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生(山东)/文

　　以机会分配为衡量尺度

　　现今，在平等和效率的关系上，普遍的看法都认为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提高了效率必然会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强调了平等又会影响效率。但是实际情形并不尽然。在企业中，有时收入的差别，并不能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反而会消磨他们的工作热情；相反，有时物质利益的适当平均，会稳定职工的情绪，有利于企业生产的发展。如果进入社会政治领域来看一些现象，就会感到，人的利益分配是否均等，并不必然地与社会制度的演进存在同一趋向。

　　比如看一下美国，其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有目共睹，比尔·盖茨几百亿美元的财富与一般劳动者几万美元的年收入相比差距何其巨大！但我们仍然看不出美国社会有因此而崩溃的迹象；相反，前苏联社会财富分配差距远远要小于美国，但社会制度却发生了解体。可见，利益差别的大小，并不一定是一个社会或企业制度是否合理的主要尺度，是否合理主要取决于人们对这种差别的认同程度。

　　既然财富的不均等分配是人类阶级社会至今一切社会的共有现象，那么单据财富是否均等就很难判定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而且人们的社会实践，特别是我国曾经实行的管理制度证明，实行强制性的均贫富，对生产力不是推动而是破坏。于是人们必须有一个尺度，据此可以说明，什么时候不均等的财富分配是一种进步，什么情况下不均等的财富分配是一种反动。这个尺度就是机会分配！

　　在机会分配较为均等的社会中，财富分配的差别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的不同能力在竞争中形成的；而在机会分配不均等的社会中，财富分配差别则是由种种直接或间接的强制性因素形成的。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对这种差别的心理认同程度较高，财富分配的差别对人的劳动积极性产生激励作用；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财富分配差别则强化了人的社会不公平感。由于机会分配不均，排斥了很大一部分人凭能力获得财富或社会承认的可能性，必然要引起社会下层阶层的不满或愤懑。矛盾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要发生社会或企业危机。据此认识，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发达国家的财富分配差别如此之大但社会仍能保持稳定，而一些垄断经济国家(如前苏联)尽管财富分配差距相对较低但社会却动荡崩溃这一现象。

　　坚决迅速地推进机会平等化

　　根据这一认识来看待中国20多年来的改革历程，也可以概括为社会机会分配逐步平等化的过程。

　　在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前的20多年中，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高度垄断的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的下部阶层，几乎没有靠劳动及个人能力致富的可能性。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呈现的是社会机会的高度垄断和社会财富平均化分配共存的特点。

　　中国的经济改革，最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场以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为起点的改革，实质就在于向农民开放了一定的生产致富的机会。由于机会的开放，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才使中国农村社会由一穷二白在短期内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自此中国改革走上了机会逐步开放的过程。从乡镇企业的发展，到城市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扩大，到私营企业的普遍存在，都是这个过程的体现。

　　随着这个过程的进展，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中国社会财富的积累达到了过去没有的程度。但是中国社会机会分配平等化的过程是有限的。现在一些重要的社会机会实质上并没有向大众开放。一些特殊人群，可以不是凭个人的能力，而是凭借自己对机会的特殊占有来获取社会财富。当今中国社会中权力阶层贪污腐败现象的存在，而且涉及的财产数量巨大，就是这个时代特征的一种表现。现今，中国社会分配差距正在迅速扩大，但是如果这种分配差距很大一部分是由机会分配不均造成的，这就十分危险。这样的财富不均等分配，不但不会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反倒会强化人们的社会不公平感，引起社会的动荡，对生产力造成破坏。

　　由此可见，中国今后并不是要一般化地反对财富分配差距的存在，而是要坚决迅速地推进机会平等化的过程，一切该向公众开放的机会，如劳动机会、投资机会、政治机会、对权力的监督机会等等，都要尽量达到透明公开。改革越往前推进，解决机会分配不平等问题的难度可能会越来越大，因为在机会分配不均等已经造成了财富分配差距的情况下，这种推进会触动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但是从社会进步的方向和目前相比其他方面的改革成本而言，这也是相对易于实行的改革措施。而如果向后延缓，既得利益人群的阻力也相应地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