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十年以后的一个侧影

　　文/姜 波

　　编者按：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的10年左右时间，在中日两国国内以及两国之间都充满了“逆转”。

　　在日本，这10年的前半段，是全社会依然笼罩在“失落的10年”(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后期)的阴影之下，日本持续了30余年、且似乎要一直持续下去的的高增长神话已彻底破灭，经济停滞甚至动辄出现负增长，当年以“日本第一”之口号傲视全球的国民自信遭到极其沉重的打击。这是战后日本国内面临的第一个巨大逆转。但从2002年至今，日本终于出现了稳定持续的正增长，而且这种势头迄今未见衰退。在日本人的希望中，这轮被称为“小泉景气”的正增长能成为日本经济摆脱病态、朝向健康的一次逆转。

　　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近10年的经济处在一路高歌猛进之中，这一进程在国际上的体现，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崛起速度令所有的经济大国不断发出惊呼，日本这个老牌的亚洲第一大经济强国也前所未有地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显示了“谦恭”乃至“畏惧”；在中国国民心理上的体现，则是出现了百年来从未有过的自信——这种自信在一些时候已经具有了“自负”的味道，如在互联网上，许多中国网民已经开始“藐视”日本了。对中国人而言，这当然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逆转”。

　　但是，中国人心理上的这一“逆转”真的具有足够的现实基础吗？日本真的“衰弱”到了可以被中国“藐视”的地步了吗？本刊顾问姜波先生，曾在日本学习多年，又以《经济日报》特派记者身份常驻日本多年，1997年回到中国工作，2007年再度造访日本。他的近距离观察或许有助于国人寻找上面这些问题的答案。

　　“10年是一个过去”

　　——泡沫经济后的日本走笔

　　阔别10年，东京以一场淅沥而迷离的秋雨迎接了我——迎接我这曾在此地学习工作多年的“故人”。

　　尽管东京的夜晚依然是光怪陆离，尽管市内高速公路依然是“首都停车场”，尽管江东区一带依然是拥挤不堪的“兔子窝”，尽管银座新宿等繁华区依然是人流接踵，但是我知道：东京变了，日本变了，而且是深刻的激变！

　　相比于转型期中而且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各城市日新月异的巨变说来，全世界任何城市似乎都“江山依旧”，东京自然也是如此；然而，相比于巴黎、伦敦、旧金山等已经“熟透”了的欧美城市说来，东京的变化则是不小的。

　　从品川出发夜游东京湾，沿途的明亮灯火让人有恍然隔世之感。我离开东京时，彩虹桥已经开通，已经成为东京的一景，但并没有像著名的横滨海湾桥那样与城市的夜景交相辉映。而现在，品川车站以南原来低矮的厂房和仓库都变成了幢幢高楼，楼距开阔，路桥纵横，一改东京狭窄拥挤的形象，给人以雄伟而大气的印象。原来比较“荒凉”的台场一带已经成为东京最时尚的消费游乐场所。整个海湾绚丽而耀眼的灯火吸引着纸醉金迷的“新人类”们。

　　老市区的街道还是那样狭窄，拥挤的建筑还是那样低矮，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许多居民的房屋似乎已经静静地翻建过，其建筑风格和建筑材料已“旧貌换新颜”了；而在市中心的千代田区、中央区、港区等地，拔地而起的高大写字楼让我陌生；即使在高楼林立、大企业总部集聚的日本桥中央商务区一带，大型起重机和成片的网罩也告诉人们，这里不少大楼正在翻建扩建。曾是年轻人流连忘返的六本木则矗立起一座238米高的希尔斯(Hills)大楼，尽管它的高度尚不及东京塔，但它已成了东京新的标志性建筑，也成为日本一种新的社会现象的代名词。

　　建筑业的开工率是经济走向的前兆，这大概就是日本把建筑业开工率作为判断经济景气与否的“先行指数”的原因吧。的确，从大小商场、酒店、餐馆以及地铁的潮涌般的人流可以看出，日本的经济似乎恢复了活力。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创造了日元升值背景下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以后，日本经济由于投资、雇佣、贷款的“三重过剩”，陷入了股票、债券、日元汇率的“三重疲软”，开始了痛苦的泡沫经济后遗症的折磨过程。企业倒闭、银行破产、失业上升、收入下降，尽管这期间政府多次加大公共投资以期拉动增长，尽管也出现几次景气指数看好的“假黎明”，但谁也没有想到，泡沫经济竟重创了日本经济十几年！用“挣扎”来形容这十几年的日本经济，恐怕并不为过。

