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趋于下降 结构可望优化

　　◎ 沈丹阳 郝红梅

　　加入WTO以后，外商对我国的投资环境更加看好。2004年我国实际吸收外资突破600亿美元。2005年，我国实际吸收外资603亿美元，占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额的6.6%。2006年1～10月，我国实际吸收外资486亿美元，预计全年仍将达到600亿美元左右，大体保持上年的规模，有望连续第14年在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中拔得头筹。外资的引进和使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日益呈现新的特点。 　

　　国际因素中的挑战和机遇 　　

　　2007年世界经济总体趋势良好，综合IMF等国际经济组织和主要发达国家政府的预估，明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达5%左右。全球经济持续增长，跨国公司盈利增加将促进国际投资流动的进一步加速。 　　

　　从2004年开始，国际直接投资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国际金融体系的逐步完善也为这些资本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手段，2005年、2006年以来并购投资的增长趋势也印证了这一判断。据UNCTAD最新发布的报告，2005年全球FDI流入9160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9%。2007年全球FDI将继续保持在目前的高水平上，跨国产业转移仍将处于活跃期，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份额会继续增长。可以说，世界经济总体环境对中国吸引外资是有利的，但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风险仍然存在，如国际

石油价格波动不稳、通胀压力加大、加息预期上升等，特别是美国经济明显减速，对商业投资的增长可能形成压力，促使跨国公司行动更加审慎。 　　

　　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吸引FDI重新回升。2005年发达国家吸收外资5420亿美元，同比增长37%。欧盟的并购已进入活跃期。美国由于经济运行和投资环境优越，短期内仍是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发达国家。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发达国家，尤其是主要对外投资国国内政策的调整日益成为影响跨国投资流向的主要力量。目前，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中，来自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投资增长起伏不定，研究表明，某些偶然因素导致这种摇摆。从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可以看到，2005年以来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明显下降的趋势(2005年美国对华实际投资下降22%，2006年1～9月下降14%)，而跨国公司资本大量回流美国。2004年美国颁布了《就业机会创造法》，2005年又颁布了《本土投资法》，将针对美国公司海外收益的所得税税率由35%下调至5.25%。受这类政策调整因素影响，美国的跨国公司纷纷将留在国外的投资利润汇回美国。这种趋势有可能继续，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仍将受到影响。当然，制约美国对外投资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联邦政府长期存在的庞大的财政赤字和私人消费的过度增长，但上述政策调整的作用也可以说是举足轻重。 　　

　　同时，新兴发展中国家对外资吸引力大幅增强，特别是印度将有大幅提升。亚太地区吸引外资增长最快的泰国和印尼，2005年分别增长了159%和242%；2006年又继续保持大幅度增长的态势。周边国家的崛起对中国吸引外资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这两年日本企业到中国以外的其他新兴国家投资的趋势逐步扩大。根据日本外务省统计，2006年1～8月日本对马来西亚投资同比增长254%，对印度投资同比增长172%，而同期日本对华投资减少32%，预计2006年对华投资将出现四年以来首次负增长。

　　另外，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一是国际资本对政府信用、产权关系、法律执行、技术标准、人文环境的选择性明显加强，二是产权投资、控股要求、独资形式日显重要，三是单纯依靠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四是人力资本可能成为区别各个国家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不过，近几年全球服务外包增长迅猛，并以每年30%～40%的速度扩张，预计到2007年全球服务外包的总数将达1.2万亿美元，超过全球FDI的总量。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的总部／地区总部、研发中心、运营中心将面临重新洗牌。全球新一轮国际投资增长中，以全球服务外包为特征的产业转移将成为重要的推动力。中国提供服务存在着巨大的成本优势，尤其在开展服务外包方面有着极大的潜力，因此全球服务外包的增长前景对中国而言是个难得的机遇。 　

　　国内面临多重制约 　　

　　从国内看，现在普遍认为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幅度会放缓，但并不意味着经济会掉头向下，整体增长趋势不会变，投资环境总体上是有利的，但存在着明显的制约因素： 　　

　　成本优势继续减弱。2006年以来，上海、广东、深圳、福建、青海等地相继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和建设用地的使用金额标准。我国大多数地区，特别是东部一些地区的土地、原材料、劳动力成本、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价格都在上升，逐渐失去了成本优势，不少劳动密集型的外商投资项目已经或正在酝酿向中西部地区和周边国家转移。 　　

　　国家陆续出台了一些规范外资利用的政策。目前，我国一般性的资金缺口问题和外汇短缺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参与国际分工和发挥比较优势成为外资政策制定和调整的主要考虑。2006年7月商务部、建设部等6部委出台的《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8月商务部、国资委等6部委出台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对2007年外商投资房地产和外资并购都将产生直接影响。 　　

