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降准会有后患
当年之所以不断拉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其中一个核心理由就是大量外汇流入中国。由于当时的外汇管理体制的原因，中央银行被迫大量购买外汇并同时投放人民币，因此央行认为，这会导致基础货币投放过度。这该怎么办？于是央行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当成了“资金池”，通过不断上调法定存准率，回收因为外汇占款增加而投放的人民币。
从总量上看，用法定存款准备金平衡外汇占款没问题，但很遗憾，这是一个根源性的期限错配。商业银行相当一部分人民币流动性被长期锁定，而得到的都是短期的流动性。因为，银行结汇之后所获得的外汇占款通常是企业的流动资金，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境外流入的热钱，毕竟这些钱稳定性很差，属于短期的周转性资金。这实际上存在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中央银行货币操作长期“锁长放短”。
“锁长放短”的问题是？
第一，中国金融短期化、货币化、套利化，商业金融机构必须越来越多地依赖短期融资去支撑长期的资产，比如银行用短期的负债支撑中长期贷款，这当然是严重的负债和资产的错配，而这本身就是金融杠杆，也是这些年中国金融杠杆率不断上升并难以去除的根本原因；
第二，负债与资产期限错配会导致商业金融机构对短期负债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如果此时金融监管放松，立即就会形成有利于金融套利、而不利于资本生成的金融市场，因为短期资金供给稍有怠慢，货币市场利率就会大幅上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表面上看货币流动性非常多，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关键所在；
第三，商业金融机构对短期批发性融资的依赖度越来越大，负债与资产错配也会不断恶性循环，杠杆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
第四，股权资本市场失去根本动力，而迫使实体经济很多接受期限短、价格高的借贷工具，不仅加大了企业杠杆，而且没有平衡杠杆的工具，同时因无法覆盖短贷长投的风险，迫使实业资本逃离实业。
上述问题已经变成了非常严峻的现实，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当然盼望中央银行能够通过“降准”释放长期流动性，部分地解决商业银行杠杆过高，流动性风险过大的问题，尤其是当外汇储备下降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把“因外汇储备增加而提高的法定存准率在外汇储备减少的过程中释放出来”？这是所有金融机构共同的疑问。现实就是这样的残酷，央行没有通过“降准”去释放长期流动性，而是通过逆回购、MLF等短期货币工具向市场提供流动性，这等于是进一步“锁长放短”。尽管最近央行更加注重使用一年期的MLF去对冲逆回购和半年期MLF，但对商业金融机构而言，有润喉之效，但显然不够解渴。
所以我认为，央行该“降准”就要“降准”，从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角度看，培育一个能够更多生成资本的金融市场意义非常重大，而没有足够的长期流动性支持，金融市场将失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基础。为防止M2快速上涨，央行完全可以采取“收短放长”的手段——在通过“降准”释放长期流动性的同时，减少逆回购数量。
实际上，全球金融市场对于“商业银行使用短期批发性融资的规模”都十分关注。2017年8月24日，耶伦在全球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透露：目前美国大型银行已经转向更为稳定的融资组合，来自股权投资人的资本大致增加了一倍；而最不稳定的短期批发借款减少了约一半。但很遗憾，我们是不是背道而驰？
穆迪最近把交通银行的债信等级降至“垃圾级”，这当然有它无视中国国情的一面，但它们所支出的问题是不是也值得我们深思？穆迪指出：交行的批发融资占有形资产的比例从2015年的26%升高至34%，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金融短期化的表象，是非常值得中国管理者高度关注，并着力转变的主要问题。
当然，我们也看到，转变已经开始。比如中国正在强化货币基金的管理，压缩货币投机规模应当是监管的应有之意；再比如对ICO的取缔，实际是在防止金融乱象分流中国金融资源。等等。在这个时候，我们对中央银行的期待就是：收短放长，通过“降准”这一根本措施向金融市场释放长期流动性，以更好地推动适应实体经济需求的资本金融在中国健康发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