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重围中的银行业

　　金融风险小了不等于没了。邓小平在世时曾经一针见血地评价银行是“经济的核心”。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是要为整个金融体系打造一个坚强的心脏，推出一大批有实力、有经验、有能力的银行

　　◎文／本刊记者 孔志国

　　两年前，在《法人》记者参加的一个名为“资本市场论坛”的会议上，经济学者和股市评论家张卫星预言中国的金融危机将会在2005年至2007年上半年集中爆发，而且还提出一个更为惊世骇俗的论断：“20年的时间里，中国至少要经历3次金融危机。”他认为，国有银行的呆账、坏账以及房地产业可能存在的泡沫对银行业的影响在这期间随时都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高歌猛进

　　张卫星惊世骇俗的论断是否一言谶尚有待验证。但是，他的预言现在看来可能无法演化为现实了。2007年已经过去了两个月，国内银行业的发展可谓正处在阳关大道上：

　　首先，在刚刚过去的2006年，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相继在香港与内地同时上市。

　　其次，整体来讲，中国的银行企业共同给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根据相关机构的报告，2006年第一季度末，我国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21万亿元，不良贷款率8.3%。其中，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06万亿元，不良贷款率9.8%，首次降为1位数。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480.2亿元，比年初增加7.4亿元，不良贷款率3.9%，比年初下降0.3个百分点。而在2004年末，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72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3.2%。其中，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58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5.6%；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425亿元，不良贷款率4.9%。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业绩均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与张卫星的感觉或许有相似之处。

　　2001年，身为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的他曾与当时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货币与汇兑事务部的另一位华人经济学家黄海洲在《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比较研究》上撰文预言中国在10到20年之内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为百分之百。

　　当时，他们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差不多所有的发达国家在其高速发展阶段都经历过严重的金融危机；第二，如今的国际金融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波动都大，金融不稳定、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上升，世界银行1999年的一份研究记录了过去20年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发生的69次危机。中国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阶段，中国的银行业缺乏市场经验却越来越处于一个国际化的金融环境中，根据国际经验，不发生金融危机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是，今天，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中国加入WTO的过渡期已经结束，我们正在走向金融全面开放的进程中。那么跟2001年相比，中国银行业的风险是大了还是小了？”他指出，得益于改革者坚信市场的力量和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空间和机会，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良好的国际金融环境，“我们现在面临的金融风险的确比五年前小了，甚至可以说小了不少。”

　　银行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对《法人》表示，“2007年将是中国银行业发展的飞跃之年。”他告诉记者，随着人均GDP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银行业已达到爆发性增长的起飞点。到2020年中国金融服务业收入占GDP的比重将达到8%-9%，在目前不足5%的基础上飞跃增长。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成长和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现金管理、资产托管以及投资业务将成为未来中国银行业发展的热点。我国上市银行2006-2011年利润增速可望保持20%-25%。

　　风险犹存

　　但是，金融风险小了不等于没了。

　　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多年专注于金融学研究的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陈志武最近却在检讨中国历代金融危机的基础上指出，金融危机的潜在破坏性在当今的中国不但“没被缩小，反而被扩大”了。

　　他经过研究发现，金融安全需要三种制度保障：第一，独立、公正的司法，是金融契约交易安全的保证；第二，健全的信息机制，如果存户对银行的真实状况、投资者对证券发行方的价值一无所知，本来可以根除的金融问题可能酝酿成金融危机；第三，银行、券商、保险公司、基金等金融机构的独立地位，银行资产、金融证券具有高度流动性，如果被非经济力量控制，容易沦为政策工具、形象工程。

　　对中国来说，这三种制度目前看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控制绝大多数的银行、银行体系控制的金融资源又达到39万多亿之多的背后意味着，陈志武指出，“道德风险被放到最大”，金融危机正呈山雨欲来之势逼压中国。

　　钱颖一教授也说，冲减中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有利因素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他表示，两位数的中国经济增长速率已经持续4年，如此高的增速将难以为继；国际金融环境更是充满变数；即便是作为既定国策的改革开放立场，因为最近几年不同声音的影响，也说不定会受到影响。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遥远，我们需要继续谨慎对待。