　　转机出现在2002年，从这一年开始，日本经济开始恢复真正的增长。用财务省一位官员的话讲，“好不容易，好不容易，终于缓慢地恢复了。”不过，大概也是谁也没想到，这次增长竟创下日本战后增长最长纪录，已经持续增长了58个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增长不再是靠“护送团队”式的国家保护和巨额公共投资拉动，而是基于市场竞争的自主增长。银行的坏账已经基本清理，企业的盈利大幅增加，社会商品零售额上扬了，出口增加了，地价开始回升了，在众多企业转移中国等海外市场后，国内不仅没有出现产业空心化的局面，反而出现了劳动力供应不足的情况。带动此次经济增长的竟是以爱知县为中心的中部地区。200多米高的名古屋车站双子塔和丰田国际中心似乎在一夜之间长出，还有已成为观光一景的中部国际空港，在世博会拉动下，全国地价上升前三位的地段都集中在名古屋；去年日本经济增长1.7%，爱知县增长4.4%，爱知县的工业产品销售额占全国的12.9%。

　　不过，普通的日本人对于经济的持续上扬，并没有60年代高速成长和80年代克服日元升值增长的那般全民式的狂喜，其显露的乐观是谨慎而低调的。这不仅是因为这次百分之一二的增幅，实在无法与高速增长时期同日而语。有专家分析道，60年代日本经济曾以10%左右的速度高度增长，70年代克服了石油危机后增长率仍达到6%上下，80年代的潜在成长率尚有4%，而泡沫经济使90年代潜在成长率下降到1%，目前不过刚刚回升到2%。而且泡沫经济一定程度地改变了日本的社会经济结构，一定程度地拉大了收入分配的社会差距。虽说目前日本就业状况很好，但企业为节省开支雇佣的大多是临时工。记得十几年前看过日本政府的统计，当时全国就业者的平均年收入达到406万日元，而2005年平均年收入也就是400万日元。由于泡沫经济剥夺了一部分人的财富，使得创业的风险加大，自营业主占总就业的比例从1990年的14.1%下降到2005年的10.2%。据说，日本目前有个流行语：“三百万时代”，是说有些就业者的年收入也就300万日元。与此同时，玩IT、风险投资等新兴产业的人们的收入却暴增，在东京六本木希尔斯大楼里就集中了这样一批“精英”，被社会愤愤地称为“六本木希尔斯族”。就在我们抵达东京之际，警方逮捕了一个从1600人手中诈骗了320多亿日元的“六本木希尔斯族”，引起了不大不小的社会公愤。社会差距拉大，被人们称为小泉改革的“政绩”。不过，客观地说，日本的收入差距拉大，这是相对于这个崇尚平等、而且即使在经济高速成长期间收入分配也一直比较平等的国度而言的。其实，去年全国最高的东京与全国最低的冲绳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也就是1.9倍，基尼系数也一直小于0.30；远不像中国的上海与贵州之间那样的10倍以上差距。

　　更为潜流的是，日本人变得谦虚了。泡沫经济相当程度地打击了日本人的自尊心，更使日本人清醒了。谈起中国经济，大部分日本人都流露出一种敬畏的情绪，而不是当年有学者在电视上用经济学的计算方法说中国一百年也赶不上日本的自傲了。谈起美国，所有的日本人都表示这一种由衷的顺从，而不是十几年前算计何时能超过美国经济的狂妄了。固然，日本的制造业称雄全球，但其就业人口占70%的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70%左右，至于像美国那样运用金融手段来改变国际收支，更是难望其项背。谦虚的日本人开始流行LOHAS一词，就是“重视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的英文打头字母，不知这是不是标志着普通日本人的生活价值的彻底“转型”。但大都市中却出现了不少“啃老族”，估计其人数上百万；再加之老龄化及出生率连年下降，绝对人口数量开始减少，这成了日本人挥之不去的“心病”。现在，日本1.27亿人口中，超过65岁的老人占到了20%多；而且有测算显示，未来10内劳动力将减少400万人，给经济增长造成0.4个百分点的负面影响。

　　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蜻蜓点水，一孔之见。不过，我是用心在观察，用心在感受，观察着日本的社会的变化，感受着变化深层的潜流……但是，我更知道，日本许多方面没有变，日本一些本质的东西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

