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金融危机十年再反思

　　汪时锋

　　十年前，一场东南亚金融领域的腥风血雨突然降临，外汇动荡的蔓延使东南亚各国十几年的经济积累遭受重大打击。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看来，造成裙带严重、以权谋私、官商勾结、集体腐败的权贵资本应是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教训无疑是深刻的！

　　《第一财经日报》：你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洞察出东南亚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来看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影响相关。那么，它们在政治——经济的相互影响上有哪些突出特点？

　　江涌：东南亚地区市场机制的发育程度远远不如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比较强，政府主导经济的倾向比较明显，政府经常想弥补市场的缺陷。

二战后，由于保持了政治稳定，采取了专家治国和出口导向战略，东亚迅速摆脱了落后的状态，大大推进了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但由于政府过度、过多干预经济这一体制性弊端没有根本解决，随着日积月累，就会造成监管不力和贪污盗窃的“道德风险”。

　　《第一财经日报》：为何东亚地区钟情于威权主义，其历史和社会根源是什么？

　　江涌：东亚地区长期以来是一种小农经济，缺乏伴随近现代工商业文明而产生的中间阶层。小农经济，加上殖民地、半殖民地形态，导致人们的依附性比较明显。再一个就是儒家文化的影响。

　　由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大于市场，官员权力膨胀，再加上长期形成的依附性，东亚地区的工商阶层中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在为权贵资本服务。与其说是钟情于威权，不如说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第一财经日报》：威权主义是否必然会产生“裙带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

　　江涌：威权主义是很早就存在的，但产生权贵资本和裙带资本还是一个当代的问题，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商界和政府合作固然可以把整个国家的力量引到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途径上，但威权主义而生成的“裙带资本主义”的危害是后来日积月累的。

　　《第一财经日报》：东亚的权贵资本同膨胀的部门利益之间是如何联系和共生的？在全球资本大流通的今天，权贵资本和跨国资本又是如何相互利用的？

　　江涌：这三者之间当然有很大的关系。以印尼来看，权贵资本刚开始还只是表现为一个权贵，其独有的权力就是掌握资源，而部门就是资源配置的实际执行者。

　　从静态的国有资源转化为私人财富，这个转化过程必须借助外界的力量。借助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特别在全球化加速的条件下，它更可以借助跨国资本。

　　跨国资本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实力雄厚，跨国资本可以用在新兴国家获得的垄断利润方便地进行利益输送；二是难以监管，更易于和权贵资本相勾结；三是便于洗钱，这是新的特征。

　　权贵资本降低市场配置效率，损害金融稳定基础，同时超借超贷导致信贷膨胀，诱发泡沫经济，加剧两极分化，危害社会稳定。

　　《第一财经日报》：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当下的经济政策有哪些借鉴意义？

　　江涌：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兆是危机国家资产泡沫化非常迅速，资产泡沫下掩盖的是大量金融不良资产。

　　金融危机前，东南亚地区金融业迅速扩大开放。目前在境外的压力和境内的好大喜功下，我们的金融业也在加速开放，在开放过程中，很多境外投资者进来了。在开放之前进来了一批，在入世过后我们承诺开放刚入世时进来了一批，在入世过渡期结束后又进来了一批，还有一批我们不让它们进来的也进来了。特别是一些基金类的，它们是间接投资类，很多是来者不善，天生就摆脱不了投机炒作的倾向。

　　而我们现在的监管是很无力的也是很无奈的，比如国家外管对热钱的监测数据同很多市场实际运行和监测的数据相差很远，而我们的政策只是按照能监测的数据做出的。

　　世界大国在发展新经济上都跌过跟头，唯独中国没有，对此不能麻痹大意，从上至下要保持清醒的认识，要保持渐进有序的开放。

　　反思东南亚金融危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当被有效限制，行政权力运用应当被充分监督，公民社会的建设应当被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