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峰;屈晓燕

　　加征100%的特别关税使北京的新闻记者一时再也找不到杉本信行公使，他的秘书说他出差了，具体地点和返京时间则一概无可奉告。北京的力量看来正在展现，它只用了3天时间便告诉东京，中国政府6月18日的警告并不是虚张声势。

　　就在本月21日以前，杉本先生明明知道本报记者是在请他对“特别关税”做一价值评判，可他还是告诉本报记者说，中国的做法“太没有道理”，与他的日本同僚的说法如出一辙。

　　杉本信行公使是日本驻华大使馆经济部部长，在过去的数月间，每逢中日之间产生或即将产生贸易摩擦时，代表日本政府向中国记者发言的往往是他。

　　杉本信行最后一次对本报记者的发言是在本月19日。他说他是18日晚上从新华社的新闻中得知中国政府决定近期将对原产于日本的汽车、手机和车载无线电话、空调三种出口中国的产品加征特别关税这一消息的。“当时我非常震惊，对于这种事先没有通知而采取的突然措施，我们感到很遗憾。”

　　他并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的这种做法太没有道理了。”

　　而就在6月18日当天，尽管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表示要“冷静应对”，其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说日中两国之间的“贸易战”相互升级，令人感到可怕，但日经济财政大臣竹中平藏还是暗示了日本方面有必要重新考虑启动紧急限制措施。

　　竹中大臣当时说：“由于我方采取了保护措施，而对方加以报复，这种事态是不好的。”

　　在日本人看来，中国决定对日货加征特别关税是不符合WTO规定的。“虽然中国目前不是WTO成员国，但我们却一直在给予中国WTO成员国待遇。”杉本信行说，“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取消这个决定。”

　　但现在情况已变，日本的企业似乎有点坐不住了。三菱公司公关代理东方三盟公关公司的人士说，对日货加征100%的特别关税对三菱汽车的销售肯定有影响，这意味着原来卖40万的车不得不以50万才能出手。

　　显然，“特别关税”像没有预警的海啸一样吓了日本人一跳，他们没料到中国人会这么突然和果断地决定发难。因为就在中国政府发布对日货即将加征特别关税消息的前几天，杉本信行还对本报记者说，中日贸易之间是“小摩擦”，对整个经济影响不大，“所以我并不担心。”

　　就在上周晚些时候，也就是日本对中国的禽类产品关闭大门、中国尚未宣布将奋起反击日本方面对华产品限制措施之时，杉本信行通过电话告诉本报记者说，对中日之间的贸易摩擦，他的态度是“不要故意扩大”。“摩擦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是很正常的，只要正常对待，我认为我们双方的媒介都在把它扩大化。”

　　他那时还说：“我希望中国能冷静对待，在磋商中双方最好都不要有动作，而且我也相信中国政府会冷静对待的。”

　　但国内有舆论就此认为日本一向爱拿“冷静”当人质。有报道说，当不久前美国打算对进口钢铁进行调查，以确定国内钢铁企业是否受到了进口产品的严重冲击并最终决定是否举起201条款大棒实行保护时，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平沼赳夫就站出来反对说：“美国从日本进口的钢铁产品已急剧下降。美国钢铁业存在的问题是自身竞争力的低下，如果轻率地实施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并不会使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希望美国政府采取冷静和前瞻的态度来解决这一问题。”

　　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的绿菜花、洋葱和韩国的西红柿在日本的蔬菜进口量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也给日本国内原有价格带来很大影响，并且美国的汉堡包在日本价格一降再降，使日本的松屋和吉野家等牛肉盖浇饭连锁店不得不大出血与之硬拼，可日本政府对此却连过问都不过问。

　　有媒体后来评论此事说：“日本惟独拿中国的蔬菜开刀，显然是有欠公允的歧视性做法。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作为从1955年便入关并于后来成为世贸组织成员的日本，虽然嘴上大力提倡公平竞争、市场共有，但在行动上却采取贸易保护主义。”

　　不单是社会舆论，就连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龙永图也说，日本一直自称其推行的是自由贸易政策，但它的一些做法却远离WTO规则和自由贸易准则。

　　这位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并指责日本限制中国农产品进口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

　　在“特别关税”一事成为媒体报道焦点的时候，类似于“忍无可忍”这样的词汇出现的频率很高。有国际人士评论说，中国大地上原本就涌动着一丝抵触日本的情绪，而现在这种情绪正在渐渐高涨，对日本来说，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但是日本人彼时似乎并没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和糟糕，当局除了表示双方应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和会马上向中方提出照会要求尽快停止报复行动外，朝野上下更多的声音是中国方面只是在恐吓和威胁日本。尽管中国负责“特别关税”工作的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当时已放出话来说一个星期之内就会公布到底对日货征收多少特别关税。

