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文

　　三高音乐会曲终人散了。

　　就像人们很难评价集贸市场一样，人们也很难说这次集会是否成功：到市场来的人目标不同，是否得到满足以及满足程度几何更是因人而异，要让买西瓜的和买雨靴的都满意，恐怕也太勉为其难了。

　　因此，一切都取决于你是谁，你是来干什么的。

　　三大男高音和他们的经纪人鲁道斯无疑是赢家。他们不远万里，绕道韩国，来到中国，在他们希望唱的地方唱了，充分地享受了东道主给予的无上尊荣以及无处不在的鲜花和掌声，陶醉地带着380万美金打道回府了。那么大一把年纪，拖着多病的身躯，还不知疲倦地赶场，这种精神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几个同台演出的女高音无疑也是赢家。与大师一同出台，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呀！这个标签对提高身价多有帮助呀！说不定从此以后，还能拿到几个大单呢！

　　不能一块儿出台，在大师面前唱唱也不错。在人民大会堂为三高举行的宴会上，本土的刘维维等土三高引吭高歌了“我的太阳”等洋三高的拿手好戏，鲁道斯一声“现在不是三高了，是六高”的赞誉，又是多么令人鼓舞呀。

　　台下的明星们肯定也是赢家。平日里在荧屏上、银幕上露足了脸，咱也在贵宾席、红地毯上高雅一回，别以为我们整天只会泡妞搓麻！至于2000美金的票价，那算个屁，随便出席个签字仪式什么的，还不弄个十万八万？正儿八经地走几场穴，再拍个痔灵卫生巾之类的广告，搂得钱不见得比那台上的“三高”少。

　　中艺公司等组织者恐怕也是赢家。还是在准备阶段，中艺公司的副总仅仅看了一眼午门前的巨大工程，就“血一下子冲上头，觉得什么都值了”，如果是看一眼现场黑压压的观众，那还不得晕过去？哪里是黑压压的观众，分明是白花花的银子呀！尽管给了三高有史以来最高的出场费，比1994年美国亚特兰大那场整整高了80万美金；尽管有不少赠票要打发各路神仙；尽管演出开始时，后边有成排的座位空着，票不见得都卖出去了，但考虑到赞助、转播以及200块一本的节目单收入，组织者能赚多少钱呀？公之于众，让专家们解剖一下，或许又能找到刺激经济、拉动内需的锦囊妙计呢！

　　一些观众也是赢家。像坐在我旁边的几位老兄，演出还没开始，就掏出了手机用浓重的山东口音给家里进行现场直播，演出过程中他们几个不停地交头接耳，一会争论哪个是“破瓦骡踢”，是长胡子的还是不长胡子的；一会儿又掏出手机叫他们的陈书记也到前边来；一会儿又感叹三高全世界就唱过三次，看一次这辈子算是值了。(别以为就我不敢吱声，好多人都是回头看看，也就罢了：几个五大三粗敞胸露怀的汉子，你惹得起吗？)

　　只是苦了那些怀着美好的期望追寻艺术的人。拿出望远镜也看不到舞台，除非站起来；不止是像我这样坐在四区的人看不到，我的朋友们坐在二区，票价1000多美金脚下铺着绿地毯，他们也说用望远镜也看不见：因为前边都是脑袋！

　　看不到舞台，只好看大屏幕。但除了离观众最远的那两个清晰以外，另外两排4个背投影影绰绰，聊胜于无。这样又产生了另外的难题：你拿着望远镜盯着大屏幕，但那疲惫的声音通过很远的大喇叭传到我们的耳朵的时候，已经有了不小的时滞，根本对不上口形，以至于看起来分明是在假唱！更令人难堪的是，声音慢慢悠悠地从午门传过，又会从背后的端门反射回来，我们听到的是回声与身边的噪声形成的混声！

　　这是一场以艺术的名义举行的盛宴，但欢笑的是金钱和廉价的虚荣心，而艺术在黑暗的角落里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