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届那一代：企业家素描

　　商　界

　　“后三届”企业家素描

　　中国企业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后三届”不乏其中的优秀代表。

　　由于历史上对其身份的不认可，曾经导致了这个阶层在我们国家的断层。

　　他们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和幸运儿。改革开放是他们诞生和成长的摇篮与沃土。

　　30年，他们因改革而生长、而正名、而壮大、而崛起。

　　30年，中国经济格局的成分构成也因着他们而改变、而丰满、而健硕。

　　在此前以及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始终会遭遇来自商业之外的众多挑战，并周旋于错综复杂的政商博弈之间。这是中国特殊的商业环境留给他们的无可回避的深刻影响。

　　商海弄潮30年

　　商海弄潮，潮起潮落，沉浮成败。以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为代表都不够客观和公正。于是，我们勾画出“后三届”的企业家群像。

　　第一代企业家

　　多少年以来，在这样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度，从来不缺少政治家、文学家和科学家，就是没有企业家。倘若勉强说曾经有过，那也不是以“企业家”这个名份出现，那个时候叫“资本家”。两者在政治意义上是大不一样的。

　　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又都不免是个政治问题。这个国家曾经泛政治化。

　　由于人们在政治上对“经商”的难以接受和认同，几乎没有人会把自己与企业家联系起来。没错，那时候，大多数优秀的人都不去经商，不像现在。

　　商人这个身份在政治上得到确认，是从1979年开始的。1979年，中国民营公司的合法性得到确认，但获得完整的法律保护却断断续续地经历了20年。新事物的开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总有反复，有疑虑，有制约，有障碍…….

　　改革的时代，知识青年中不乏非等闲之辈，弃学弃政，投身商界。

　　恢复高考那一年，在辽宁，沈阳铁路局当工人的马蔚华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11年后他出任招商银行总行行长；杭州出生的张征宇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一直读到博士毕业，1987年自创公司，后来做出第一代PDA掌上电脑“商务通”；在四川，刘永行三兄弟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都上了分数线但是因为“出身成分”不好而没有被录取，兄弟三个一怒之下办起了一个小小的养殖场，20年后他们成为当时的“中国首富”。在广州，华南工学院(1988年改名为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班，三个年纪相近的同学很要好，最小的陈伟荣，来自广东罗定县，还有两个比他大一岁多的黄宏生和李东生分别来自海南五指山和惠州。这三个人，日后分别创办了康佳、创维和TCL三家彩电公司。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40%。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青年都如他们般幸运。大多数人还来不及为人们所认识，却已经消失。多年以后，依然存活者不多，于是有幸存活下来的，也就成为了今日的主角和英雄。

　　中国式败局

　　在旧有体制下，民营经济受到体制内的种种束缚。为了求生存，那时候，他们经常要做的事情就是破坏或绕开规则，突破束缚。80年代整个中国流行的一句口号是，“遇到绿灯抢着走，遇到红灯绕着走”，聪明的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作家凌志军在以中关村为样本的新作《中国的新革命》中写道：在那时候，政府对于进口商品，除了设置高额关税，还构筑诸多非关税壁垒，比如“进口许可证”和“外汇管理条例”。中关村的企业多为民间自发形成，产销不在政府计划之列，自然无从经由合法渠道获得批文，所以只好另辟蹊径，甚至采用非法手段，进口他们需要的电子产品。1990年中关村经营电子产品的企业已经超过千家，几乎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不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与走私者打交道。他们要么是躲避“进口许可证”，要么是偷逃海关税款，更多的时候是两者兼有。

　　“改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原来的法规条例进行突破，对不对？突破什么呢？就是‘违规’。你如果是完全按照过去的条条框框，你不敢越雷池一步，那肯定什么也做不成。”那个年代过来的企业家这么理解改革。

　　他们也因此而落下了“原罪”。

　　你也可以说，我们的国家曾经是一个法律意识薄弱的国家，规则、秩序混乱。但这一切是需要时间去改变的，在改变之前，越轨行为时常被视若无睹，这在当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无疑激发了早期创业者的热情和想像力，并且给予他们更多空间和更多利益。然而，冒险者也不可避免地遭遇挑战。幸运者洗去昨日的“罪行”成为了今日之英雄，而不幸者则将独自品尝“大败局”的苦楚。

　　在商业社会中，成功并且持久地成功永远是偶然和幸运的，失败则无所不在。于是，长于反省和总结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及时地推出了《大败局》，从近十年的包括

