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银行一岁半

　　自2005年5月之后，国内首批民间小额信贷企业开始运作。不久前，本刊记者奔赴山西平遥、四川仪陇，探访18个月来“草根金融”的成长情况，寻找中国的“尤努斯”

　　文/本刊见习记者 王春梅

　　山西省平遥县闫良村的打铁匠王学文终于结束了过去十多年的手工打铁方式，开始买进机器和更多的原材料，进行机械化操作。这一切皆源自于2006年10月他从平遥县晋源泰小额贷款公司贷到了3万元钱。现在，他的铁厂一个月用料1吨多，合2000多元，扣除所有成本，月纯利润达2000多元。

　　对于如此收益，一脸油汗的王学文显得十分满足，他说，“现在投资小，赚得就少；以后投资滚动大了，赚得就多了。”回忆起过去曾向农信社贷款失败的经历，只用了一个上午就获批完全信用贷款的王学文感叹：“现在小额信贷太方便了！”

　　按照贷款的半年期限，每月500多元利息，王学文估计自己到4月底能还上2万元。现在村里有两家打铁厂，彼此竞争激烈。王的打铁厂只有他和儿子两人，还缺人手，他说以后还有再继续贷款的打算。

　　向王学文发放贷款的晋源泰是山西平遥两家民间小额贷款公司之一，另一家是日升隆。2005年5月，央行正式批准在国内几个中西部省区试点运营7家民间小额贷款公司(见表一)，平遥这两家公司相继于2006年2、3月正式营业。与曾经在这里诞生的中国第一家金融机构“日升昌”票号选址城内有所不同，晋源泰和日升隆的办公地点设在了村里或靠近村子的地方。从日升隆的客户电话里传出的是农村的秧歌曲，而其公司从外部看俨如一家农户大院，一切都让农民们感觉更靠近、更亲切。

　　两家公司的股东基本都是山西煤矿业的老板，晋源泰由原平遥四贡煤化集团董事长韩士恭及其子、经营洗煤厂的郭新金及其子共4人，每人出资400万元，共1600万元组成。日升隆由雷锦魁、刘维辉、王治信3人共出资1700万元成立。这些煤老板们都出身当地农村，非常熟悉当地的经济生态。在他们看来，这桩源自村镇的银行生意，必须要由他们这样的当地人来做，因为他们“熟悉平遥的所有企业老板、政府官员，包括他们的性格、为人、以及家庭状况”。

　　商业化生存

　　南侯村是日升隆的一个信用贷款试点村，该村有近200个农户，由村委会推荐，前期由2名信贷员逐户去调查这些农户原有经营的合法合规性资产及信用度，包括有几间房子、几个孩子、几亩地，甚至家里是否有病人等。经过周详的调查之后，审批小组确认是否贷款和贷款限额。审批小组由总经理刘维辉及其业务经理、会计主管、经理助理、信贷员组成。审批制度参照商业银行的做法，实行2个标准：总经理可以一票否决，同时又要多数票通过。最终，该村的十几户农民获得了贷款，用于种植业、运输业等。日升隆的全班人马进到村子里为农民现场办理，每户不高于5000元，贷款自去年7月开始，半年期限。随后，信贷员与这些农户经常保持联系，掌握其经营状况。

　　不过，记者注意到：上述完全信用贷款在两家公司的业务中所占比例均不超过10%，大部分还是质押(一般是首饰、车等)、抵押(一般是房产、设备、厂房等)和担保贷款。在贷款模式上，两家公司也不尽相同。晋源泰借鉴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在格莱珉创建的5户连保模式，但日升隆副总经理郭桐良则给出了否定意见：“5户连保的实际意义并不是很大，效果不佳，因为如果这5户不是自愿为对方担保，就很容易形成大家都不还贷的结果。”因此，日升隆实行的是一对一的担保，担保人往往是贷款人的亲戚或朋友，完全自愿为其贷款担保。