　　多个国家官员、学者、研究机构则针对中国银行业存在的具体问题纷纷发表看法。

　　中国银行全球市场部、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高级经济师谭雅玲女士在接受《法人》采访时表示，在中国于去年年底开放人民币业务后，国内银行面临的风险更多体现在业务层面。无论是在服务质量、服务态度还是管理上，国内银行与国外银行都存在一定差距，这种情况下，大量高端客户可能会选择外资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而我们知道，对银行来讲，最有利可图、最有意义的客户也就是这些高端客户，20%的人往往掌握着80%甚至更多的资产”。“如果国内银行在高端客户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你说会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影响有多大？”谭反问《法人》记者。在她看来，对中国银行而言，最大的风险就是在市场竞争中落败。

　　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问题显然不止这一个。

　　从微观的角度，国际银行业的发展呈现出十大特点经营多样化、业务全球化、竞争白热化、规模大型化、服务周到化、手段现代化、收入多元化、管理系统化、行为规范化、体制股份化，中国的银行业在诸多方面都有待改进，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在公开场合指出，“国有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经营机制和增长方式、风险防范机制方面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还有不少差距。金融产品服务创新不足，同质化低水平现象比较突出，人员素质有待提高，客户服务水平和金融管理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谈到银行业的发展时没有回避风险二字，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银行业从风险种类看当前面临的主要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其中，“信用风险仍是目前第一位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与国际水平相比仍处高位，反弹压力大，不良贷款成因尚未根本改变”；“操作风险主要表现为银行业案件数量和风险金额居高不下……2006年1至10月，银行发现案件776件，涉案金额39.3亿元，风险金额24.9亿元”；“市场风险主要是随着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而将增大”。

　　唐双宁的这番讲话是对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态的一个阐发。在此之前，刘明康也提到了这三大风险，除此之外，他还提到各银行要密切警诫房地产假按揭、土地储备贷款、地方政府打捆贷款和跨境作业、高污染和高耗能企业贷款等项目中的高风险。

　　未雨绸缪

　　经济学界一致认为，银行业在一个国家金融安全框架中扮演着特殊重要的角色：第一，从量的角度来看，银行是一国经济最重要的融资渠道。美国的企业负债权益比率大约为2:1，大部分负债是银行贷款，其他更是如此。第二，因为银行是一个通过资产负债表上持续期的不匹配来创造流动性的行业，遭受挤提的弱点是银行业务的关键特征，传染性的银行挤提会进一步扩展到整个银行体系，牵连稳健的、有支付能力的银行也会遭受挤提压力。第三，银行体系还提供了重要的交易支付服务，银行业的瘫痪、困难将不可避免地对整个经济造成伤害。邓小平在世时曾经一针见血地评价银行是“经济的核心”。

　　《法人》在比较多项研究结果后也发现，银行业危机通常都处于金融危机的最关键位置。在由银行业危机触发的金融危机中，银行业危机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在由银行部门以外的因素——例如货币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中，银行业危机往往紧随而至，并且对实际经济造成更大的危害往往最大。尽管美国的30年代大萧条被归咎于1929年的美国股市崩溃，但事实上，1933至1934年间的大量银行纷纷倒闭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日本经济长期不得恢复的真正障碍也并非触发了长达十余年的衰退的80年代末形成的房地产泡沫，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银行业改革的失败；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国和印尼在本国货币稳定之后经济遭受的破坏大部分也是由大规模的银行倒闭造成。事实证明，在金融危机中，银行业危机造成了大部分的破坏。

　　伴随着中国高歌猛进的经济是各家银行信贷数量的猛增，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三令五申但是效果有限。半年之前，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就此专门发布研究报告提出警告：信贷的快速增长正使中国银行业系统日趋脆弱。这家国际著名金融评价机构的报告证明陈志武、张卫星、钱颖一等人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是否会由银行业危机进而引发全国性甚至是区域性、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理应引起各方的关注。

　　如何避免类似美国、日本、东南亚国家曾经经历的金融危机在中国重蹈覆辙？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是要为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打造一个坚强的心脏，像丰富服务种类，加强银行公司治理，增强和保证银行的独立性和信息公开性，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人员素质，等等，都是亟需进行的工作。不仅如此，为防患于未然，国家还应该依照学者们已经提出过的建议，尽早成立金融危机应对委员会，对包括银行危机在内的各种可能的金融突发事件进行预测和应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