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安全：虚拟城池的现实危机

　　◎文／本刊记者 柯浪

　　整整十年前，一出惨剧在东南亚上演。不是战争，却比战争更残酷；不是海啸，却比海啸更具破坏力；不是瘟疫，却比瘟疫蔓延得更迅速。

　　虽然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但很多人至今仍难以接受，一场由银行体系引发的危机，竟能造成如此毁灭性的后果，仅凭一个名叫索罗斯的投机分子(在当时，这算是客气的称呼)，竟然能将原本生龙活虎的东南亚诸国逼入绝境。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大多数人才开始认识金融的威力，这种认识在此后的十年，被不断强化，同时也上升为国家意识。在那场灾难劫后余生的国家，都逐渐意识到，仅凭导弹和强大的军队，未必能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金融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有一个不太开放的金融市场和强大的外汇储备作后盾，中国当时得以幸免于难。但中国无疑从中汲取了很多教训。对于金融安全的呼吁从那时候起，就再也没有停止过。但是，与十年前相比，世界金融市场的格局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WTO之后，中国必须以更开放的姿态面对金融全球化的趋势，而这个过程，必定是充满危险的。

　　重思金融安全

　　2007年1月19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此前，这种性质和级别的会议只召开过两次，分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的1997年，以及四大商业

银行改革的前夜2002年。

　　这次金融工作会议比历次会议不同之处是，它加进了国防和公安系统的领导参与会议。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金融工作对于

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绝对重要，说明这一届政府已经将国家的金融市场提高到了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稳定的高度。

　　或许我们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已经到了需要更新的时候了，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新命题。

　　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言的，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例如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等等。这其中，金融安全可以说是首当其冲。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从1980年到1995年，该组织181个成员国中就有131个国家发生严重金融问题。

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后，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由1994年的4.4%下降到1995年的-6.2%。1975年～1994年间，没有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经济一直在稳步增长，而发生银行危机的发展中国家则在危机发生后的5年中经济增长率慢至仅1.3%。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998年，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率跌至-13.7%，马来西亚跌至-6.7%，韩国跌至-5.8%，泰国跌至-9.4%。亚洲金融危机仅在1997年给世界投资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7000亿美元，是一战经济损失的两倍多，其中亚洲共损失5160亿美元。

　　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此前此后的数次金融危机都说明，金融危机带来的财富损失、经济衰退、外汇储备减少和财政赤字等，直接削弱了一国对外实行战略防御的经济实力。金融危机引起的社会和政局动荡直接威胁到了国家安全。

　　“二十一世纪最激烈的战场将在什么地方？如果是一般的军人都会说肯定是发生战争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已经过时，二十一世纪最激烈的战争肯定是在经济领域，说得更加具体一点，应该是金融领域。” 国家安全政策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乔良说，“二十一世纪所有的战争都将是广义金融战。”

　　全球化下的金融争霸

　　进入20世纪90年代，金融全球化已成潮流，具体表现为金融市场迅猛扩大、世界各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越来越高、金融管制越来越松、资本流动速度大大加快、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各国金融政策相互影响程度不断增大，因此越来越倾向于一体化。

　　而中国也在迅速融入这个整体之中。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了WTO，就金融领域而言，这意味着在完成为时10年的过渡期准备后，中国金融将全面融人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去，直接面临来自国际的挑战。

　　“在全球化时代，金融正在突破国家边界，正在突破贸易壁垒，正在突破人们的传统观念，逐步实现金融国际化。”长城伟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弘说。他分析，欧元打破美元的垄断，亚元作为亚洲货币单位的提出，人民币逐步走向东亚并影响世界，都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金融全球化的一个后果，就是使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流速大大加快。伴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资本市场迅速扩张，规模和速度空前扩大。金融全球化既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创造了良好的动作环境，但同时也使资本的非法流动更加便利，且更具破坏性。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每天国际金融资产交易量约为贸易交易量的80倍。目前带有游资性质的短期资本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每天有相当1万亿美元的游资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寻找归宿。在中国，由于金融法规还尚未健全、安全监管能力还不足以应付外界风险，因此，一旦大量的国际游资冲击我国金融市场，势必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引发金融恐慌。