　　日本强大的经济实力没有变。

　　尽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出现4次负增长；尽管日本政府近年的经济政策拉大了国民的贫富差距，曾使日本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尽管一些国际舆论似乎也看轻日本，认为其国债与GDP之比创世界之最，加之近来索尼、丰田等公司部分产品质量问题，不少人认为日本经济大势已去；但是，日本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地位在短期内是不可撼动的。

　　重要的是，经过多年的“瘦身”，日本企业的包袱大减，其制造业仍称雄全球并掌握大量的核心技术，其申请专利数量仍独占鳌头，能源消耗是全世界最低的。即使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失去的10年”中，日本每年都投入相当于GDP3%的资金用于技术研发，政府加大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并以产、官、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组织管理，为产业开发提供创新基础，近些年日本的专利申请量大幅上升，发明了一大批独有的技术。现在，全世界每年申请专利数量在150万件左右，而日本就达到40万件，排在第二的美国才15万件；在2003年申请专利前10大企业中，日本独占了6家。最近的30年中，日本制造业的销售额增长了3倍，而技术研发的投入却增长了10倍。“让自身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企业”，是日本制造业大中小企业的共同目标，用京都大学副校长横山俊夫的话说，是用“惟一”战胜“第一”。一家6人的小企业，年销售额竟达到6亿日元，关键是开发出一种直径为0.2毫米的与蚊子吸管一样的注射没有痛感的针头。东芝滨川崎工厂的厂房建于40多年前，生产设备也先进不到哪里去，但却生产出世界最大容量的面向发电站的500千伏—1450兆伏安的三相变压器，而世界最大容量的330千伏—400兆伏安的煤气绝缘变压器，就是因为发明了把油绝缘改为气体绝缘的技术。该工厂变压器组装车间的粉尘颗粒度，相当于医院手术室的清洁程度。

　　现在，日本经济中有两个动向值得关注。一是日本出口产品中，汽车等消费产品仅占20%左右，其余都是元器件、生产设备等。本田公司2003年出口摩托车整车84万台，但出口摩托车零部件却高达740万台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已从“贸易立国”走向“投资立国”，2005年日本海外投资利息、股票分红等收入已超过贸易顺差的7.6万亿日元，达到11.3万亿日元，海外纯资产达到185.8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三分之一强。

　　2006年6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制定了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以强化国际竞争力和搞活地方经济为两大支柱的“新经济增长战略”，预计到2015年可保持2.2%的年增长率。

　　我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缩小了与日本的巨大差距。现在，我国经济总量近日本的一半；如按9%左右的增速，加上人民币升值的因素，预计10年后我国的经济总量就会赶上日本。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与日本的差距，恐怕至少在30年以上。这一点，人们应十分清醒。我国与日本的差距，绝不仅仅是GDP的差距!

　　日本应对危机的再生能力没有变。

　　当然，日本的发展绝不可能一切都顺风顺水。不能否认，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性格形成的制约因素。由于岛国多灾，日本上上下下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由于民族相对单一(有人数极少的阿伊努族)，敬畏法律与规则，便于国家整体动员；由于国民素质较高(2005年日本18岁青年的大学入学率为51.5%)，不仅发展经济和社会管理的效率很高(2004年日本的汽车保有量为7465万台，交通死亡7358人；同年我国汽车保有量为2674万台，死亡超过10万人)，而且有较强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应对危机的再生能力。

　　早在上世纪70年代突发的石油危机，对于一次性能源85%需要进口的国度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但日本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不仅很快克服了石油危机带来的冲击，使经济迅速回升，而且以此为契机，开发新技术节能降耗，建成了典型的“资源节约型社会”，生产同量GDP所需要的能源和排出的二氧化碳，日本在全世界都是最低的，这成为日本经济强大竞争力的一个指标。

　　1995年1月阪神发生大地震以后，日本各级政府快速应对，灾后第六天就全面恢复供电，三个月后就全面恢复水、煤气供应。兵库县政府在重建的同时，实施“创造性复兴”，制定了当务之急的灾民住房、产业、公路、铁路、港湾等基础设施的重建计划——“紧急复兴三年计划”；还制定了为期10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复兴计划——兵库不死鸟计划”，通过这些计划的实施，不仅实现了迅速复兴，而且为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做好了准备。

　　尽管持续十几年的泡沫经济后遗症给日本以极大的创伤，但日本社会仍然相当安定，不仅没有大规模的动乱，而且犯罪率远远低于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一方面，泡沫经济对日本普通人的生活并没有伤筋动骨的打击，2005年日本每个家庭平均资产额为3900万日元(相当于30多万美元)，平均储蓄率为16.7%，恩格尔系数为21.7%；另一方面，日本人在困难时刻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