　　日本大和综合研究所研究员小笠原雅人说，此番中国采取的措施有警告日本的意思。杉本信行也说“他个人认为”中国此次措施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更强硬的是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武部勤。他说日本不会在中国报复的压力下取消临时紧急进口限制措施，而且“将根据WTO的规则认真推进有关手续”，以决定是否发动为期4年的正式进口限制措施。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平沼赳夫同时还安抚其国内产业界说，中国加征特别关税的对象“在绝对数量上不大，也没有对日本单个行业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品种”，其言外之意，似是在说中方的反击对日本无关痛痒。

　　《东京新闻》则报道说，日本企业对“特别关税”态度冷静，认为对自己的直接影响很小，其根据是：去年日本对华出口汽车约3.5万辆，约合680亿日元，手机对华出口数量不多，空调则已在当地生产，三种产品在对华出口总额3.5万亿日元中所占比例不大。

　　像是在证明这种说法，除了担心“特别关税”会使日货给中国消费者造成心理上的负面影响外，日本在华企业松下电器移动通讯部负责人认为中国针对日货的特别关税对他们生产的手机没什么影响，因为他们没有整机进口。

　　该公司空调部负责人则说，中国市场上的松下空调都是在广东生产的，生产已本土化，“所以这对我们没什么影响”。

　　不过日本的《读卖新闻》却说得有些不一样。它认为由于成为中国报复关税对象的三种商品都是从日本进口正在急速增加的商品，因此各家公司的对华商务“肯定会受到影响”。

　　该报并援引日本一大型汽车厂家人士的话说：“如果报复措施长期实施下去，在中国市场这个日本产品大有前途的出口地上，其他国家将有可能掌握主导权。”

　　该报还分析说：“日本厂家去年向中国出口了4.7万辆汽车，只不过是向世界出口量的1%，为此很少有人认为中国的措施将立即对日本的出口厂家造成严重打击。但是由于对华出口辆数比上年增长了36%，正在顺利增长，因此如果报复措施生效并拖延下去，各汽车厂家将很可能失去对华商务的立足点。”

　　在我国市场销售的日本汽车至少有七八种品牌。北京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交易部项目经理且小钢说，在这个全北京最大的车市上，日本进口车占销售总额的10%以上。“不过一旦特别关税开征，”他说，“这些车的价格在三五天内就会上涨，而且涨个一两万元很容易。”

　　也许这对于日本汽车制造商来说并不是致命的，但它们的在华企业已感到了恐怖，就像本田汽车公司北京代表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的：“今年的销售目标肯定没戏了，不行就改行！”

　　日本各界表态

　　日本政府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在6月22日上午会见了记者，就中国政府对日本紧急进口限制的回击发表评论说，日本政府“强烈希望本着WTO的有关规定和日中贸易协议，找到有利于问题解决的建设性的冷静对策。”

　　日本经济产业相平沼纠夫也在内阁会议后会见记者时措辞强硬地说“我们不考虑撤回对三种农产品的暂行紧急进口限制，”并且说“我们对三种农产品的紧急进口限制是根据WTO的规定，而中国的报复性措施是违反WTO规则的。”但他又表示“日中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希望能尽早达成协议，但协商开始的具体日程，现在还没有决定。”他并且说WTO缺少中国是不行的，日本不会因此而改变态度，还将继续推进中国加入WTO的进程。

　　日本驻华大使阿南也表示，中国的报复性措施违反WTO的规定，希望能及时解除，他担心由于日本对三种农产品的紧急进口限制引发的日中间的对立，会造成更为深刻的贸易摩擦。

　　据6月22日的《朝日新闻》报道，目前加征100%特别关税的商品原税额分别是轿车70%—80%、卡车30%—50%、大型客车45%—60%、空调机25%—40%、移动电话12%。以轿车目前80%为例，在征收100%特别关税后，在中国市场销售同样车型的价格将达到原有价格的360%。实际上这些产品有可能造成事实上的停止对中国的出口。而去年日本对中国出口的这三种商品的金额分别为轿车452亿日元、移动电话111亿日元、空调机56亿日元。但该报同时也表示这三种产品在对华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应该说对这三个行业影响不太大。

