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人中国观：问号代替了感叹号

　　◎李俊辰

　　欧金伦敦投资有限公司特约经济学家和投资顾问英国《卫报》前总编辑、现《卫报》专栏作家威尔·哈顿(Will Hutton)年初推出一本写中国的新书《凶兆：21世纪的中国和西方》。书中道出他所看见的中国未来发展危机、及提出他的解决方法。哈顿还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客座教授，由于我数次接受该校的邀请演讲，因此对哈顿我并不陌生。去年秋天他曾在该校的演讲中发过类似评论。至今一些言语还余音环绕。

　　哈顿的见解，对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不一定很新鲜，但看看老外如何有系统地分析中国，总算是个参考，有个借鉴的作用。

　　曾为政治记者的哈顿把重点放在经济发展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影响，结论是，如果中国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必须拥抱西方价值，全盘西化。书中这么写：“我的看法改变了，因为我现在更清楚经济与社会‘软’制度———教育、诚信与问责———之间的关系；它们对社会与个人发展同样重要……中国教晓我的，讽刺地正是我们所宣扬的西方价值之重要。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价值好好实践，那么‘凶兆’就会降临我们———及中国———身上……非西方社会批评我们伪善———中国常常是其中一个批评者……经济渐强下的中国人自信自满，不断肯定自己的社会生活方式大有可为，原因部分是源自这种随处可见的对西方的批评。”

　　我无意过多评论这些论点，我想说的却是，在西方，尤其是英国，如今好像对中国的认识越来越“辨证”，不再一味地感叹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甚至高喊所谓“中国威胁论”了。现在似乎有更多的人开始另眼看待中国，不少在伦敦金融城工作的白领都认为中国这趟东方快车虽然高速前进，但是前进的车轮已发出了很多杂音。中国经济发展的背后存在不少隐忧等等。比如哈顿曾说，中国经济增长是靠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出口来支撑的，而真正要可持续发展，需要国内有旺盛的消费需求，但老百姓大把花钱还缺乏安全感，要让他们放心花钱，就需要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就需要政府去向富人收税，而富裕的中产阶层就要求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发言权等等。

　　如此看待中国发展的不只是英国人哈顿。就在哈顿去伦敦经济学院演讲后不久，另一位美籍华人经济学家黄亚声也来到该校作了关于“印度和中国发展模式”的报告，当时全场座无虚席。黄先生已是一位知名学者，出了好几本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书，比如《销售中国》等等。在很多人都在为中国持续增长惊叹时，他却高喊“狼来了”，因为中国目前的增长方式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在令人惊叹的诸多数字背后，有着许多隐忧。比如追求经济发展规模，而不是效率和质量，导致生产率的降低，而这是一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另外，中国忽视了社会领域的发展，比如教育卫生等等，而这正是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他在演讲时放了一些中国地方政府大楼的幻灯片，这些政府大楼全都修得非常气派，耗资当然都很大。黄先生认为，在基础设施上投资那么大，必然意味着在社会等领域投资的减少，而且这些大兴土木的地方有不少还很贫困，但钱都花在了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政府形象工程上。

　　那几天似乎大家都达成了默契，都在另眼看中国。当天晚上听完讲座回到住处，打开电视，正好是独立电视台ITV的新闻时间，他们最近一周在伦敦时间晚上10点后就开始把新闻播报现场搬到了北京的天安门，每天都要放一组关于中国的特别节目。当天放的是关于中国的环境污染，说的是长江污染很严重，一些地方的人因为喝了被污染的水得了癌症。画面上出现一个黑暗的小屋子，躺着一个得了癌症的男孩。随后镜头转向了国家环保局，接受采访的一位官员说，这类污染问题很普遍，主要是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他们的结论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以牺牲环境和人们健康为代价的。

　　这些学者和媒介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描述是否准确和客观，不是我在这里探讨的话题。我感到有意思的是，西方，尤其是英国和美国，对中国的认识也是在不断调整。过去曾经感叹中国的经济奇迹，甚至发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现在又开始津津乐道于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这使我想起西方一新闻研究学者在总结美国媒体对中国报道时的态度变化。他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需要中国与苏联对抗时，美国媒体曾把中国人民描绘成勤劳善良和诚实的民族，比如某位美国客人退房，他粗心地把东西落在了房间，那么宾馆服务员会一直追赶你，直到把东西交到客人的手上。但到了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描述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某代表团领队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对代表团成员说，住在中国的宾馆，必须把东西随身携带，因为中国宾馆服务员可能个个都是国家安全机关派出来的。过去那个诚实善良的宾馆服务人员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已成历史云烟……

　　中国在变化，英国人眼中的中国也在不停地变。我好奇的是，再过几年，不知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又是什么样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