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论把微信生态看成是一个“虚拟国家”还是“巨型市场”，它都应当建立在一个权力分立的制度基础之上。唯有这样，在此“土地”上劳动的人们才可能有生存、生产和财富保全的安全感。
吴晓波频道第一次被“封稿”，是两年前了。一篇文章过了十万，瞬间就看不到了。巴九灵同学惊恐失措。可最大的焦虑是，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发邮件给微信的后台，那里的同学也弄不清楚。辗转了几回，才搞明白原因，是我们在分析马佳佳的商业模式时，用了一张她的照片，马同学举着两只震动棒，“涉嫌色情暗示”。可问题是，这张照片在百度图库中随手就能搜到，如果违法或违规，认定的边界是什么呢？是不是震动棒、跳蛋或安全套的图片，都不能够出现在公众号的文章里？
今天，这还是一个谜。
到今年的8月，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线满五年，据说已经有了2000万个订阅号，如果每个公号有三名从业者的话，那就是一个6000万人口级的“创业者之国”。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遭到封稿乃至封号的事件，不知道有多少起了。可是，有相当比例的公号运营者都跟巴九灵同学一样，在很多时候，并不明白实际的原因。微信在“执法”程序上的暗箱化，已经构成为一个“生存恐惧”。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微信密集处罚了一批社交电商公号，如小黑裙、环球捕手和云集等，其处罚方式都是最为严厉的“永久封号”，理由是“涉嫌传销”。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微信密集处罚了一批社交电商公号，如小黑裙、环球捕手和云集等，其处罚方式都是最为严厉的“永久封号”，理由是“涉嫌传销”。
这些创业公司，都拥有上百名员工，有的已经有亿级的风险投资，有的月营业额达到数亿规模，遭遇微信处罚，真的是旦夕祸福，如临灭顶之灾。
这几家公司中，我只熟悉云集的肖尚略。我曾经考察过云集的模式，也听过肖尚略的详尽阐述。
此次针对云集的处罚起由，是2015年杭州滨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张罚单，云集在创业初始，采用了三级分销模式，触碰传销红线，被罚款958万元。其后，肖尚略对云集模式进行了迭代。到今年7月，云集的月营业额已经突破8亿元。
微信的处罚，让云集陷入空前的运营和信任危机。“涉嫌传销”如同林冲脸上的那块罪犯烙印，很可能永远也无法消除。
在过去的一周里，我拿着云集模式去请教了四位法律专家，大家给出的意见是，云集通过发展注册店主，销售商品给消费者，同时店主获得返利，是基础于移动社交圈的分销模式，无论在主观目的还是客观表现上，都与欺诈性质的传销有区别。
在过去的一周里，我拿着云集模式去请教了四位法律专家，大家给出的意见是，云集通过发展注册店主，销售商品给消费者，同时店主获得返利，是基础于移动社交圈的分销模式，无论在主观目的还是客观表现上，都与欺诈性质的传销有区别。
甚至在一些电商学者看来，云集模式有很强的创新性。阿里的曾鸣教授最近在提S-B-C的新零售模式，云集便是他重点推荐的模式之一。在他看来，云集整合制造商资源，同时集成一张大的服务网络，在仓储配送、客服、内容、培训及IT系统上提供全方位商业支持，赋能小店主，鼓励他们通过社交媒体服务于消费者。
至少从我的实地调研来看，云集模式或有可议之处——比如它的培训服务费的收取，采用了类似直销的计算收取方式，但是要定性为传销，恐怕是处罚过度了。
可是，在现行的微信“执法”制度下，肖尚略几乎没有任何可以申述的空间。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可是如果规矩不透明，或没有可以公共讨论的机制，则方圆不符合公平公义。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可是如果规矩不透明，或没有可以公共讨论的机制，则方圆不符合公平公义。
在过去二十年里，互联网摧毁了既有的商业秩序，成为中国商业文明进步最大的推动力，而微信的诞生及其实验，更是一个中国式的创新，为无数创业者——包括我在内，提供了前所未见的福祉。
到今天，微信不仅是中国最大的社交平台，同时更成为商业应用的最大试验场之一。对于一家基础设施运营商，所有在此平台上社交和从事交易行为的用户，如同是它的“国民”，微信为此制订了相关的规矩。
而今的现状是，微信团队既是规矩的制定者，又是规矩的仲裁者和执行者，即所谓“三权合一”，这无疑是一种不稳定的治理模式。
而今的现状是，微信团队既是规矩的制定者，又是规矩的仲裁者和执行者，即所谓“三权合一”，这无疑是一种不稳定的治理模式。
早在三百五十年前，英国思想家洛克就提出了权力分配的理论，在他看来，立法、行政等权力应该分立，从而保障社会的安全以及人民的自然权利。到美国建国的时候，杰佛逊等人吸取这一理念，在美国宪法之内清楚地把行政、司法、立法分开，而且让它们互相制衡，从而创造了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
我们无论把微信生态看成是一个“虚拟国家”还是“巨型市场”，它都应当建立在一个权力分立的制度基础之上。唯有这样，在此“土地”上劳动的人们才可能有生存、生产和财富保全的安全感。
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创新都是从边缘地带展开的，其天然地对现有秩序构成挑战，而所谓的游戏规则，正是在如此的冲撞之下健全而完善起来的。微信的五年发展史，既是技术迭代的结果，同时也是规矩迭代的结果。
在过去的一年里，微信大力推广小程序，希望把线上的社交流量与线下的消费场景相链接，构筑全新的、更有效率的新零售模式。无论是以文本传播为主的吴晓波频道，还是以社交电商为试验的云集等等，都希望与微信生态共同成长。在这一进程中，构建一个普适合规、不断完善的治理环境，无疑十分的要紧。
与社交相比，电商的穿透力更强，参与者更多，资本投入更大，运营范式也更多样化，其所涉及的货品、支付、传播、用户互动等环节都存在着灰色、可议的地带。规矩的公平公义，已成为一个无法绕开去的制度创新课题。
与社交相比，电商的穿透力更强，参与者更多，资本投入更大，运营范式也更多样化，其所涉及的货品、支付、传播、用户互动等环节都存在着灰色、可议的地带。规矩的公平公义，已成为一个无法绕开去的制度创新课题。
在目前的权力分配设计中，最值得改进的环节是仲裁权的透明化和分立。
建议微信组建一个自组织形式的“仲裁法庭”，以专业为主题，邀约国内的法学专家、大学教授、社会专业人士，对有争议、申诉的处罚进行独立的仲裁评决。然后，将这些仲裁案例公开化，以形成运作和制裁的合规边界。
这一机制的建立，一方面将给予肖尚略们一个申诉的公平机会，另一方面，也可以彻底缓解平台与创业者们的尖锐矛盾。
孟德斯鸠尝言，“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力。”
商业世界的美好在于，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规矩面前，无人例外。微信提供了一个革命性的移动互联网创新平台，在此平台之上，追求财富的自由，以及创造和积累的安全性，都应当得到公平、公开的民主机制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