　　日本报界也发表社论“日中贸易摩擦，为了双方的利益，希望能冷静处理”，社论也分析了日本和中国当前的境况，认为地方保护主义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确是难以统一的。日本为消除国产与进口农产品的价格差，对中国进口的三种农产品课以106%—266%的高税，使得进口品价格为原价格的2—3.7倍，而且现在来自日本的其他的农产品，诸如西红柿、洋葱、青椒、木材等，还有毛巾、领带等，也纷纷呼吁政府提高关税保护他们的利益。因而政府及民间都应积极地探讨尽早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年贸易额达800亿美元，而此次中国对日本的报复措施只涉及到1.5亿美元，影响虽说不大，但中国现在的地位，已提高到“世界的工厂”，因而对于日本企业的发展来说，与中国的关系至关重要，因而应站在战略的角度来对待和解决。

　　贸易战一触即发？

　　外经贸部国际经济贸易研究院李光辉

　　日本对中国农产品实施临时性限制措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拉农民选票是贸易摩擦的“导火线”。

　　日本政府在实施这一措施时，正好是日本处于大选之际，在日本内阁选举中，日本的农协组织一直是自民党强有力的支持者，自民党内的“农林族”早在去年秋天就向原大藏和通产两大臣提出实施这一措施的要求。在农民的压力下，为了不丢失“票田”，日本政府对我国大葱、香菇、蔺草席实施了临时性紧急限制措施。

　　其次，中日贸易逆差是“借口”。

　　2000年中日贸易额再创历史最高水平。据中国外经贸部统计，中日贸易额为831.6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日出口金额为416.5亿美元，进口为415.1亿美元，中国顺差仅为1.4亿美元。而日本方面统计，2000年，日中贸易额为857.3亿美元。其中日本从中国进口553.0亿美元，对中国出口为304.3亿美元，日本的贸易逆差为248.8亿美元。中日两国统计相差甚远。

　　看到如此大的逆差数字，日本有些人便开始以此为借口，呼吁政府对中国的商品采取限制措施。

　　那么，中日双方统计数据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呢？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日本按商品的原产地统计，我国内地销售到香港、台湾等地区的产品，再转口到日本时，日本也将这部分产品统计在中国内地的名下。这样的统计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一部分产品已经统计在中国内地对香港、台湾地区的贸易数字中了，日本将其又重新统计到中国内地的名下，出现了两次统计，数额当然增加了，与我国统计数字相差甚远。

　　最后，日本国内经济萧条是“根本原因”。

　　进入2001年以来，日本经济进一步开始恶化，进入5月份，日本经济持续出现萧条。面对经济的严峻形势，日本政府想通过限制进口来扭转经济的萧条，刺激国内市场的消费。

　　从上面的原因分析来看，日本政府对中国农产品实行限制，是出于本国的政治需要以及因经济的萧条而转移国内矛盾的需要。

　　汪闻

　　市场决定规则

　　全国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WTO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张汉林

　　在当前这场贸易摩擦中，中日双方都应该以双方经贸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来权衡判断解决当前摩擦的态度和措施。必须承认，随着中日两国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出口大量增加，两国间的贸易会出现很多新情况、新特点，需要双方共同关注。在过去，不管哪个国家，只要在中国投资就能赚到钱，但现在投资的产品如果不符合中国市场的需求是不会赚钱的，因为人们的消费心理也日趋成熟。而且，随着中国市场越来越开放，在中国市场上日本企业的竞争对手会越来越多，日本对华出口增长缓慢甚至减少有自己的原因，要多想想自己跟其他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比较一下日本产品在中国市场上有什么优势。因而，对中国来说，要不要进口日本产品，是由市场、消费者和日本产品自身竞争力决定的，不是由政府决定和左右得了的。

　　彭锦琼

　　合作，而不是对抗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黄卫平

　　近来日本国内一股针对中国搞贸易保护主义的情绪正在抬头。日本经济在过去确实很强大，特别是其制造业行销全球，曾经把美国经济逼到了墙角里。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似乎失去了所有发展的动力，直到现在仍看不到好转的任何迹象，十几年经济长期处于一个非常低迷的状态，日本政府和社会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一般而言，一国国内经济低迷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就容易抬头。但是，日本政府不要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为了拉几张参议院的政治选票而在贸易保护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是有问题的。日本需要看清这样一个现实，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跃升，中国经济正在崛起，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能把技术和质优价廉的劳动力结合在一起的国家，中国已经找好了自己的企业、产业和经济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并找到了自己产品出口的领域和市场。

　　事实上，日本在考虑国际经济战略时是有失误的。刚开始日本把很多工厂转移到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些东南亚国家，希望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跟中国竞争，但后来日本发现自己的产品与中国竞争并不占上风，没有实现最初的目标，并且还给企业拖上了产品销售困难、资金周转不了的沉重包袱。

　　尽管如此，中国方面也需要从此次与日本贸易摩擦中吸取教训。以后中国在针对别国某种产品采取保障措施时，一定要按照WTO的规则办，要“合法合情合理”，决不能“合情合理合法”，必须倒过来，转变观念。