　　日本民族文化传承没有变。

　　一个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有主流的和谐文化。追赶型经济也好，跨越式发展也好，都必须与国际惯例接轨，而这个“惯例”往往是西方国家主导而形成的规则，不可避免地要与东方的价值观念发生激烈的碰撞。尽管日本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人一心要 “脱亚入欧”，但对于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一直是精心呵护，并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兼蓄并收，形成与时俱进的新的文化形态。

　　日本各级政府和国立大学的办公条件还是比较寒酸，但社会文化设施却更加完备。稍大一点的城市都有自己的博物馆，陈列着地区的历史；图书馆更是随处可见，东京的每个行政区都有三四个区民图书馆；一些城市还有美术馆、科技馆；政府还实行特殊政策，保护歌舞伎、能乐、文乐、狂言等传统剧目和古建筑；在计算机普及的今天，有的学校仍开设珠算课和大楷课。

　　日本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运用社区等民间力量，鼓励全民参与。尽管日本的节日一律改为公历，但三月三女孩子桃花节、五月五男孩子鲤鱼节、七月十五盂兰盆节、八月十五中秋节、春节等，人们穿着和服，推着花车，去神社，去游行，都过得红红火火。民间节日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京都的西阵织会馆，常年演出的和服表演美轮美奂，把传统与现代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茶道、花道、柔道等起源于中国的艺术，日本不仅一直保存下来，而且推陈出新，“飞入寻常百姓家”。人们对于主流价值观念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消化，并形成对祖先、对传统、对法律、对规则的自觉敬畏。普通日本人的彬彬有礼、互相谦让、敬业、节俭、务实等社会风气，与主流文化的熏陶有很大关系。

　　到目前为止，日本不是一个能产生孔子、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类思想巨匠的民族，但却是一个能产生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等世界级企业家的民族，一个能发明卡拉OK、随身听、方便面的民族。那种几乎是全民的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浸透着日本文化的血脉。

　　日本列岛弥漫的民族主义思潮没有变。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在大多数日本人的记忆中，战争，更多的不是加害亚洲人民的历史，而是一种扭曲的受害的历史。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列岛一直弥漫着一种民族主义的氛围。从中日甲午战争、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到侵华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日本是全民狂热，举国参战。这就是日本右翼政客频频大放战争厥词，却都能继续当选议员的政治土壤，这也就是极右的石原慎太郎能在日本最大的民主选举——近千万人投票的东京都知事选举中获胜的民众基础。

　　表面上谦虚客气的日本人骨子里有一种傲气，他们自认为是亚洲的优等民族，早已“脱亚入欧”了；一些人对二战的失败并不服气，对东京审判忿忿不平，他们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改写历史。尽管国际上曾嘲笑日本“政治三流”，但日本长期以“经济一流”而自夸，甚至一度把美国都不放在眼里。泡沫经济的破灭，相当程度地打击了日本人的信心，他们终于清醒地知道了日本经济不可能超过美国，甚至中国经济总量赶超日本，也不会是非常遥远的事情。于是，他们便要在政治上寻求突破口。从中曾根康弘的“战后总清算”，到小泽一郎的“正常国家”，再到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要“修改宪法”，是一脉相承的。最近，自民党干事长中川和外相麻生要“公开讨论是否可以拥有核武器”的叫嚣，内阁副大臣下村要重新检讨河野洋平关于慰安妇谈话的言论，都表明“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洛杉矶时报》评论道，“一种恶性的民族主义正在进入日本的主流”。

　　在冷战结束、俄罗斯威胁减弱、美国纵容日本一定程度重新武装而遏制中国的国际大背景下，在多次舆论调查中过半民众赞成修改宪法、左翼政党日益式微而没有了政治力量制约的国内政治环境中，尤其是朝鲜频频试射导弹并要研制核武器，更使得日本有恃无恐地加快了走向“国家改造”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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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京湾的游船上，一位日本朋友在与我长谈后说——“日本有句老话，10年是一个过去”。20世纪是日本崛起——惨败——再崛起的世纪；而90年代，本应该分享冷战结束“红利”，但却成了日本战后一帆风顺发展过程中遭受重大挫折的年代。

