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晋平

　　一、未来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基本估计

　　1.经济全球化将会扩大国际资本流动的范围和规模

　　21世纪初，全球化和结构调整将支配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快，世界各国的市场开放程度将出现突破性进展，商品和资本要素将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全球性市场需求的变化直接影响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按照目前的分析，21世纪初的几年中，世界经济整体将保持一定的增长势头。受其影响，国际市场需求将在经历了1997-1999年的低迷之后重新表现出上升势头，并可能好于80-90年代的水平。为此，各国的贸易机会将会进一步增加，优势互补条件下的国际分工与合作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的主流。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随着金融创新与生物、信息和计算机技术创新的结合，金融一体化趋势加快，金融创新竞争和巨额资本流动将发展成为影响国际经济环境的重要因素。据分析，未来5-10年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有望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各国的发展机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国际资本流动的份额。企业并购活动将继续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因此，金融一体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快，客观上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这些因素来看，在市场开放的基础上各国通过吸引外商投资进入本国资本市场仍然具有广阔的空间和潜力。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市场、信息技术和服务业发展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差距，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出让市场和提供优惠仍然是主要的引资竞争手段。

　　2.我国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将会进一步扩大对国外资本的需求

　　从国内经济形势来看，在经过“九五”后期的财政拉动型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十五”初期我国经济有望进入自发性增长时期。同时，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政策的影响下，国内市场需求将成为推动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主导性因素。预计5年中经济增长速度将达到年均7%-8%的水平，“十五”后期的个别年度甚至超过8%。当然，为了减轻国内长期存在的就业压力，尽快提高国内居民收入水平，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而言，仅仅依靠国内市场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有效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进一步提高我国商品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为国内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的结合创造条件，从全球化的过程中分享更多的比较利益。从总量来看，按照20年来利用外资对经济增长率的平均贡献率计算，我国在“十五”时期的5年中为了保持7%-8%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大约需要吸收2500亿美元左右的外商投资。此外，利用外资的形式也要进一步多样化，包括大型跨国公司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将会利用资本需求上升的机会，加快投资进度。此外，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市场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货物和服务进口增长趋势将会明显扩大，再加上外债还本付息、外资企业收益汇出的增加等原因，经常收支的逆差压力可能加大，客观上需要通过增加外资流入扩大资本收支顺差以保持国际收支的整体平衡。此外，国有企业改革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也将产生对外商投资和资金、技术援助以及借贷资本的大量需求。

　　3.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促进投资环境的改善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进一步改善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经贸环境，我国将可以在世界贸易组织确定的多边、稳定、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下，享受WTO各成员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便利，促进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发展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将按照承诺，开放一些新的投资领域，金融、电讯等服务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将逐步降低，外国投资者将从我国的进一步开放中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目前，在上海、天津等地，一批著名的跨国公司已作出了扩大在华投资规模的计划，如爱立信[微博]公司计划到2001年，将在华的投资由3亿美元增至6亿美元。这些迹象表明，市场开放的背景将为今后若干年中国吸引外资产生积极的效果。

　　如上所述，未来相当长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将产生大量的国外资本和技术需求，利用外资战略具有诸多有利条件，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我国今后利用外资仍将面临许多困难和更加激烈的竞争。

　　首先,从国际上来看，一方面，在直接投资中占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之间的购并规模日益扩大，显然不利于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2001年及未来若干年这种趋势还将继续，使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的方式和国际竞争方面遭遇更大的困难、面临更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在2001年仍会进一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以刺激外资的回流。如印尼政府在投资协调委员会内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投资促进工作，要求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简化外资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同时设立投资服务中心，并组织力量对现行的投资法规进行重新评估，有望出台新的鼓励外商投资政策和优惠措施。据美国基耳尼公司(A. T. Kearney)对名列全球1000家大企业的跨国公司所做的最新对外投资调查，东南亚地区投资展望最佳，由此可以预计，今后外商对东南亚的投资热情会进一步升温。这样我国在国际市场上争取国际投资方面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其次，从国内环境看，一方面，目前国内有关法律法规中存在众多与市场经济原则相悖的条款，政策变化幅度大，透明度低，统一性差，对外商投资造成一定的障碍。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吸引外资仍以合资、合作、外商独资等传统方式为主，但由于国内购并环境的不佳使得占全球跨国投资主导地位的收购兼并方式在中国却难以采用，如不在短期内改变这一局面，很可能使我国被排除在外国直接投资的主流之外。此外，短期内除国有企业的其它类型企业受制于本身的发展水平，仍不能成为外商投资的主要对象，而国企改革脱困任重道远，与国外投资者的高层次合作还需要一段时间。

