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赖特（曾任克林顿政府的劳工部长）

　　凡是认识我的人都会对我扮演乐观派角色感到吃惊。我的相对乐观的基础是什么？我的处方和诊断所依据的是非零和游戏的概念，这指的是博弈论。一场零和游戏是你在像网球这样的体育比赛中所看到的情况：比赛中的每一分都对一方选手有利，而对另一方选手却不利。因此，选手们的命运是负相关的。在一场非零和游戏中，各方的命运可能是正相关的；结果可能是双赢或双输，具体情况要看竞争对手们怎样玩这场游戏。实际上，在一场网球双打比赛中，同一队中选手之间有着一种非零和性很强的关系，因为他们要么将都赢，要么会都输。

　　今天，我们都处于我们实际上不假思索的许多非零和关系中。例如，当我购买我的本田面包车的时候，我就同各个不同国家中的工人处于一种非零和关系中。交易中，我支付了他们工资的很小一部分，他们则为我制造一辆汽车。全球化的特点就是，它使我们处于这些非零和的关系中。它使我们的命运与遥远地方人们命运的相关性增强了。这是一个我们通常不假思索的微妙过程。但是，这种命运的相关性偶尔地赫然显现，亚洲危机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们当时认识到，一场金融下跌能够立即在全世界扩散；抑或，当一种病毒在因特网上传播，而你意识到，不同大陆上的电脑用户都可能会受害，这时，人们的命运就是相关的。在理论上，由于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关系的非零和性越来越强，所以预计制度化的合作将会增强，以解决这些问题。这并不是一项开创性的真知灼见。一段时间以来，政治学家们一直在谈论各国之间不断增强的相互依赖，以及合作背后不断强化的逻辑性。但我认为，这一过程正在十分迅速地发展着，以致远远在大多数人预料的之前，我们就将在各国间形成一个制度化的合作体系，它将十分全面，因而够得上是世界治理。

　　我所设想的是由全球和地区组织构成的一种较为松散的混合。但我仍然设想国家主权对超越国家的机构所作出的一些十分重大的牺牲。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我们已经看到国家主权的少许这种转让。在我看来，当174个国家签署化学武器公约的时候，也有少许的让步。我完全期待着朝着全球治理发展的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尽管我对它在长期里发生比在短期里发生的信心要充分得多。非零和地域的扩展历史是悠久的：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那时，地球上最复杂的政体就是一个狩猎者和采集者的村庄，然后可以勾勒出向酋长所管辖的部落水平，然后向古代国家水平，然后朝着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等进化的轨迹。推动社会复杂性和治理向较高水平进化的关键因素是技术。有时是信息技术，譬如文字的发明往往伴随着最初的古代国家的演变。有时是运输技术，具有很大讽刺意味的是，有时还是武器技术。武器技术能够使人们之间关系的非零和性大大增强———可以肯定，核武器使得战争成为一种两败俱伤的竞赛，从这种意义上讲，战争是一种非零和性很强的活动，因此，这场游戏的目的就是永远不要玩它。核武器因而加强了有关譬如通过像联合国[微博]这样的某种超越国家的机构来建立一个集体安全体系的论点。

　　我们并不详细地知道技术进化的前途将会如何，但我们大致的了解却是相当不错的。信息技术将继续进化和使人们卷入交易、互动和相互依存的网络。武器技术将进化，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有关如何制造致人于死命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信息很可能将容易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获得。因此，控制这些武器的研制和使用符合几乎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技术进化将继续起它在历史长河中所起的作用，即扩大非零和性的范围，使得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之间的相关性增强，并在此过程中把治理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全球的水平。

　　世界人民命运之间相关性逐渐的增强本身并不是特别好的消息。正如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的，十分活跃的非零和状态的许多实例实际上是负数和的游戏、双方都输的游戏，这种游戏的目标是只求使利弊相抵。全球变暖就是这种负数和游戏的一个例子，在其中，我们仅仅想要避免恶果。我认为，它要求制度化的合作和一定的，即使是少量的国家主权的牺牲。

　　因此，当我争论说历史体现着越来越强的这种非零和性的时候，这句话本身并不好，也不坏，它仅仅是一件事实，仅仅是一件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事情。但是，人类历史有一个特色起码是略微令人乐观的，从某些方面讲是起补偿作用的。这就是我所说的道德适用范围的扩展。哲学家彼得·辛格就此写过文章。如果追溯到古希腊，曾经有一个时期，毫不夸张地讲，一个希腊城市国家的成员们认为另外一个希腊城市国家的成员是低于人类的动物。他们大肆屠杀和劫掠，丝毫也不感觉到良心的责备。后来，希腊人经历了一个觉悟的过程，他们断定，实际上，别的希腊人也是人。只有波斯人才不是人。今天，我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更多的进步，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国家里。我认为这些国家里的几乎人人都会说，所有地方的人们，不论其种族、信仰或者肤色，都应当获得起码的尊重。

　　如果你问这为什么会发生，我的论点是，它归根于这种历史的基本动力、这种非零和性的增强。倘若考察一下在其有限觉悟时代中的希腊，希腊各个城市国家之间关系的非零和性越来越强，因为他们正在共同与波斯人作战。他们彼此之间的需要增加了，他们是在同一条船上，为了合作，他们必须相互给予起码的尊重。如果你问，现在在经济先进的、全球一体化的国家里，为什么一种道德普遍主义的伦理占上风，我会说答案是一样的。假如你问我，我为什么不认为轰炸日本人是好主意，我会说，一个原因是，他们制造了我的面包车。我很自豪地说，我还有一些比较高尚的原因，但是我的确认为，这种基本的、很实际的相互依存迫使人们彼此给予起码的尊重，对半个世界以外的人们的福利稍加考虑。我预计，这种动力将会增大和持续地存在，因为在一个疾病一旦爆发就能够即刻越过边界传播的世界上，为非洲或亚洲人们的健康而担忧是符合美国人利益的。在一个恐怖分子们能够利用具有空前杀伤力技术的世界上，在政治上的不满情绪泛滥成恐怖活动之前对其感到担忧是符合美国人利益的。全球化社会的一个特色是，灾难可能会在全球一级上发生，因此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个过程之中，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我们同其他人民日益共同的命运所带来的道德和政治上的影响，否则很糟糕的事情就会发生。

　　现代世界从许多意义上讲是一个迷失方向的和令人不安的地方。事物的变化速度是很快的，但是我认为，如果你纵观历史的长河，它会提供一条为我们确定方向的途径。历史并不仅仅是一件破事接着一件破事，而是一个有方向的进程；它有一个箭头。我认为，如果我们利用这个箭头来指引方向，那么我预计，今后几十年的特征不会是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