健力宝、德隆、顺驰等在内的十个“败局”中，总结了“中国式失败”的经验：民营企业与政商博弈中的弱势地位，缺少对一种简单而普适的商业逻辑的尊重，缺少对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的遵守，缺少对符合人性的商业道德的敬畏。

　　这都是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计划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特殊的商业环境下孕育的产物。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越来越错综复杂的政商博弈之中，将成为考验中国企业家的最大挑战。

　　那三次商潮

　　这个国家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无所不在。

　　回看历史的每一次政策的激励，都会掀起一阵经商潮。在改革30年中大概经历了三次，分别发生在1984年、1987年、1993年。

　　1984年，中国经历了第一次全民经商潮，那一年属于珠江三角洲。全国骚动而热切，无数胸怀野心的青年人纷纷奔赴此地。吴晓波回忆：这一年，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史玉柱，在安徽省统计局的办公室里编写了第一个统计系统软件，他发誓要做中国的IBM，不久后，他将南下深圳书写一段高亢而悲壮的生涯；同样也是浙江大学毕业的段永平愤然离开分配单位北京电子管厂，他发誓自己以后再也不会在国营工厂里上班，因为那里“人人都觉得能干，却什么都不干”，他也将坐着火车到珠江三角洲去了；赵新先，军医大学的教授带着自己的“三九胃泰”在深圳笔架山下开始新的事业；在惠州，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开辟自己的工厂，他与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磁带，这便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家电公司TCL。

　　“让我们都下海吧”，彼时，经商之风已经盛行，人们不约而同地用“下海”来描述“经商”。

　　时间来到了1987年，那一年，被称为中国企业家年，中央5号文件中，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被彻底放开。但很快，经济的热潮被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和经济整顿打断。

　　更激动人心的季节在1992年到来了。那一年春天，邓小平异乎寻常的南巡旋风席卷整个中国，不但在政治上造成了空前的震动，同样在经济上形成了强烈的号召力。敏锐的人们嗅到了其中巨大的商机，全国弥漫的都是发财的欲望和冲动。

　　这一次的经商潮对中国官员的冲击最大，他们也开始躁动起来，纷纷投身商海。按照国家人事部事后的估计，这一年辞官下海者有12万人，没辞官却又投身商业的人超过了1000万！另外还有大约数以百万计的教师、学生和科技人员在经商。

　　没有人会忘记这激动人心的季节。显然，一个超速发展的机遇已经到来。而“过热”和“宏观调控”，那是之后的事。

　　但民营经济真正的春天是在1998年才到来的。199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以最高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公有经济的地位：非公有经济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承诺不分姓”公”姓”私”，依法对各类企业予以保护、监督和管理。这是党对既定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做出的重大修正。

　　在市场领域，政治的色彩越来越淡。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比例不断提升。至此，中国企业家真正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此后，他们在

中国经济的舞台上长袖善舞，各领风骚。他们因此积累了财富，也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未来是海归的天下

　　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年轻人在自己的人生规划中选择了经商。张维迎说，这个社会最优秀的人在做什么就决定了这个社会的进步程度。是的，在著名的中关村，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在那里将自己的技术投入市场转化成了财富。

　　王志东、王文京、李彦宏、邓中翰、周云帆、张朝阳、丁磊……他们正在书写着数字化时代的财富神话。

　　这些人当中，相当一部分是“海归”。他们从国外带回了资金、技术、现代管理制度和商业模式，还有全新的理念。他们大多聪明、年轻、有知识、有眼光，有远见，并且富有热情和野心勃勃。

　　跟前辈们不一样，他们没有旧体制的束缚，并且他们的国家正在努力完善自己实现与国际接轨。他们不一定处于一个更有利于创业的年代，但他们处于一个充满了机遇、可能和想象力的时代。他们正在努力摆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新”进军。

　　“海归潮”正在兴起，并远没有结束。2002年，成为“海归潮”的第一个高峰年。从2002年春天到2003年秋天这18个月里，有16510个留学生来到中关村访问，其中有3800人留了下来，比过去20年的“海归”加在一起还要多。他们每天注册两家公司，把留学生企业总数增加到1785家。

　　凌志军说，在21世纪开始的几年，是海归拯救了处于互联网寒冬的中关村。这也是我们国家的幸运。他信誓旦旦地断言：未来三五十年，中国一定是海归的天下，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都将是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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