　　总之，“十五”时期我们所面临的仍然是一个十分复杂而且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这些变化对利用外资的影响也必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为此需要我们结合我国利用外资的特点，结合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加以认真的分析和研究。

　　二、新时期利用外资的战略思考

　　在新的世纪到来之际，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经济时代的挑战，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今后5-10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就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根据这一方针我国将继续坚持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政策，把利用外资作为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为此，结合今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可能变化，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以下几点的重要性。

　　1.坚持把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投资环境作为利用外资战略的重点

　　20年来，我国在制度建设和改善投资环境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缺乏健全有效的法律法规制度和政策的不稳定性仍然经常成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环境的一种评价，说明我国利用外资的相关制度和政策环境还存在很多问题，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在未来各国争取外资进入的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将成为“十五”时期利用外资发展战略的重要课题。

　　如果中国能够在近期内正式成为WTO成员，“十五”时期正好是在多边协议框架下逐步兑现市场开放等各项承诺的过渡期，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制度调整也是其中核心内容之一。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出发，“十五”时期的制度性准备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按照WTO多边规则和我国的承诺，清除或修改与这些规则、承诺相抵触的贸易与投资制度和政策，如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对外国投资的内销比例、外汇平衡规定，对国内采购的优先原则等。二是建立和完善与国内市场开放以及贸易投资活动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如利率、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外经贸行业协调体制、市场规范管理、金融服务体系、中介组织、信息与咨询机构、法律援助、贸易保险制度等。三是充分利用多边框架下能够享有的制度与政策自主安排空间，构筑有效的产业保护和经济安全体系。许多分析表明，中国目前的关税实际征收水平远远低于名义关税率，并未达到与法定关税水平相应的保护效果；外资企业享有一些优于本地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客观上造成了相互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因此，在我们承诺的政策和制度调整范围内，仍然有相当大的调整空间和余地。在实施关税减让、取消外资企业内销比例限制的过程中，通过清理现有的各种优惠政策，缩小实际关税率与名义关税率的差距，实现普遍的国民待遇体制等，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经济稳定手段的有效性，维护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上述三个方面的制度调整中前两项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规范市场行为，对利用外资的长期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第三方面的调整，会逐步减少直至取消目前外商投资享有的一些“超国民待遇”，使这些企业的收益受到一定影响。对此，应当有相应的过渡安排。第一，应当认真兑现关税减让和国内市场对外国货物与投资的公平开放承诺，通过降低进口与制度成本弥补收益压缩部分。第二，加快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规范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逐步由制度和政策倾斜的引导方式转向市场化调节机制。第三，在需要继续保持一些特殊优惠的领域，实行内外统一的政策，在保留外资企业优惠条件的同时，对非外资企业给予同样的待遇，在今后的产业政策和地区政策中应当充分体现这一原则。总之，建立、完善与市场开放和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贸易和利用外资管理体制应当是“十五”时期利用外资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

　　明确制度调整的时间表也应当是制度完善的一项内容。随着市场开放进程的加快，按照WTO多边协议要求的贸易和投资制度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贸易和投资活动的宏观调控方式与内容也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这样两个角度来看，提高投资及其相关政策的透明度既是投资制度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适应宏观调控方式变化的需要，对于跨国公司制定长期性投资战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明确今后5-10年市场开放与制度调整的时间表首先是贸易与投资体制改革和市场开放的一种必要措施。另一方面，市场开放和贸易投资制度的变化将会给国内现有企业带来巨大的冲击，不同产业面临的压力也会有明显区别。通过明确制度调整和市场开放的时间表并对各种产业未来可能面对的市场环境作出展望，有利于企业的经营和市场战略调整，有利于相关产业的结构调整和资源再配置，从而帮助企业、包括外资企业为迎接全面的市场开放与竞争做好准备。因此，了解市场开放和制度调整的时间表及其相关信息是包括外国企业在内所有企业制定发展战略的需要，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支持。