　　10年是过去了，但导致泡沫经济的教训是否会警钟长鸣呢？

　　中国的贸易顺差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

　　——从一个普通家庭看日本的平民生活

　　目前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关注，也遭到贸易保护主义者的阵阵“围剿”。中国得到了多大的收益？中国是不是在替人“背黑锅”？分析一下日本兄弟集团公司的产业布局和产品结构，很有些意思。

　　日本兄弟集团的核心企业是兄弟工业株式会社，严格地讲，公司成立于1908年，一个叫安井兼吉的人创立了安井缝纫机商会；1925年安井正义继承，改名为安井缝纫机兄弟商会，仍然是销售缝纫机，1932年开始自己批量生产缝纫机，并于1934年成立日本缝纫机制造株式会社，现在兄弟公司把这一年看为自己的创始年。

　　不用说，这家企业以生产缝纫机为主业。在过去了的年代里，发达国家也曾同后来的中国一样，家庭把缝纫机作为一个“大件”，家用缝纫机自然有旺盛的需求；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自家缝补衣服的人越来越少，1936年兄弟公司又瞄准了工业缝纫机；不过，即使在今天，兄弟公司仍没有丢掉“发家”本领，仍然生产家用缝纫机，但其内容不断“与时俱进”，从脚踏缝纫机，到电动缝纫机，再到电脑控制缝纫机，后来又发展为电脑控制调线缝纫机、带绣花的电脑缝纫机、电脑缝纫绣花一体机，现在进化为缝纫工作站。这个工作站相当于一个计算机终端，人在运行的机器前一坐，过一会就自动绣出其脸部的画像来。至于工业缝纫机，现在仍有广阔的市场，高速平缝机、包缝机、电脑绣花机、自动口袋缝纫机、电脑打结机、电脑花饰机、直接驱动式平缝机，等等。

　　与众多企业必然要扩张一样，仅仅是缝纫机的天地似乎也太狭窄了一些，兄弟公司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多元化”了。其多元化为两步，一是探索着步入众多领域，为是早日扩大规模；二是专攻主业，为的是上层次。

　　从1954年起，兄弟公司就开始了与缝纫机相关的编制机的生产，一直做到2004年；也是在1954年，进军洗衣机、电风扇、吸尘器、微波炉、电子琴等家电业务，干了30多年，到1991年就全面停止了；从1961年起开始涉足精密加工机床行业，从学校用小型车床做起，攻丝车床、专用机床等，直到今天还生产产业机械。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兄弟公司还干过摩托车，那是1956年，刚成规模生产了300辆，就遇到强台风，厂房被掀翻了，设备也被毁了，没有实力再做下去了，以至于兄弟公司科技馆的负责人至今还惋惜不已，“要是没那场台风，说不定又一个本田了。”

　　真正让兄弟公司大展宏图的是从打字机发展起来的办公用品和信息产品。

　　也许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上马打字机倒并非出于危机感才拓展多元化的，而是兄弟公司在美国的销售人员建议生产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当时美国市场上打字机需求十分旺盛，而缝纫机的技术原理与打字机十分相近，生产起来难度不大，这也许是兄弟公司“为满足客户需求而生产”这一口号的发端吧。1961年兄弟公司的手提式英文打字机问世，4年后电动打字机上市，并由此开发出一系列的相关产品。现在，电脑键盘、文字处理机、小型计算器等已经停产了，但由打字机发展起来的打印机、传真机、印章机等，逐渐成为公司的支柱产品，激光数码多功能一体机、喷墨数码多功能一体机、超薄型数码多功能一体机及各种软件等蕴育着尖端信息技术的高附加值产品，在市场上大行其道。兄弟公司的激光打印机的全球市场份额仅次于惠普，其传真机连续8年占据美国市场的头把交椅。兄弟公司负责公关宣传的干部提醒人们，不能再说我们是缝纫机企业了，我们现在是生产信息通讯器材的企业。在今年开始的“新三年战略”中，计划用于设备投资的费用是875亿日元，而用于技术研发的预算竟高达1000亿日元，可见其以技术占领市场的雄心。

　　与众多成功或不成功的大型企业一样，走向海外市场，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日本兄弟公司国际化的步伐起始于1947年，那时仅是向海外出口家用缝纫机；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大，使之在1954年设立专营出口企业兄弟国际株式会社，并在美国建立销售公司，4年后在欧洲设立销售公司；公司股票于1963年在东京、大阪、名古屋证券交易所上市；1984年作为正式赞助商，向洛杉矶奥运会提供打字机。现在，兄弟集团以兄弟工业为核心，在全球18个生产基地的产品通过39个网点销售到全世界的市场上。集团有22000多名员工，在日本本土的也就不到3000人，产品市场销售份额也只有22.4%。打印机等信息产品占总销售的67.%，形成了一般大型跨国公司在国内研发、设计、试制，在海外生产海外销售的格局。