　　日升隆有一项“薪农贷”业务，就是由有薪的人做担保人，贷款额控制在担保人税后年收入的3倍以内，最多不超过5万。晋源泰也有一个类似的

公务员担保模式。30多岁的王忠庆是普洞村农民，他于2001年开始在县城附近经营一家窗帘店，2005年又开了家“博洋家纺”代理店。据其本人透露，当初靠3万元起家的他现在已拥有60万资本，但由于承接了宾馆的一笔大单子，仍需要资金购买布料。2006年6月，他由一个公务员朋友做担保，向晋源泰提出贷款申请。对方让其在5-7天内等电话。“这期间，光我知道的，他们就来我店里考察了2次，询问我过去的客户、目前经营情况、家庭状况等，后来还向我的保证人了解其资金收入状况。”王忠庆回忆，“3天后就来了电话，半天就办完了贷款手续。3万元，一年期，每月25日还息500多元。现在他们会经常过来看看。”

　　去年，晋源泰还与五阳实业公司达成协议，该公司在平遥有小麦基地，由其担保，晋源泰向小麦基地的农户贷款110万元。这些农民很穷，贷款后才有能力种植小麦，收获后将产品卖给五阳公司，所得收入再还贷。这种“公司＋农户”的担保贷款模式多是由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为种植、养殖基地的农户所提供的贷款担保。

　　据两家公司的负责人介绍，一般企业贷款多是自动找上门来，而农民的贷款，则多为公司通过省、区委员会的介绍、或下乡过程中获得。去年8月，晋源泰通过县民政局、县供销合作社等部门找到“西红柿专业合作社”的所有者，是3位老农，他们将农民收获的西红柿集中起来联合出售，便于找到较好的销路和较高的价格。晋源泰为他们每人贷款5000元，用于购买大批农药和种子，期限一年，利率1.35%。预计他们每人一年能赚2万元。

　　记者了解到，从2006年2、3月正式营业至今，晋源泰和日升隆累积贷款额已分别达到3958.17万元和4325.4万元。而截至今年1月底，两家小额信贷公司也获得了第一桶金，它们的利润分别达到164.9万元和114.3万元(见表二)。

　　“实践的结果是双赢的，即富人的钱拿出来贷给穷人，让穷人也致富。”韩士恭呼吁这种“授人以渔”的方式能很快地在全国铺开。

　　从一条腿到两条腿走路

　　与农村广大的贷款需求不相称的是，两家公司都面临金融专业人才的缺乏，他们除了从当地的金融机构挖人，就是返聘银行的退休人员。日升隆刚成立时只有3个人，目前有10个人，其中只有2个人原来不在银行工作，一个是会计主管，原来是刘维辉焦化厂的会计；另一个是内勤。其他8人都来自于建行、工行、农行，50多岁的刘维辉20年来都是建行的客户，存有几个亿的资产，也因此结识了该行信贷部的郭桐良，并让其兼任日升隆副总经理。

　　晋源泰有11人(包括司机)。业务经理是已退休的原平遥县工行的副行长，会计来自农行，出纳来自于韩自己的煤矿公司。会计助理、记账员为大学毕业生，都是平遥本地人。“主要是信贷员、业务经理缺乏，他们必须要做到能贷能收，这样才能保证良性循环。”韩士恭感叹，“现在最重要的，一是培养我的接班人，二是扩张营业网点，打算今年在段村镇工业区(煤焦)、达堡乡(制造业)工业区设点，人员上考虑从金融企业退休的人，以及从大学毕业生中引进、培养。”