　　2.通过方式创新提高利用外资的规模与质量

　　国际经验表明，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和跨越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方式创新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利用外资领域同样如此，引资制度与方式的多样化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资本市场分享更多份额的重要手段。我国通过改革开放的长期实践已经在直接吸收外资进入制造业领域的方式创新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但是，面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和日趋激烈的引资竞争，传统的制度方式已经对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规模与质量形成制约作用，有必要从创新入手，为外资流入提供更多的空间。

　　首先，创新需要从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开始。目前的紧迫课题是逐步减少服务贸易领域的准入限制，有步骤地开放金融、保险、电信、外贸、商业、旅游以及会计、法律服务等行业，允许在这些领域根据我国有关规定设立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独资企业，并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不仅仅是为了被动地适应加入WTO的需要，实际上是我国自主对外开放进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和必要阶段。因为通过吸引外资实现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有利于强化市场竞争程度，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完善投资环境，增强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促进经济结构和经济整体素质的提升。20年来加工制造产业发展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与制造业相同，在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同时首先应当对内完全开放，取消对于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营经济的诸多市场准入限制，通过国内的充分竞争提高相关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私营企业作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具有灵活的经营机制和市场适应能力。但是在目前的体制下，私营经济缺少必要的政策支持和制度环境，难以得到充分的商业信贷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市场准入和经营环境方面的局限性从根本上来看，来源于对这些经济形态的制度性约束，明显不利于激发市场活力和开展公平竞争。为此，在产权和财产保护、金融担保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与完善，对于活跃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国有经济的市场行为，提高对外国企业的吸引力，增强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具有重要的作用。最近由国际金融公司发表的一份题为《中国新兴的私营企业：新世纪的前景》的报告表明，我国私营企业受到国际资本市场的关注，有望成为21世纪外国投资的新热点。

　　在我国吸收的外资中，股本和债券等方式的证券投资比重偏低，并未成为稳定的国际收支顺差来源。这一特点与目前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形成反差。为了适应世界范围的资本证券化潮流，我国有必要通过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和金融体制的完善，利用金融创新手段，提高资本市场的国外资本吸纳能力。资本市场的开放是一个渐进过程，但是应当有比较明确和适度的目标模式与进程表，过渡期太长，不利于资本市场本身的发展和利用外资的需要。目前已经允许以合资基金和合资保险公司购买基金等间接方式进入证券市场，这一过程有必要适当加速。过渡期内，对于股票市场应选择适当的时机先行允许中外合资基金直接进入A股市场，并且采取日本、韩国在资本市场开放过渡时期曾经长期使用的“原则上禁止，个案例外审批”方式，允许经过批准的外商按照规定的产业领域和持股限制比例入市交易，待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发展趋于成熟，再向“原则上自由”过渡。随着资本市场开放进程的加快，A股市场与B股市场的合并问题将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两股的合并只能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推进，在目前两股之间存在明显价差的情况下，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推动B股市场的发展，吸引包括外资在内的资金入市，扩大资本市场吸收外资的规模。创业板市场是资本市场制度创新的典型例子，这种机制可以在吸收外资领域发挥作用。我国股票市场开放试点可以从允许外资进入即将形成的创业板市场开始。这样既可以促进资本市场的成熟与开放，也能够带动外资对高科技领域的投资。

　　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和产权交易制度的完善将为外资参与国内企业的跨国兼并、重组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并促进外资以多种形式投资国有企业改革与改造。国家经贸委已经出台了《关于国有企业利用外商投资进行资产重组的暂行规定》，表明了我国政府在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大胆利用外资的积极态度。但是为了推动这项工作的发展，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尽快建立适合中国的跨国购并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降低投资者实施购并的法律风险，构筑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和援助体系，实现吸引外资和实现公平竞争、社会稳定的多重目标。

