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平/文

　　以4月11日日本政府宣布对中国大等三种产品实行紧急进口限制为开端，中日经贸摩擦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导致中日经贸摩擦的背景和原因可从多方面进行分析，日本国内经济形势尤其值得重视。

　　当前日本经济形势的主要特点

　　(一)经济萧条长期持续。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曾出现了被称之为“平成大型景气”的持续快速增长。这一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以股价和地价持续攀升为标志的经济泡沫来支撑的，而当这种泡沫在90年代初突然破灭时，日本经济也随之陷入了战后空前严重的萧条之中，迄今仍未能从萧条中走出。在1991-1997年度，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平均只有1.5%，1998年、1999和2000年度更分别只有-1.1%、0.8%和0.9%，今年第一季度又出现了年率为0.8%的负增长。日本经济的这种长期萧条态势不仅与美国经济3-5%的持续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照，更与中国经济高达8%左右的长期高速增长存有巨大差距。

　　(二)景气对策失去效力。为摆脱经济萧条，日本政府曾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力度强大的景气刺激对策。如在财政政策方面，日本政府从1992年8月起连续10次推出以减税和增加公共事业投资为主要内容的扩张政策，涉及财政收入规模达130万亿日元之巨。在货币政策方面，日本银行从1991年7月起连续下调官定利率，到1995年9月第9次下调后已降至0.50%，并将这一超低利率水平一直维持了5年之久。此间日本银行还曾于1999年2月-2000年8月实行了“零利率”政策，且到2001年2月又连续两次下调官定利率，分别下调至0.35%和0.25%。然而，日本政府力度如此强大的景气刺激对策收效却极其微弱，日本经济并未能从萧条中彻底走出。而一般认为，导致日本景气对策失去效力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往保证经济政策发挥良好绩效的“日本式经济体制”开始陷于“疲劳状态”。

　　(三)财政状况空前恶化。日本政府的上述扩张性财政策虽未能使日本经济摆脱萧条，但却使其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危机空前恶化了。到1999年度，日本的国债发行额已猛增至38.6万亿日元，比10年前增加了4.8倍；其中赤字国债也增至25.4万亿日元，比90年代前的最高水平(1980年度，7.2万亿日元)增加了2.5倍；其国债依存率(国债发行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率)更是提高到空前的43.4%;其国债余额则增至331.7亿日元，几乎相当于1990年度的2倍。2000年度日本的财政状况也未能有根本改善。而依据2001年度财政预算，到该财政年度结束时(2002年3月底)，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余额将达666万亿日元，比其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还要多30%！如此庞大的公共债务如果靠税收来偿还，则意味着每个日本国民要拿出524万日元(约相当于人民币35万元)。

　　(四)不良债权久治不愈。巨额不良债权是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后一直附着在日本金融与经济运行中的一大毒瘤。为根除这个毒瘤，日本有关各界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似乎越处理越多，附着在日本金融与经济运行中的这一毒瘤似乎肿胀得更大了。如依据银行法确定为“风险管理债权”的不良债权在1996年3月为28.5万亿日元，到1998年3月又增至29.7万亿日元，迄2000年3月更增至30.3万亿日元，2000年9月则达31.8万亿日元。“风险管理债权”只是不良债权的一种类型，若加上其他类型的不良债权数字肯定要大得多，甚至有不少分析认为目前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多达100多万亿日元之巨。

　　(五)通货紧缩难以治理。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运行与发展中即开始显现出一些通货紧缩性现象，但直到今年3月16日，日本政府才公开认为日本经济处于通货紧缩之中。而且，根据日本官方观点，目前日本的通货紧缩状态在战后还是第一次，在战后历史上也只有在1882年开始的松方财政紧时期和1927年的金融恐慌时期出现过，且在目前整个西方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当前的通货紧缩，主要表现为物价水平的全面、持续下降。如在1991-2000年10个年份，日本的综合批发物价指数有8个年份呈下跌态势，1999和2000年分别比上年下跌了3.3和0.1个百分点；其综合消费者物价指数1999年和2000年更是出现了战后从未有过的连续两年下降，分别比上年下跌了0.3和0.7个百分点。在2001年头5个月，无论是批发物价还是消费者物价，全部都是负增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日本的通货紧缩还是与巨额财政赤字和超低利率水平纠缠在一起的，治理难度极大。

　　(六)消费需求愈加低迷。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占其GDP近6成的民间消费需求一直处于极度低迷状态。尤其是在1998、1999和2000年度，日本的民间消费需求分别下降了1.2、1.8和1.2个百分点，今年4月甚至比上年同期下降了5.2个百分点。造成目前及未来近期日本民间消费持续低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提：(1)经济增长停滞、企业雇佣工资调整导致居民尤其是工薪劳动者收入增长缓缓甚至下降，直接降低了民间实际消费能力。如在1998、1999和2000年度，日本工薪家庭的实际收入分别减少了1.2%、3.1%和2.4%；(2)在民间实际消费能力下降的同时，失业加重、破产加剧、金融动荡等因素还强烈影响了居民的消费心理；(3)人口高龄化加速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导致个人和家庭防老负担空前加重，从而不得不为此而增加储蓄，抑制消费；(4)目前日本股价地价全面下跌所产生的逆资产效应，也给日本居民的消费民产生了巨大消极影响。如日经225种平均股价目前已跌至12000-13000日元，整整比80工末最高时下跌了2／3！

