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促进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协调

特约主持人周民良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本期嘉宾汪海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

　　投资与消费比例不协调导致经济结构不平衡

　　周民良：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分析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时，提到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在加强与改善

宏观调控的政策思路上，又提出要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这里，我们一起对我国当前的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做些分析。

　　汪海波：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的重要内容。从“十五”以来的投资与消费关系上看，我国存在着投资率过高而消费率过低的趋势。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相比，我国属于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的发展类型。

　　投资率过高而消费率偏低，对经济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是容易导致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二是意味着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不高；三是与以人为本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有一定差距。

　　周民良：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如果消费率过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与出口，不仅导致经济结构不平衡，而且带有一定的风险。因而，从政府政策的合理性角度出发，除了应该重视经济发展外，也应关注社会发展；除了优化投资结构外，还应该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除了转变政府的绩效评价方式以外，还应该通过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制度的调节，通过财政、税收、价格等政策的合理化，使社会大众能够随着经济增长而真正获益。

　　从结构的合理性看，如果能够通过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在未来一定时期后，使投资率降低到40%以下，消费率由目前的水平提高到60%以上，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会趋于良性协调发展。

　　改变政府主导投资活动的格局提高投资效率

　　汪海波：投资与消费关系的不协调，突出表现为投资比例过大，投资率过高。但是，在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投资效率并没有相应提高。总体上看，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有一定的粗放性特点，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包括资金在内的要素投入。这样，经济增长提速必然带来投资率的上升。

　　导致目前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效率没有相应增长的主要成因有：由于政绩考核、分税制等政策方面的因素，地方政府具有扩大投资的强烈动机，更多地重视GDP扩大和税收扩张的项目建设；由于我国处在工业化与城镇化加速阶段，两个加速都需要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支持。其中，工业化推动主要受

能源、原材料、汽车等资本密集型的引导，而城镇化的推动对交通、水电、电信等资本密集类基础设施提出庞大需求；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等政策的实施，增加了对内地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的投资；市场化过程中民营企业的活力增强，投资意愿大大增强。另外，由于全球分工和中国市场的扩大及中国基础设施的完善，中国在全球投资者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导致外资持续向中国转移生产能力，也导致了投资规模的扩大。

　　总体上看，我国的投资规模扩大既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尤其是政府主导的投资规模的不合理扩大，是目前投资规模虽然较大但是投资效率不高的重要成因。

　　周民良：的确，近年来投资规模较大但投资效率不高的原因有多方面，但与政府越来越大地主导投资活动不无关系。尽管一些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如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的扩大，会形成国民经济再增长的基础，其投资效率将在今后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显露出来。但另一些由政府主导的缺乏论证的投资项目带有一定的决策失误。比如，一些地方盲目建设的大学城、主题公园、物流中心、商贸中心、楼堂馆所以及大广场、大马路、大草坪、大剧院等形象工程项目，效率不高，投资巨大，拉低了全社会的投资效率。因而，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改变政府主导投资活动的格局，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权责利关系，将有助于减少不合理的投资，并提高投资效率。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社会大众的消费能力

　　汪海波：消费率低既有总量的原因，也有结构性的原因。从总体上看，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都没有随经济增长获得相应快速的增长，导致全社会的消费能力不高。全社会不同行业的收入差距扩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沿海与内地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社会存在一定的消费断层现象：高收入者缺乏新的消费热点，没有消费意愿；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支付水平低，缺乏消费能力。尤其是，随着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价格上涨，社会大众对于未来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感，扩大消费的偏好大大降低。推动收入结构的合理化，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将会促进社会大众消费能力的提高。

　　周民良：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反复强调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民众分享到改革的好处，也相信会有一些增加百姓消费能力的政策出台。目前，中央政府已经越来越重视医疗、教育等公共财政支出，同时重视廉租房建设和规范

经济适用房的分配，这些，都有利于社会大众减少消费成本。如果能够随着全国经济的增长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通过税收、财政等手段调节差异巨大的收入结构，并防范垄断行业大幅度提高基础产业的产品价格，都将会为扩大社会大众的消费能力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