　　从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兄弟集团把生产基地逐渐转向了中国大陆。1993年开始在珠海兄弟工业有限公司生产家用缝纫机，随着二期扩建工程的完工，这家有1922名职工的企业，占地面积24000平方米，拥有13条自动生产线，月产量达15万台。1995年与中国标准缝纫机集团合资的西安兄弟标准工业有限公司开始生产工业缝纫机，这家企业人数倒是不多，合资时仅540人，但投资额为2000万美元，年产能力为15万台，据公司公开的报告，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就达到6545万元。2003年投产的兄弟(公园)深圳有限公司是日本兄弟集团的独资企业，是其在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占地64000平方米，现有员工6962人，平均年龄22.3岁，其中87%为女性，生产喷墨打印机、激光打印机、精密多功能机和传真机等高技术通信产品；不过，在深圳只是试生产、加工和组装，而核心的关键的开发、设计、试制，都在日本国内进行。

　　现在，兄弟集团在中国共有7家企业，但在中国的市场销售份额并不大，尽管新设立的兄弟(中国)商业公司去年在三亚举行非常风光的年会，也参与赞助电影明星孙俪等活动，可在中国市场销售量仅全集团的2%—3%；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兄弟集团在中国的员工超过全集团的一半，在中国子公司的产值占全集团的60%以上！

　　去年，兄弟集团的全球销售额为5792亿日元，约折合50亿美元，在中国的产值达到30亿美元以上；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不过是几亿美元，而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则主要销往欧美和日本本土市场。就是说，仅兄弟集团一家，就为中国制造了2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中国企业得到了什么？利润？人家是独资企业；技术？核心部分都在本土；市场，主要市场在欧美。

　　当然，对兄弟集团，没有什么应指责和批评的。到劳动力价格便宜、未来市场预期光明、投资环境良好的中国投资，是作为一个跨国公司的理性选择；而且为中国增加了就业，提供了税收，提高了职工素质，这是我们举双手欢迎的大好事。

　　但贸易保护主义者是要把“账”记在中国头上，好像中国剥夺了他们的市场，中国排挤了他们的就业，中国挤垮了他们的产业，中国赚取了他们的大钱。从日本兄弟集团的生产布局和市场结构就可以看出，这种指责是多么地不公平，多么地不符合实际！

　　从兄弟集团的实况，可以分析出中国大量的贸易顺差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

　　在大久保家的一天

　　——从日本兄弟集团发展历程看跨国企业的动向

　　秋日的晨光温暖地铺洒在名古屋的大街小巷。大久保义久先生已经驱车几十公里，早早地赶到饭店接我们去他家做客。

　　大久保并不高大，也就一米七O上下，清癯精干，身板硬朗，他话不多，但一张口就满脸笑容，真看不出他已经63岁了。他家在爱知县知立市的谷田町，退休前在知立市政府当了几十年的公务员，现在是知立市日中友好协会的理事。

　　谷田町属于城乡接合部，东京到大阪、广岛、九州的新干线就在小镇旁通过，离繁华的名古屋大概有三四十公里的样子。下了高速公路，汽车在铺整平坦的柏油小路上七拐八转，就来到了大久保的家。门前是已经收割了的稻田和还在生长蔬菜的菜田，几棵柿子树和梨树被钢架支撑的大网罩着，说是防止乌鸦叼啄，院子里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等整齐地排列着，那只大黑狗用它的仰天嚎叫通知生人的到来。大久保的房子是传统的日式建筑，夫人大久保茂子在玄关以双腿跪曲、额头着地的隆重传统礼节迎接我们，我们赶紧鞠躬还礼，因为实在有些无法受用。

