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视角看待体制变革与科技创新

　　以新视角看待体制变革与科技创新

　　——基于“汤浅现象”与“李约瑟难题”的观察

　　王　喆

　　面对科技全球化，如何促使我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发展，变被动为主动，实现科技强国的目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科技史上“汤浅现象”和“李约瑟难题”，使我们对制约科技发展的社会的、体制的症结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这对促进科技发展是极有裨益的。

　　“汤浅现象”和“李约瑟难题”值得深入研究

　　1962年，日本科技史专家汤浅光朝系统地提出了科学中心转移理论:衡量一国科学是否发达的主要标志是科技研究成果的多少，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一个时期的科技研究成果超过全世界的1/4，这个国家就是世界科技中心。从1501年到1950年的450年间，世界科技中心发生了五次大转移，依次是

　　翻开历史，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同期的发明和发现至少有100种之多。按照汤浅理论，古代的中国理所当然是世界的技术中心之一，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将科技优势保持下去，反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这就是科技发展史上另一个著名的论题，即“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占尽先机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汤浅现象”和“李约瑟难题”告诉我们:社会体制同样重要

　　汤浅光朝认为，文化的震荡、社会的变革、经济的快速增长、新学科群的崛起、科学家的集体流动，都是导致科学中心发生转移的因素。李约瑟认为，除了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原因外，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是因为中国当时的封建社会体制，越来越限制了科技的发展，也就是说，当时中国跟欧洲16、17世纪在文艺复兴后发生科学革命时的那个社会环境完全不一样，科技发展因为没有了发展土壤而丧失了活力。

　　社会的经济体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对科技的需求和社会对科技资源(包括人、财、物等)的配置。政治体制对科技发展的影响，具体通过政府对科技采取的政策以及相应的组织去实现，它反映了统治阶级对科学技术的基本态度，包括对科技工作者的待遇和对科学技术的人力、物力、资金的支持等等。在中国封建统治者中，鲜有足够重视科技的，从事科技活动的工匠和技师一直处于社会的最低层，积极性受到了扼杀。比如元代的从业者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倡、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医、工等地位较低，知识分子更是排在第九，只比要饭的高一等。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教育体制，以博取“功名”为目的，推崇官本位思想，客观上影响了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重视，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细致探析这些历史现象，仍大有必要。

　　从“汤浅现象”和“李约瑟难题”所揭示的科技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来说，看不到社会的和体制的因素对科技发展的制约性，对体制改革没有应有的重视，往往只强调科研队伍、科研设备和科研经费等，科技创新和发展难于获得持久的活力。

　　当前制约科技创新和发展的主要体制障碍

　　通过20余年的科技体制改革，我国基本实现了科技资源配置从计划导向到市场导向的转轨，初步完成科技力量布局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要求的调整，基本明确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类创新主体的功能和分工定位，基本确立了科研机构新的组织形态和管理规范，并开始形成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

　　但是，应该看到，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还需要一个完善过程，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仍然存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科技资源配置来看，科研与市场“两张皮”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政府的计划在科研安排上仍然占主导地位。科技投入方面，单纯依靠政府投入的拉动，缺乏可行性分析，忽略了市场需求；尚未建立起健康的市场投资机制，企业缺乏便捷、稳定的融资渠道，一大批国有科研单位虽然已经进行转制，但是对政府人、财、物的依赖还长期存在；科研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科研成果转化游离于价值规律之外，从而使科研失去应有的动力源泉。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孵育系统不健全，产业化渠道不畅，尚未建立符合市场价值规律的产业化回报机制和风险投资收益机制，中国高校虽然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在6000-8000项之间，但真正实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还不到10%。

　　从科技事业管理体制来看，政出多门，整体布局不到位，分散、重复建设现象比较严重。对重大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难以形成统一高效领导，科技资源与经济资源往往不能优化配置，科技政策与其它经济政策相脱节，难以妥善解决科技与经济的结合问题。地方科技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在各省市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规划中，集成电路产业的同构性达35%，纳米材料的同构性为48%，应用软件系统的同构性为42.5%，计算机网络为59%，软件产业为74%。

　　此外，国有科研院所转制仍存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和人事制度不健全等深层次矛盾。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引发恶性竞争，技术秘密和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完善可能使科技企业遭受重大损失。如《2002至2003年北京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指出，北京市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一审知识产权纠纷案件1999件，失范的市场环境往往使中小科技企业生存艰难，丧失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大部分高校产学研一体化改革思路难以全面落实，闭门造车的结果是成果很难实施转化，造成极大浪费，许多好的科研成果沦为评职称、评奖及职务晋升的指标。

　　综上所述，当前的各类体制问题是影响科技创新能力的瓶颈。从“汤浅现象”与“李约瑟难题”所揭示的社会体制与科技相互间深层制约的关系来看，我们有必要竖立更加自觉的改革意识。科技进步的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只有在加大科技投入、加快人才队伍建设的同时，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励企业创新、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和合作等方面取得关键性突破，科技强国战略才能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