　　观念更新是制度与方式创新的基础和内容之一，利用外资的很多方面都存在观念更新的必要性。以金融服务为例，长期以来，对于国内金融机构面向外资企业的信贷存在很多限制。这些限制既增加了外资企业的筹资成本，影响了许多外国厂商利用信贷资金在国内的投资和经营活动，同时使中资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信贷业务的发展空间受到制约，不利于金融服务业经营效率和竞争力的提高。这类问题既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传统观念的影响，必须予以更新。从中、短期来看，由于近几年国内储蓄率持续高于投资率以及银行风险防范意识显著增强等原因，金融机构资金相对充裕，苦于找不到好项目。外资企业经营效益相对稳定，信用状况比较良好，增加面向这些企业的信贷服务具备可行性，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从长期来看，向投资者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是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一环，也是国民待遇体制的必然选择。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日本政府为了鼓励外国投资，除去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之外，专门建立了面向创业初期外资企业提供信贷的担保基金。担保对象涉及到鼓励投资的151个行业，担保范围包括企业设备投资和流动资金贷款，担保额最高达到信贷额的95%。这项措施对1998-1999年期间对日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发挥利用外资对结构调整战略的配合作用

　　随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推进，我国贸易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受到正反两个方向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国内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先导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以及高科技领域外商投资的带动，机电等高科技产品的竞争力将继续提高，并成为出口增长的增长点。这将明显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加入WTO，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以纺织品等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将会大量增加，并带动相关产业的扩张。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样的结果虽然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但是可能会重新提升传统产业的比重，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目标相左，因此，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对中国的结构调整战略将是一种考验。我们应当认识到，发展高科技产业是适应未来经济全球化形势发展和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需要，也是我国21世纪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战略基础，必须确定其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目标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稳步发展并提升其科技和附加值含量是我国现有劳动力资源条件所决定的必要选择，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比较优势特点，应当成为结构调整中不容忽视的发展领域。高科技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可以通过产业组织和技术开发的作用形成一定的产业链条，产生相互带动效果。如原材料和加工组装工业装备技术的开发和产业化，科技、网络服务与软件业的发展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有效的解决方法一是改善体制环境，营造适合于高科技创业型企业发展和外商投资的政策、市场空间；二是通过利用外资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知识水平，提升劳动要素与高技术产业资本的结合能力；激发传统产业对高新技术装备的市场需求；三是在多边规则允许的限度内，对不同商品和产业实行有所区别的贸易和外资政策，对有利于结构升级的商品出口和外商投资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和扶持。四是完善企业走出去的制度与政策环境，鼓励更多的企业与国外跨国公司进行战略联盟和资产结合，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与资源配置，带动国内产品、技术、劳动力与服务的输出，促进跨国公司企业的对华投资。总之，利用外资结构调整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应当兼顾结构调整总体目标的需要，在“十五”时期有所突破，为提升产业结构作出贡献。

　　根据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在对外开放程度、特别是利用外资方面的差距是造成地区间经济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积极引导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的政策符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要求，对于缩小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市场趋向所决定，在相当长时间内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地广人稀、交通等基础设施薄弱的内陆地区，东部沿海仍然是外商投资比较集中的热点区域，尤其在今后增长速度可能超过制造业的外商服务业投资更是如此。因此，短期内引导外商投资向中西部转移的政策意图很难取得明显的成效。政府应当立足于长期战略的需要，第一，通过加大转移支付、争取更多定向西部开发的海外资金与技术援助并提高面向这些地区优惠贷款的比重、奖励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允许边远地区居民向区域中心城市集中等政策支持的力度，促进该地区的城市化发展，为东部地区和外国投资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商业机会；第二，在西部地区实行普遍的鼓励性政策，即不论是国内企业的投资还是外国投资，不论是来自本地区的投资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投资给予同样的减免税优惠和信贷担保支持政策，为达到这样的目的，应当尽快建立并逐步扩充西部开发基金；第三，优先在中西部地区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开放服务贸易领域，并结合不同地区的资源和地缘条件，鼓励东部和国外企业进行资源开发型产业投资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第四，加快中西部地区的人材培养，在增加这些地区基础教育投入的同时，通过定向交流和集中培训等方式提高西部地区经济管理和公务人员的知识水平，并将外国政府提供的人员交流和技术培训项目优先安排西部人员参加。

