略更成功

　　亚洲与非洲之间的贸易及投资，与世界其他地区间的贸易及投资一样，受到国家之间的经济状况或制度“摩擦”的影响。因此，建立新的贸易及投资关系，要付出某些成本，而且往往是高额成本。

　　这些成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降低。例如，通过使用正式渠道(企业间或政府间渠道)或非正式的“软”网络(族群网络和侨民)。通过改进(或发展)贸易促进基础设施和相关制度，可减少物流瓶颈造成的成本。通过提供贸易融资和保险，有助于化解商业方面的顾虑。亚洲和非洲在有些方面依然相距很远，对彼此市场的了解程度存在很大的差距，并且直接的地区间运输服务(空运、海运服务和客运线路)非常有限，这可能制约两个地区间的贸易及投资流。

　　对于中国、印度和非洲的投资者，在关于两个地区潜在跨境商业机会的市场信息质量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和不对称。为了促进此类信息的流动和补偿信息的缺陷和不对称，对族群网络的依赖性在不断加大。在非洲大陆开展经营的印度和中国企业在对族群网络的依赖性上存在巨大的差异(见表1)。

　　在接受调查的印度裔非洲公司所有人中，大约有一半人的国籍是在非洲(接受调查的欧洲裔非洲公司所有人中，国籍在非洲的比例与此类似)。这些数字说明，印度裔及欧洲裔移民已经实质性地融入非洲工商界。

　　另一方面，接受调查的在非洲经营的中国公司人员，无论是按国籍还是按族群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这说明中国投资者在非洲是相对的新来者，在目前这个时刻，还没有在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上融入非洲工商界。相反，近年来中国在非洲进行投资，大部分是外派高级管理人员前往非洲大陆。在本分析进行的企业案例研究中，情况几乎都是如此。随着中国增加在非洲的投资，估计大约已有80000名流动性工人从中国前往非洲工作，创造了一个新的中国侨民群体。

　　同样是在非洲经营，中国企业与印度企业存在很大的差别。非洲中资企业在业务战略上谋求加强对生产链的全程控制，企业属于独立王国类型，溢出效应较为有限。相比之下，印资企业的非洲投资战略则是更多地融入本地市场，在经营中大量采用非正式渠道，甚至融入当地政治经济的层面，当然这是因为印度与非洲之间有更悠久的族群联系传统(见表2)。

　　非洲与亚洲之间的技术及劳动力的流动(专业人员以及生产线工人)正在促进两个地区之间商业联系的形成，而商业联系则可带来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事实上，贸易及投资与劳动技能及技术的转移之间存在一个互加强效应。例如，在接受调查的在非洲经营的中国及印度公司中，平均而言，从非洲大陆出口较多的，来自本土公司总部的工人比例要高于出口较少的。非洲人和在非洲大陆经营的中国及印度投资者，在有效利用这种协同效应方面，都面对着很大的挑战。

　　中印非洲竞争 加速亚非经济融合

　　竞争是影响非洲与亚洲融合程度的一股强大力量，特别是对来自中国和印度的企业，通过多种渠道产生影响。就在非洲经营的公司表现而言，不论公司的国籍，无论是从生产率还是从以出口为代表的国际融合的角度来看，竞争都是重要的因素。卖方的激烈竞争提高了生产率和出口表现。进口竞争加剧、进入和退出的壁垒降低以及对政府销售业务(例如公共采购)的依赖性降低，往往会增加出口动力，而且同样是不分国籍，对所有公司均是如此。

　　规模是影响中国和印度公司在非洲表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企业的国籍、规模都是重要因素。调查发现，无论是生产率还是出口，规模较大公司的表现超过规模较小的公司。但是，就进口方面的竞争而言，规模较大公司受到的影响也越大，部分原因是与规模较小的公司相比，规模较大的公司进口动力越强，越倾向于进入进口敏感性行业。

　　中国和印度投资者的进入明显促进了非洲市场的国内竞争。事实上，研究发现了一个互加强效应：在本土市场面临的竞争越激烈的非洲公司，与中国和印度资本的接触程度越深，而中国和印度投资者最多的非洲市场往往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分析还显示，中国和印度投资者在非洲市场引发的竞争，主要来源于进口产品之间的竞争(其实就是来自中国和印度的进口产品之间的竞争)。