　　人才之外，就是后续资金缺乏，两家公司的负责人都感叹“账上没钱了”！晋源泰运转不久，资本金就只剩下200多万元；日升隆也在短短4个月时间里剩下不到600万元。他们向记者解释，小额信贷现在还不是银行，不能吸收存款，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捐赠资金或单一来源的批发资金形式，股东最多不超过5个——这是小额贷款公司最鲜明的特点。正是这种特点，使得两家公司只能靠追加投资和增资扩股的方式筹钱。去年8月，晋源泰的4位股东各追加100万元；去年12月，日升隆新增刘生海和积雅健2位股东，每人各出资250万元。去年两家公司还各获得了一笔数百万元的委托资金，但现在，他们依然在为后续资金跟不上而发愁。

　　182年前，平遥的“票号”驰名中外，并与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世界知名金融机构有业务往来。今天的两家小额贷款公司却没有那么好运气。尽管德国复兴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国内外金融机构对它们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国际金融公司曾三下平遥并表达了投资意向，但到现在还没有实质性进展。今年2月15日，受央行的邀请，世界银行聘请的5位资深专家来到平遥对试点情况进行考察调研，以决定是否提供资金援助，但两家公司对此均不抱乐观态度。原因很明显，就是因为公司经营的虽是货币资金，但却不是金融机构，一直没有拿到银监会发放的金融许可证。因而，从法律上来说也就不合法。

　　据韩士恭讲，国开行和央行前几天都来考察过，想支援5000万元(每家2500万)，但这笔钱必须给政府，不能直接给公司。所以要求当地同时成立一个融资公司、一个担保公司、一个小额贷款公司。融资公司由国家控股，负责拿到钱；担保公司做担保。“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县政府是不会承担这个风险给我们做担保的。”韩士恭说，“成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现在不具备天时。”

　　虽不是金融机构，但两家公司要接受以地方政府名义进行的“非金融监管”，去年是十天上报一次财务报表，今年改为一个月上报一次。按照政府下达的文件：公司由山西省平遥县小额贷款组织试点工作实施小组领导、组织和实施。该小组由县政府、财政局、工商局、地税局、银监办等10家机构的13人组成，下设办公室、宣传小组、招标小组、政策指导小组4个工作机构，工作人员从有关部门抽调。据反映，这个小组只是推动小额贷款组织开展的一个临时组织，并不具备行政权力和监督职能，因此，今后由谁监管、依据什么法律法规监管、怎样监管等问题仍不明确。

　　草根金融的风险

　　就在全国最先成立的两家小额贷款公司运营一周年之际，2007年3月1日，中国首家村镇银行——惠民银行在朱德的老家四川省仪陇县金城镇建设南路47号挂牌成立了。

　　南充市商业银行是惠民银行的发起人，据说当时该行有50%的人都在为此事忙碌，兵分几路，分别负责考察、办证、联络股东等。按照惠民银行首任行长唐伦回忆，当时发起的消息并不是很公开，但申请的民营企业还是有几十家。

　　最终，在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查后，批准由南充市商业银行出资100万元，占50%股份；四川明宇集团、四川海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西藏珠峰伟业集团、南充康达汽配集团有限公司和南充联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5家企业，每家分别出资20万元，各占10%股份，没有个人出资。唐伦带领下属从1月下旬开始筹备银行开业，对当地农村和个体工商业的金融需求进行调研、以及银行选址。

　　“做中小、微小企业贷款是南充市商业银行的核心产品体系，这块业务去年还被银监会推荐，另外，仪陇全县58个乡镇都没有金融机构，同时又是贫困地区，所以我认为这是将第一家试点放在南充的原因。”唐伦分析说，对于民营资本，“尽管现在只占10%，但以后发展起来就大了，要用长远眼光来看。”

　　对于同是支持“三农”为首要任务的小额贷款公司的状况，唐伦表示并不熟悉，但他强调：“一家银行的持续发展最重要是‘信誉’的支撑，而非‘资金’的支撑，我们有南充市商业银行在背后做支撑，这样老百姓才会放心把钱存进来。”金城镇共有1.5万农户，总计7万人。截至2007年3月10日，惠民银行已吸收存款170万元。