　　4.注重利用外资与宏观经济目标的相互协调

　　研究表明，利用外资对于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促进人力资本的开发与利用(就业)、增加国际收支盈余(外汇储备)等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继续坚持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战略目标完全符合我国未来经济发展长期战略目标的需要。从利用外资的构成特点来看，以直接投资和长期借贷资本为主的外资结构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基础，也是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十五”时期我国应当继续坚持这一结构性目标，把长期资本收支顺差作为资本项目顺差、甚至国际收支总体平衡的主要来源。

　　客观上看，由于市场开放、国内需求增长导致货物与服务进口增加，外国资本收益规模的持续扩大等原因，今后5-10年我国经常收支的逆差压力可能加大。为此，资本收支顺差在国际收支总体平衡中的重要性将会明显上升。根据我国国际收支变化的特点及其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长期的资本收支顺差对于有效利用国外资本、技术资源发展国民经济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种顺差应当建立在诸如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等长期资本收支顺差的基础之上，否则对短期资本的过度依赖会严重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此外，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直接投资巨额顺差(即直接投资的净流入)之后，由于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对外投资增长等因素的影响，直接投资净流入额将会逐步减少，需要通过多样化的引资方式来弥补。如前所述，国际投资活动中企业并购和证券化投资的比重迅速上升是近几年出现的一种新特点，这样的倾向将可能在21世纪的相当长时期内延续。为了适应这种趋势发展的需要、配合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允许外资有条件地进入产权交易市场参与国有经济的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无疑是今后吸引长期资本流入的一项有效政策选择。

　　如果说长期坚持吸收直接投资和长期借贷资本投资是宏观经济目标的需要，那么对于短期资本的吸收则应当在坚持长期管制的基础上注重与宏观调控等短期目标的协调与配合。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短期资本项目已经连续几年出现巨额逆差，尤其是1998年在长期资本顺差规模下降的背景下导致整个资本收支出现逆差。分析表明，在目前我国资本项目尚未放开的条件下，短期资本项目往往成为资本外逃的途径之一，监管和控制有相当大的难度。因此，在“十五”时期，仍然应该实行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但值得注意的是，监管的重点在于完善监督体系、提高监管队伍的廉洁性和效率，而不是过于频繁地修改规则，避免对正常投资和贸易活动带来冲击。短期资本与短期宏观调控目标的协调主要体现在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方面。譬如，经济增长较快、特别是过热时期，宏观调控更多地采用提高利率的短期政策抑制通货膨胀。这样将会导致短期资本流入的增加。加大货币供应量的控制难度。因此需要严格限制短期资本、特别是投机套利资本的流入。适当放松短期资本的流出管制。而在通货紧缩时期，应当结合刺激国内需求等宏观调控目标的需要，适当放松短期资本的流入限制，严格短期资本的流出管制。为了适应资本市场逐步开放之后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十五”时期应当逐步进行外汇管理以及金融市场化等方面的改革。首先，按照长期资本项目先行放开，扩大汇率的浮动范围的基本思路，完成长期资本项目向有条件可兑换的过度，扩大外汇远期市场的规模、品种和交易范围，缓解本币升值(贬值)预期压力。其次，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初步形成通过基本利率等货币政策手段调节市场利率、并影响短期资本流动的调控机制。有效抑制短期资本的逆差规模。

　　国际收支表的各项指标是国际经济与国内经济相互衔接的表现，能够集中反映宏观经济与涉外经济增长之间的依存关系。因此，建议将一些国际收支平衡指标列为“十五”时期外经贸发展的宏观监测与调控参考指标、特别是经常项目收支、资本收支结构指标。这也是国际上通常的做法。此外，为了准确把握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收益增加对经常项目支出的影响程度，规避资本集中流出带来的金融风险，应当尽快建立外商投资企业收益再投资统计，并鼓励外企将所得收益再投资，以降低投资收益汇出产生的压力和潜在风险。

　　本报告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利用外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课题组研究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

　　课题组顾问：马秀红

　　学术指导：米建国 汪同三

　　课题组长：赵晋平

　　副组长：王子先

　　课题组成员：赵晋平 王子先 张立群

　　李建伟 王 彤 严启发

　　刘亚军 李文锋 管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