　　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以国际投机资本冲击泰国金融市场为导火线而产生的，而纵观近年发生的金融危机，都有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游资从中作案的踪迹。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全球化下资本的自由流动，已成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现金融控制的一个重要前提”。

　　伴随金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全球金融资本越来越集中在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发达国家垄断资本集团手中，并为少数巨头金融机构所操纵控制。1997年美国的金融资产达26.5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金融资产的一半左右；而1993年底，美国的美林、摩根斯坦利等六家公司就占了全球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40%。这些机构投资者一旦抓住机会就会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

　　实际上，这两年甚嚣尘上的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也是西方国家争夺金融霸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世纪里面所有的战争与金融有关，我们称之为广义的金融战，金融战最高目的是争夺金融制高点，什么是金融制高点，就是货币的霸权。” 国家安全政策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乔良说。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汇率是一场大国的游戏。其实，美日等国家压迫人民币升值，实质是要侵犯中国的金融主权，其目的为了阻止中国发展的步伐，迟滞中国强大的进程。

　　幽灵并未离开

　　亚洲金融危机虽然已过去10年，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世界的危险性却正在加强。可以说，金融危机的幽灵并未离开，它一直在某个阴暗的角落等待再度为害的时机。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的一篇文章分析影响中国近中期发展的十大因素，其中金融体系蕴藏风险被列在第三位。由知名金融问题专家巴曙松等人不久前提供的《中国金融风险评估报告》对我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地下金融状况、资本管制效能等五个方面进行主观风险评估判定，认为中国金融体系总体风险状态是四星，即风险严重尚未失控，但可控程度面临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黄燕芬在2004年2月20日发表的《2003-2004：中国的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的报告说，中国目前的金融安全现状不容乐观。

　　经济学家钱颖一认为，只要加入到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当中，不管你本来的经济状况是好是坏，都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特别是比较小的国家和地区，哪怕经济的基本面是很好的，就像香港，照样可以出问题。这就是说，基本面有问题的会有金融危机，基本面没有问题的国家或地区，如果市场是和国际连通的话，也会有金融危机。

　　他认为，具体到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取决于国家的政策以及应付的方法。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非常脆弱，这是不能否认的。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取决于我们现在做什么和怎样做。

　　虽然金融危机可以有多种，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真正的危机有两个，一个是汇率危机，一个是银行危机。中国当前的情况是仍然有资本管制，即使将来汇率有所浮动，这种浮动也是受限制的。“因此，在两个危机之中，更为可能的危机是银行危机。”钱颖一表示。

　　金融改革的拐点时刻

　　在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我国金融改革发展面临新的形势，金融业处在一个重要转折期，也处在一个重要发展期”。

　　中国在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以及世界重要的生产基地、外资流入国、最活跃的贸易体的同时，中国也正拥有着全球成长最快的资本市场、全球最高的银行IPO记录、全球最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的金融体系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正大踏步地成为全球金融链条上越来越重要的一环。

　　但是，正如温家宝总理在此次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的那样，当前金融领域仍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结构不合理，金融企业公司治理和经营机制不完善，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金融风险隐患还不少。对此，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推进金融改革和维护金融安全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金融工作的两大主题，两者相辅相成。要从根本上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必须大力推进金融改革。考虑到金融改革涉及到20万亿金融资产，近5万亿证券市值以及近1万亿保险总资产，金融改革的胜负不仅对中国金融安全的维护，而且对中国整个改革的成败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温家宝总理曾公开说过，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是一场非战不可的攻坚战。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顺应金融全球化潮流、推进金融对外开放进程与保卫本国金融安全、维护本国金融利益始终是一对相伴相生的矛盾；要在一个全球化日甚的金融宏观背景下维护本国金融安全，关键在于实现金融创新的不断展开；对比技术创新而言，制度创新更显得重要。”中国著名经济金融学家、厦门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张亦春教授说。

　　“对我国而言，无论是银行等间接金融领域还是证券市场等直接金融领域，由于历史原因，都具有众多缺陷性特点，并在其中包含了巨大的制度性风险；WTO的加入使我国面临在金融业渐次开放的背景下捍卫本国金融安全的重任，这就要求我们尽力推动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领域制度演进的不断进行，从而实现与国际接轨的最终任务。” 张亦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