　　非洲目前的运输及物流服务不仅不足，而且成本高昂，使在非洲经营的中国及印度公司(以及其他外国投资者)苦不堪言(参见表3)。

　　中国和印度企业在经营所在地要支付高额的交易成本，在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都是如此。结果对于来自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的投资者，贸易和投资的吸引力降低了。中国和印度公司在非洲的高经营成本主要有四个原因：基础设施服务质量差(电力供应、电话服务、互联网接入)，要素市场效率低下(缺乏高技能的劳动力、国内劳工市场的刚性以及当地融资渠道有限)、不利的监管体制、治理约束薄弱。

　　在非洲经营的亚洲公司要在当今的全球市场有效进行竞争，必须对复杂的贸易支持服务链进行大刀阔斧的改进，包括通关及过境程序、货物运输的管理和控制、交易单证和银行票据。非洲大陆贸易支持服务这个薄弱环节损害了非洲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和印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利用新的全球市场机会的能力也因此受到制约。

　　近年来，全球化市场的形成，带来了生产流程的细化裂分，并形成了紧密集成的新的全球生产及分销网络。中间产品和零配件贸易的兴起是世界贸易体系一次根本性的结构转变。

　　中国及印度公司扮演着促进非洲大陆外国直接投资与贸易的重要角色。在新的调查数据和实地考察后编制的原创性企业案例研究中，这些企业经营情况方面的公司级证据显示，企业的贸易及外国直接投资具有互补性，而不是替代性。

　　一方面，中国及印度在非洲的企业，经营规模一般要大于相同领域内的非洲同行企业，应该可以实现规模效益。因此，证据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国及印度企业的出口强度远大于非洲企业，这一点在情理之中。另外，与非洲本土企业的出口相比，中国及印度企业生产后从非洲出口的产品，其多元化程度以及在价值链中的位置要高得多。

　　此外，中国及印度企业的公司结构也与非洲企业不同。首先，前者更多地隶属于国际企业集团或控股公司(总部在母国)。与非洲本土企业相比，中国及印度企业更广泛地参与非洲大陆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另外，与非洲本土企业相比，中国及印度企业还在非洲以外更广泛地融入地理上更为多样化的第三国市场。(参见表4)这些重要的结果说明，在促进非洲经济的一体化程度方面，无论是非洲大陆本土的经济一体化，还是非洲经济与全球市场的一体化，中国及印度企业发挥的作用超过非洲本土企业。

　　此外，中国及印度企业还是向非洲大陆转移设备以及技术进步和技能的载体，这一点有很强的证据。这就是溢出效应，外国直接投资往往会在东道国市场伴生这样的经典效应(参见表5)。

　　全球价值链为非洲国家提供了真正的机会，可以利用中国及印度的投资及贸易活动来增加非洲大陆的对外出口规模、多样性和增加值。实际上，与世界其他地方从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即使是非洲的内陆国家，只要政策组合恰当，都可以参与网络贸易。

　　中国和印度的中产阶层正在不断崛起，可支配收入增加，非洲明显有潜力从中获益。中国及印度进行的投资及贸易可提高非洲大陆自身利用这些机会的能力。事实上，非洲对中国及印度的出口快速增长，正在为非洲的出口多元化作出更大的贡献。亚非两个地区间经济的互补性正在不断加强，这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更积极地参与全球网络贸易。

　　中国政府一项引人注目的决策是，《中国的非洲政策》白皮书于2006年1月在北京发布。白皮书列举了大量中国将与非洲合作的内容，包括贸易、投资、债务减免、经济援助、金融、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中国和印度在非洲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开采领域。这一直是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但事实上中国和印度在非洲的商业战略，着眼点远远超过资源本身。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非洲产品输入国接受调查的在非洲经营的中国公司人员，无论是按国籍还是按族群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这说明中国投资者在非洲是相对的新来者，还没有在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上融入非洲工商界。印度的情况则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