　　信誉之外，惠民银行在资金和人才上都能得到南充市商行的支持。目前的10位工作人员中，有5人负责柜台服务，5人是客户经理(包括唐伦)。工作人员全部由南充市商业银行派出，一两个月轮换一次。作为原南充市商业银行的一个部门总经理，唐伦本人有25年的银行从业经历，又是在农村长大，熟悉农村经济，这也许正是他成为首位乡镇银行行长的原因。此外，与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监管权错位的现状所不同，惠民银行有着明确的监管机构，仪陇县银监局监管办事处定期或不定期对其经营情况有专项或非专项的检查，每月接受其与南充市商行上报的合并财务报表。

　　惠民银行成立的消息出来后，记者询问了平遥两家贷款公司的负责人。日升隆的刘维辉第一反应是：“四川两家民营商业银行成立的消息我很早就从网上看到了，没什么感觉。我们的贷款公司最大的问题就是后续资金，这是国家政策才能解决的，国家政策有了，什么就都有了。”相比而言，晋源泰的韩士恭更乐观，“国外已经有很多私人银行，在国外大气候的逼迫下，国内气候也会改变，小额贷款公司未来一定会发展为民营银行。”

　　或许韩士恭们赌的就是三五年后国家政策的坚冰破解，而在此之前，他们要以煤焦产业为依托。在晋源泰公司的后院就是韩自己的2栋别墅，与公司相连的还有他自家开的饭店，同时，与刘维辉一样，韩也拥有自家的煤焦厂，估计在这种强大的自有资金支持下，只要贷款公司做好风险防控和内控管理，短期内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营并不难。

　　农村有大市场，但农村金融需要不一样的商业模式。“尽管现在公司贷款坏账率显示还是零，但这只是暂时的。”晋源泰主管业务的副经理侯振强告诉记者，这一年多来，他做农村的小额贷款碰到很多困难。

　　首先，相对于公司专业人手的缺乏，贷户比较分散。平遥县有十多个乡镇、28个村、约300万农户，贷前调查要铺设到以公司为中心方圆30公里为半径的区域，贷户的人品、口碑、家庭状况、债权债务状况等也难以了解。因此，贷前调查难、且成本高。比如一个农民贷款1万元搞小型运输，贷款员要走30公里路去落实资料，亲自找担保人、抵押人做调查，“成本上有时算不过账来。”

　　其次，养殖业、种植业风险较高，农民贷款时提供担保和抵押物难，即使有，手续也很不完善。同时，农民贷款与企业贷款不同，会有一些不可抗力因素，如家人的意外伤亡、被拐等，很难保证其完全能还上贷款。

　　日升隆的最大一笔贷款隐藏着一些问题。贷户是一个房地产商人，去年9月，他想利用平遥摄影展期间，创办“农副产品展销会”，于是为此新建了新晋商商贸有限公司，但因为

装修、设施等缺乏资金，于是向日升隆贷款80万，一年期，利息率为年利率18%(月利率为15‰)，每月还1.2万元。

　　在记者采访中，当问及做了哪些贷前调查及担保方时，业务张经理和主办信贷员都讳莫如深，长时间沉默，不做答复，也拒绝说出担保方。只表示当时考虑到该公司是平遥第一家此类型的企业，同时又有房地产公司的背景，就批准了贷款。到最后张经理竟然说：“不写这个案子好不好？”可见，此笔贷款风险之大。

　　惠民银行的唐伦也认为：农业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农民没有足够可供抵押的产权支持贷款，加上违约风险较高，农村金融机构面临较高的行政成本。因此，他将惠民银行最终定义为“微利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在唐伦看来，农民的信用是非常高的，但是否有风险实际看的是他的信用能力，而不是信用本身——“当农民有能力还贷时，他一定会还；但如果他还不了款，就真是没有能力还，那么信用再高也是还不上。”所以，关键是要提高农民的信用能力，而这个能力的具备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