　　他家的房子可真大，光是一楼就有四五百平方米，还不算院子里的厢房和仓库。大久保告诉我们，这是祖传下来的，是91年前建的，他只是简单地装修过，宅基地有1200平方米，还有3000平方米的农田。屋里的陈设比较简朴，客厅的钢琴是女儿弹的，挂着一台说是一年也就夏天开上几天的空调，说冬天寒冷时在暖炉下围着毛毯就可以了，饭厅的电视好像是21英寸的。大久保看我对另一间房子里墙壁上的神坛感兴趣，就把正面的柜子打开了，原来是个佛龛。佛龛旁有父亲母亲的遗像，还有母亲的照片，他说这佛龛比老人还要老，他把它覆上金箔；里面还真有几本佛经，都是南无阿弥陀佛之类的汉字，不过旁边有日文的注音。我问他拜佛吗？他说本来应该每天早晨都要拜，但太忙了顾不上，一年只是在春节、盂兰盆节时才拜两次。

　　盘腿坐在榻榻米上，大久保拿出他访问中国的照片给我们看，他资料保存得可真细呀，大小地图、访华团的日程和注意事项等，他都整理得井然有序。这时，茂子夫人已经用古老的茶道制好了日本茶，教我们应口对着杯子的正面，转三次才能喝。喝着茶吃着点心看着落地窗外有小松树和石头的和式庭院，感觉这个家庭有一种温馨的气氛。

　　茂子夫人年龄不算大，今年54岁，两人只有一个女儿，虽说是星期天，但我们并没有见到。因为是高三的学生，要为高考冲刺做准备，去学校模拟考试了。因为就读于公立学校，学费并不贵，高中生每月一万三到一万七千日元不等，但去名古屋读私塾花的钱可就“海”了去了，一年下来要一百多万日元，为了女儿的未来，这钱就是咬牙也要出。女儿对设计感兴趣，去预备校就是学设计的，明年想去东京上大学，将来最好能进入传媒界，专门包装歌星。

　　要吃午饭了。大久保说茂子夫人怕饭菜不对我们的口味，一周里一直坐立不安，要是我们吃不好，她会流眼泪的；蔬菜是自己种的，绝对的绿色食品，大米也是自己产的，而且是新米。我们吃饭时，茂子始终在厨房忙碌着，我们请她一起吃，被告知日本的主妇一般是不上桌的；在我们一再地坚持下，才跟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天。

　　这米可是真香呀，我一口气吃三碗，乐得茂子合不上嘴，大久保也喜上眉梢，告诉我这是比“越光”还要好的“朝日梦”，是新品种，今年收获1200公斤的大米，自家留300公斤，其余900公斤委托农协卖了；他还说，其实卖粮卖菜根本赚不了什么钱。我们问他，那为什么还要种地呢？一是祖上传下的，舍不得卖了；二是农地太便宜，这里的住宅地是每平方米7万日元，而农地每平方米才1万日元。卖了地还要缴所得税，最后到手的没几个钱。

　　不请人帮忙，也不雇工，种那3000平方米、也就是近5亩的农田，不是像夫人开玩笑说是健身那般轻松的事情。夫人是不下田的，几十年来都是大久保利用公务员的节假日和周末忙碌的，有人下班喝酒，大久保常常急着回家干农活。谷田町5000多人口中，农业人口大约1000人，基本都是像大久保这样兼营的，专营农户不到10家。

　　按我们中国的说法，大久保是政府退休干部，工作了一辈子，现在该和茂子夫人闲云野鹤、周游四方、颐养天年了吧？其实不然。退休后，大久保在知立市福祉体育馆找到份工作，每周工作5天，休息2天，带上夫人准备好的中午盒饭，开车上班也就十分钟的路程；夫人则每天下午去小学校做勤务四个半钟头，周末休息。两人都在打工，再加上大久保的退休金，他们的年收有多少？这是我最想知道的问题，但也是人们最隐私的问题。几次想问，到底是怕失礼硬是自己给憋了回去。

　　其后，我向多个日本朋友求证，他们一致认为，如果没有特殊的负担，大久保家属于典型的“中产阶级”。我问泡沫经济对他家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大久保说：记忆深刻的还是石油危机，那对生活影响真大；而泡沫经济对在民间企业工作的人影响很大，而自己是政府的公务员，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餐桌旁粘在墙上的一张纸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一周的《义久日程》——

　　(10月)

　　24日P 7：00南 中市政恳谈会

　　25日P 5：00公民馆制作商事文书

　　26日P 6：00今川屋十七八会

　　27日P 7：00公民馆改善组合 (农协、拖拉机)