　　国内两税合一政策的讨论及立法工作，让一些原本有投资计划的境外企业转而采取观望态度。企业所得税“内重外轻”的现象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已产生，当时为了吸引外资，中国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两免三减”优惠政策，目前中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在22%至24%之间；而外资企业的实际平均税负在10%至13%之间。近两年来，国内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呼声日趋高涨，而且实际立法工作也在不断推进，客观上使得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中小外资企业预期投资收益出现下降，来华投资的步伐因此相应放慢。跨国公司在实现一体化扩张的过程中，最关心的因素是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和市场容量等，而不是优惠政策，所以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不至于会吓跑外资，但小资本对优惠政策的调整比较敏感。 　　

　　国内产业政策调整加速，在环保和能耗方面的投资门槛越来越高。近两年，环保和商务等部门密切配合，严格限制低水平、高污染、高消耗的外资项目进入。在东部沿海一些地区，当地政府不仅不欢迎外资企业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投资，而且明确鼓励已有的相关企业向外迁移。 　　

　　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降低了出口型外资企业的市场预期。不断加剧的贸易摩擦造成出口型企业的市场风险加大。而对投资制造业，并以出口为主的外资企业，人民币的升值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国际竞争力。一些外资企业因此推迟项目投资。 　　

　　民营资本不断壮大，国际融资渠道增加，部分领域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需求下降。一方面，国内不少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外资在国内市场与民营企业的竞争日益激烈，外资企业的盈利空间在缩小，立足和发展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国内企业的跨国融资有较快发展，如中国联通、中国石油等都成功进行境外发行股票；一些部门和金融机构也在境外融资，合资已不再是引入国际资本的唯一手段。 　　

　　资本市场建设、法律环境、对购并投资的认识制约外商购并投资的扩大。近两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吸收外资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外商收购兼并投资增多。2006年9月8日，商务部等六部委制定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正式实施，改善了吸收购并投资的环境，但购并投资对企业财务制度、东道国资本市场建设、法律环境的要求较高，而且《规定》的有些条款有待进一步细化，例如《规定》将国家经济安全作为审查并购的一项标准，但尚未准确定义，关于重点行业的界定、影响评估也还需要给予具体明确。 　　　

　　下降，并非坏事 　　

　　自2005年开始，我国利用外资已经结束了快速增长的阶段，进入了平稳、低速增长阶段。结合上述因素和2006年合同外资增长情况，我们初步判断，2007年来华外资总量仍将处于高位，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难以止跌回升，只能争取基本稳定，不再下滑，很可能大体保持上年的规模或略有下降。但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将趋于优化、合理，利用外资水平将进一步提高。 　　　　

　　东中西部地区引资差距将有所缩小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虽在总额上有所增长，但在全国所占比重没有大的改变，西部地区甚至一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外资进入的原动力不强，缺乏利益驱动。外资是否能够向中西部转移，关键取决于投入中西部的要素回报率是否能高于东部。从2006年1～10月份合同外资增长情况看，如能采取更加有效的引导政策，进一步实施“外商西进”工程，虽然东中西部利用外资的总体格局尚不会有根本变化，但差距将会有所缩小。 　

　　服务业引资增长强劲 　　

　　随着后过渡期的结束，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将会进一步扩大，服务业领域外商投资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2006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吸收外资增长9.8%，占吸收外资总额的比重同比上升了2.3个百分点，预计年增长15%左右)，重点集中于运输业、计算机应用服务、分销服务、旅游及相关服务、建筑业及金融服务业。房地产业的发展则会受到抑制。制造业合同和实际引资都将呈负增长趋势。广义农业领域实际利用外资有可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来源地仍以亚洲地区为主 　　

　　外资来源地预计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即亚洲地区仍是最主要的来源地。虽然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占到全球跨国投资的80%以上，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欧美投资的稳定发展势头，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一些关键领域上，如金融、电信领域，我国的市场准入限制了这部分外资的进入。但随着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欧盟、美国对华投资比重将会有所上升。根据中国美国商会对美国在华企业的一项调查，90%以上的美国企业对今后5年在华业务持乐观态度。 　　

　　FDI减少，并购增加 　　

　　长期以来，外商对中国的投资主要以绿地投资为主，单一的投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外国投资的进入。从全球跨国投资趋势看，资本流动的构成正在发生变化，在新建项目中使用的外国直接投资越来越少，更普遍地采取合并与收购方式，证券资本在国际资本流入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也日趋增加。由于国家关于外资并购的法规逐渐完善，外资对我国未来长期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增强，一些重要产业中的骨干企业的投资价值充分显现，并购投资方式将继续增加，尤其是东部地区以节约土地资源为主要目的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以国有企业战略重组为目的的并购投资将会有明显增加，所涉及的行业不仅包括电子、家电、机械、钢铁等制造业，还将包括零售业、金融、保险等服务领域。 　　