　　当然，从理智上讲，中日之间贸易“翻脸”很难。经济交往就是要磨合出一个利益的结合点，交往的背后是利益，双方需要的都是合作而不是对抗。在东亚乃至世界经济中，中日合则两立是非常清楚的，只有中日携手合作，才能共创亚洲经济的美好未来。

　　彭锦琼

　　限制的实质是保护

　　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研究员金伯生

　　日本政府对我国出口的部分农产品采取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并扬言对其他产品进行限制的做法是非常不公正的，它的实质是搞贸易保护，违背了WTO自由贸易的精神。

　　日本对中国部分产品采取贸易进口限制，表明了日本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

　　更让人愤愤不平的是，日本政府打着WTO的旗帜采取了所谓的贸易保护措施，而忘记了WTO鼓励自由贸易的宗旨。它表面上只针对产品，实际上是针对中国，其限制的产品中国占有绝对的份额。

　　限制进口不仅损害了中国生产者的利益，更损害了日本广大消费者和商社的利益，限制进口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日本国内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将必然遭到日本民众的反对，政府此举可谓因小失大。

　　彭锦琼

　　-资料

　　日本“限制中国货”一览

　　2001年2月16日日本毛巾工业组合联合会在大阪召开临时大会，决定向政府申请要求紧急限制进口中国产毛巾。

　　2月26日日本毛巾工业联合会上书日本政府，要求对从中国进口的毛巾实施紧急进口限制措施。

　　3月30日日本三大臣就对从中国进口的葱、蘑菇及榻榻米用灯草3种农产品实施“紧急限制进口措施”问题基本达成一致。

　　4月17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从4月23日起，对主要从中国进口的大葱、鲜香菇、蔺草席实行临时紧急限制，限制进口期限为200天。

　　4月26日日本西部的一些木筷生产商表示将加入此前宣布禁止中国部分农产品进口的日本农产品制造商的行列。

　　5月8日日本政府考虑对中国的鳗鱼进口实行紧急限制措施。

　　5月17日日本最大的自行车工业集团日本自行车协会表示已决定向相关部门提出要求，紧急限制从中国内地和台湾进口自行车。毛巾、筷子制造商和种植青蒜的农场主也表示愿与自行车制造商一起行动。

　　5月24日日本要限制领带和袜子进口。

　　6月7日由于担心香港、澳门发生的禽流感波及中国内地，日本农林水产省即日决定暂停从中国进口鸡肉和鸭肉。

　　-调查

　　京沪穗主流消费人群点评日货事件

　　从东芝笔记本质量问题、三菱“帕杰罗”越野车到松下GD92手机质量问题，一时间日货似乎成为中国媒体的众矢之的。究竟都是日货惹的祸，还是媒体炒作太甚？是中国消费者太苛刻？还是日企欺人太甚？为了了解消费者的直接感受，勺海市场研究公司对京沪穗三地主流消费人群进行调查。调查对象是家庭月收入在2500元及以上家庭中，大型家用电器，如彩电、电脑等购买的主要决定者，三地被访者家庭月平均总收入5360元。

　　6成人认为日货质量今不如昔在日货出现质量问题后，目前人们对日本产品质量的看法究竟如何呢？60%的人赞同“日本产品质量的确大不如前了”；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有61%的人赞同“不管怎么样，日本产品的质量比国产产品要强”这一说法。

　　日货接二连三地出现了质量问题，影响了1／3以上消费者的实际生活，令21%的消费者极度失望，他们表示“今后我肯定不买日本货了”。尽管如此，仍有55%左右的消费者对日货表现出忠诚的态度。

　　44%的人认为日货事件“这是正常范围的质量问题，我们太敏感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消费者可以被糊弄，68.8%的人不承认“我们对于日本产品的质量要求太苛刻”。

　　日货虽好，但我不爱日货在中国消费者中的印象如何呢？三城市居民对日货的共同印象是“外观设计吸引人”、“不断创新”、“高质量”。

　　但是居民对日货在“服务好”、“注重环保”、“成为它的用户是值得骄傲的”和“亲切”、“豪华”等方面评价较低。

　　比较三城市的差异，可以发现，广州市民对日货各项评价指标都比较平均，上海市民对各项指标的评价都较高，北京市民是爱憎分明：日货确有其优点，但是缺点也特别明显。这样的评价说明不同城市居民存在不同的消费心态：

　　上海市民是在心理上对日货至少不反感：日货好，我不反感。

　　广州市民的心态是：产品就是产品，不管是日本产的，还是国产的。

　　北京市民则带有较强的心理情感：日货虽好，但我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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