　　28日P 7：00名古屋日中友协宴会

　　29日A 9：00

　　P 6：00中国朋友来

　　30日P 8：00

　　看来，这个大久保义久还挺忙。我知道，日本尽管不像中国这样有“单位”之说，但其“组织观念”是极强的，即使是退休在家，即使是家庭主妇，他们都会参加志同道合者组成的大小社团；当然，也是为了充实生活。大久保除了在体育馆打工挣钱外，还是谷田町的会计，这活儿完全是尽义务。他今年当会计，明年要改任副町长，后年应就任町长。这大概是因为他退休前是公务员，受到人们尊重的缘故。谷田町有5000多人，2000多个家庭，就三个志愿者组成了领导班子，这让我有点意外。我们问他杂事多不多。大久保说：事情倒不算多。主要是维护治安、收集垃圾、组织节假日祭典活动和运动会，还有到各家收费来进行这些社区活动。费用不算高，一户一年为2800日元，外来租房者600日元，但还真有不交的，大约有5%吧。町内划分为40个小组，费用一般由小组收；如果小组说服不了那些不愿交费的，町干部就得出面了，但有个别人你就是磨破嘴皮，他们也不愿交；可是，举行活动时，有的不交费的人却活跃在最前列。大久保苦笑地说：没有办法。干这些活一点收入也没有，就是一年最后几个人喝一次酒。

　　大久保显然为我们的到来做了精心的准备。午饭后稍事休息，他就驾车带领我们去一个叫弘法寺的寺院去参观。这弘法寺似乎在周边一带很有名，经常举办一些规模浩大的祈祷会、灯会等民间祭祀，吸引着远近无数的人们；一些人也愿到这里祈求平安、消灾除邪。据说，1200多年前弘法大师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讲经布道普度众生，并作为佛教的社会实践场所而建了这寺院。大久保带我们带这里来，很有些自豪的感觉。这个寺院与别处稍有不同，气派的正殿不是烟熏火燎般的经年已久，而是装饰得金碧辉煌。尽管大久保与寺院的人都认识，但还是掏了一些钱后，寺院的人把我们带到地下，让我们自己在一条完全漆黑的甬道里手扶右墙慢慢摸索行走，说这有四大皆空的感受，走到半程会看见极其微弱的灯光照着一座金佛像，这时许什么愿都特灵。我的确有一种奇特的感受，大久保说这也他一生中第一次体验。

　　出了弘法寺，大久保又带我们去知立神社，这神社好像名气更大。这里也经常举办大型祭祀活动，但从建国祭、明治祭等名目可以看出，这里的政治色彩很浓，神社的小册子上说明治天皇曾在此休息过。在栏杆围着的“千户牌”的一角，一根不高的石柱上竟刻着“松井石根”几个字，这不就是那个沾满中国人民鲜血、最后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战犯吗？旁边横跨鲤鱼池的小桥的柱子上清晰可见“征清胜利纪念”字样。在日本各地，这样的颂扬那几场罪恶战争的纪念物几乎随处可见。当然，大久保带我们到这里来，是让我们看看建于公元850年的木制结构的多宝塔，这是日本国家级文物。他可能看出我们情绪不佳，就匆匆离开此地。

　　我们向大久保提出去他工作的体育馆看看，他很高兴，因为在他事先的安排中没有这一项。途中在市文化会馆停留了一会儿，68000人的知立市还有图书馆、博物馆。这文化会馆是政府拨款加市民捐助而建造的，建筑风格很清新，也很热闹，不过，大多是老年人和妇女。从日程表可以看出，这里经常举行歌舞伎、狂言、能等日本传统剧目的演出，也有钢琴音乐会、现代舞剧的演出，还有工艺品现场制作等。左边墙上挂着一串串小牌子十分醒目，原来是志愿者的胸牌。日本普通的市民都以做个什么项目的志愿者为他人服务而引为荣耀。

　　到了体育馆，大久保就如鱼得水了，他很自豪地向工作人员介绍说他带中国客人参观。这体育馆是25年前建的，也是知立市老年人和残疾人福利中心，设备有些陈旧，但很齐全。有剑道场、柔道场，有篮球、羽毛球、排球、

台球、

乒乓球等专业场地，市民还经常在这里召开歌咏会、美术作品展示会、免费健康咨询会等。知立市与日本全国一样，市民的文化教育健身医疗休闲设施很齐全，很舍得投入，不过，基本上是以国家拨款为主而建造的。

　　我们到日本普通人家做客一天的活动就这样结束了，大久保还要驾车送我们回名古屋。说实在话，这时真有些疲劳感，但大久保依然是精神矍铄。他说，这一天是他特别开心的日子，他和我们相约2008年奥运会时在北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