　　小泉政府的经济改革及其后果

　　(一)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面对空前严竣的经济形势，新上台的小泉政府推出了力度强大、内容广泛的经济改革计划。就小泉内阁刚刚于6月26日晚通过的“经济、财政运营基本方针”看，当前政府经济改革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1)加大不良债权处理力度，通过强化整理回收机构的职能和完善公开一监督机能等措施，在2-3年内彻底完成不良债权的处理任务。(2)加大财政改革的力度，通过调整预算支出结构、消减公共事业支出和地方转移支付等项目将2002年度的国债发行严格限制在30万亿日元以下，并最终实现非国债项目的财政收支平衡。(3)加大规制改革力度，强力推进特殊法人尤其是邮政事业的民营化，削减对特殊法人企业的补助金，活跃产业和市场竞争。(5)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强化社会保险机能。(6)推行知识资产倍增计划，以生命科学、IT、环境和纳米技术等4领域为重点推动技术创新。(7)推行生活维新计划，创造能使人人安居乐业、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8)改革中央--地方行政体制，强化地方自立，增强地方活力，充实地方财政并提高其效率等。

　　(二)经济改革的推进难度。应该说，从竞选自民党总裁到推出“经济、财政运营基本方针”，小泉推进经济改革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他在多种场合公开强调：“没有改革，就没有日本经济的新生”、“改革无禁区”、“即使承受2-3年的经济下降，也要义无返顾地推进改革”……但事实上，小泉政府上述每项经济改革措施的实施都面临着极大难度。其中主要是：(1)推出改革的时机不好，在推行改革仍然与景气回升相矛盾的条件下，一旦由此而导致的经济萧条过于严重，改革将会因失去各界的支持而难以顺利推进，甚至小泉内阁本身也难逃倒台命运。(2)各项改革计划相互间也存在矛盾，如彻底处理不良债权需要财政资金投入，这显然是与财政改革的要求相矛盾的。(3)有些改革措施--如邮政事业民营化和削减财政赤字--的推行将直接伤害到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肯定会遭到这些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4)作为改革计划主要承担着的小泉内阁本身也缺乏足够的政治凝聚力，在主要阁僚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如在是否增税问题上，小泉首相与盐川财务相的看法就存有差异。

　　(三)经济改革的可能后果。似定小泉政府的盯这改革计划得到实施，由此而给日本经济济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应予以足够重视的。

　　对中日经贸关系的消极影响

　　(一)中日经贸关系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70年代初中日恢复邦交尤其是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后，中日经贸关系很快显现并长期保持了迅速发展的势头。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中日经贸关系在发展中又始终伴随着一难以应付的问题，可谓摩擦不断。尤其是到9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问题的存在和恶化还使中日经贸关系在总体上陷于停滞甚至后状态。如中日双边贸易在1996年和1997年分别仅增长4.5%和1.2%，1998年还出现了4.8%的负增长；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数从1994年开始减少，合同额从1996年开始减少，使用额到1998年也开始减少；同时，在日本对华ODA方面双方也产生了一些分歧和摩擦。到1999年尤其是2000年，中日贸易投资关系虽已得到恢复，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从今年4月日本对中国葱、鲜菇和蔺草席等三种产品实行紧急进口限制以来，中日经贸摩擦更是受到广泛关注。

　　(二)经济增长差异与“中国威胁论”影响，导致中日经贸摩擦加剧的背景和原因首先是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形成鲜明的对照，中日两国经济增长态势的巨大差异在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论”，不少人开始对通过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来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现代化产生怀疑甚至抵触，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将使其成为日本在东亚的最大竞争对手，这显然非常不利于中日经贸关系的顺利发展。

　　(三)国内需求低迷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目前日本经济面临的问题之一是需求低迷问题。在国内市场需求本已严重不足、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又导致出口受阻的背景下，日本产业界和政府有关部门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试图通过加筑贸易壁垒为本国企业保护国内市场。这是目前及未来一定时期中日贸易摩擦加剧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日本长期保持的对外贸易顺差近年已呈缩小之势，今年1月甚至还出现了957.4亿日元的外贸逆差。中国是日本第二大贸易对象国，但按日方统计，自1994起，中国即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逆差国，2000年对华贸易逆差更达创记录的249.3亿美元(按中方统计为13.7亿美元)。而且，在中国对日出口中，价格相对低廉的初级产品占很大比重，日方认为此类产品已对本国同类产品形成冲击。这些都成为日方对中国产品进行进口限制的口实。

　　(四)对日本对华ODA政策的影响。日本对华ODA是中日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也遇到许问题，目前日方已经开仍将对其对华ODA政策进行调整，基本趋向是削减规模、严格审批和强化监督。促使日本政府对其对华ODA政策进行如此调整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日本经济财政形势的变化也在其中产生了重要的消极影响。一方面，上述中日经济增长差异导致的“中国威胁论”错误地认为，对华ODA是在支持中国成长为日本强大的竞争对手；与之相关的观点认为，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不应继续提供ODA。另一方面，由于财政状况的不断恶化，客观上的确也使日本的对外ODA面临着一定的财政压力，目前小泉政府开始推行的财政改革还将使这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