　　外商独资企业的主流地位将会继续提升，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比重将会有所下降。 　

　　新情况，新问题 　　

　　目前，我国利用外资出现了理论分歧和争议，这是中国吸收外资战略在新时期遇到挑战的集中反映。200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其中对吸收外资有明确表述，就是在未来五年我们要进一步优化外商产业结构，鼓励外商投资设立高新技术的企业，投资设立研发中心，投资设立先进型的生产企业，也鼓励外商投资服务贸易，大力推进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面对新情况，我们需要统筹考虑各方面的政策，探索有益增长、能带动社会进步的引进外资政策，实现更高的外资效益。 　　

　　(一)外资下降趋势从长远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的影响。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但满足这一需要则必须以充分的经济增长作为前提条件。大量的研究表明，FDI与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高的正相关关系。2005年外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达5.6%，中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个百分点来自利用外资的贡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商投资企业中，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350万人，占全国城镇从业人口约10%，如果考虑大量企业为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生产配套所形成的间接就业，总的就业人数将超过1亿人。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0.7%，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28.6%。实际利用外资增长趋缓客观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投资增长过快所带来的压力，因此，短期内外商投资增长趋缓或小幅下降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外资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份额较大，如果这种下降趋势长期化势必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制造业和外向型外资下降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外资企业出口释放了我国的生产要素优势，建立了中国外向型劳动密集产业的多元化格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正如大量国际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流向一样，外商投资企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对外依存度(1998～2005年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对外依存度平均为43%)明显高于国有企业的22%和民营企业的9%。外资企业的出口产品是我国对外贸易中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产品。在内需还不能有效启动、有些产业国内需求尚不能满足规模经济标准、生产的增长主要靠增加出口的情况下，制造业和外向型外资下降导致我国外贸出口减少，继而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上升(根据测算，出口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将大约影响GDP增速0.2个百分点；出口每减增1亿美元，就意味着将减少1.2万个新增就业机会)，使我们承受损害中国经济利益的风险，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近两年，对出口产业升级的呼吁使不少人对外商投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产生轻蔑之意，有些政府部门常常在舆论的压力下出台一些缺少任何实证分析和数据支持的政策，结果适得其反。 　　

　　(三)如何建立重点地区的投资促进机制。利用外资地区倾斜的格局对东西部经济平衡发展十分不利，急需纠正。商务部在2006年10月初下发“外商西进”工程的通知，并出台十项政策扶持，包括支持中西部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使用国家外贸发展的基金等。下一步要研究如何开展针对中西部地区的更加有效的引资政策和投资促进活动。 　　　

　　(四)研究如何有效地利用外资实现自主的技术进步。国际科技进步和我国现代化建设都要求我们加紧建设创新型国家。跨国公司的性质决定了寄希望于通过吸收外资来提高行业的技术水平是不现实的，但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有一定的溢出效应，不应该将二者截然对立起来。结合内资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或潜力，对外商投资的技术水平进行评估，有选择地引进项目或制定外资优惠政策，引导、鼓励、刺激外商投资企业发挥其技术溢出效应。 　　

　　(五)如何促进出口导向型服务业外商投资。在WTO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中国已经开放了100多个，占63%，(发达国家一般来说开放的覆盖面达80%，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是20%～40%)。但目前服务贸易领域还不是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而且外商投资集中分布在银行、保险、运输等行业，多为市场导向型的服务业投资，出口导向型的服务业投资，即服务业外包还比较少。在这方面，我们自身的“软肋”是整体英语水平、商务技能普遍较低，缺乏相应的鼓励政策，服务提供商的规模小，促进工作跟不上。 　　

　　(七)如何建立新的外资指标体系导向。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的效益观，区别于发展的数量观、规模观。我们需要新的外资指标体系导向，排除不能确切体现发展意义的指标(如外资数量)，采用更加体现发展意义的新指标(如外资企业的税收、外资企业出口的增加值、国内配套比例、资源消耗、环境保护、新增就业等综合指标)。 　　　

　　(八)研究区域贸易安排中投资自由化问题。当前，世界上各个地区的国家普遍热衷于自由贸易区协定的谈判与缔结，而投资自由化已成为这种制度安排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投资自由化的实质是市场准入，但自由化并非等同于简单的市场开放，它包括整个投资环境的改善，即经济环境、政策环境、社会环境。中国如何把握投资自由化的进程，投资自由化如何与国家发展政策和管理经济的自主性相结合，这些都需要反复权衡。 　　

　　(作者分别系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