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分析:给农民减负怎么就这么难?

2001年06月20日 12:04  财经时报 

  杨光/文

  解释农民负担越来越重这样一个普遍而长期存在的现象似乎过于单薄,至少从表面看应有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农民的“暗税”负担沉重。农民出售农产品、购买工业品,长期以来而且至今仍然承受着沉重的价格“剪刀差”的负担,俗称为“暗税”。据测算,1979年——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手中提取了大约15000亿元的“暗税”,年均约938亿元,同期农业税总额1755亿元,年均109.7亿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8.5倍。农民的“暗税”负担之重,令人吃惊。

  第二,农民的“三提五统”负担欠妥。乡级的“五统筹”是指由乡镇政府向农民征收的相当于税收的“费用”,无一不属于社会公共事业,由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负担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相比而言,市民并不承担上述五项费用中的任何一项或类似的费用而仅仅让农民承担,就显然不妥了。

  第三,多如牛毛的“三乱”。目前农民实际上所处的“多纳少享”境地。当然,农民的负担涉及的方面很多,问题很复杂,而且农村税费改革实际上不只是经济领域内的事,涉及到体制上的深层次问题。

  农村财政体制改革的“后遗症”

  1994年实行分税制乡镇政府的财政改统收统支为包干,本来就入难敷出的中央政府无法继续“统”下去,只好把包袱甩给了地方,顺水推舟让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这客观上刺激了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欲望。有了财政自主权,又有名正言顺地征收“自筹资金”的权力的地方政府自然就要千方百计地从当地筹措资金了。在企业发达的地方,财政负担通常多半落在企业身上。在经济落后,乡镇企业不发达的地方,地方政府则只好从农民身上打主意了。这样,新的财政体制在给了乡镇政府增收的诱因和自主权的同时,却缺乏对乡镇自筹资金的严格界定和控制,加上缺乏民主机制来制约地方政府的行为,实际上给乡镇政府留下了巧取豪夺的空间。

  农村财政体制改革给基层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村干部角色的转换。村干部自己的收入以及他们能够支配的资源不再取决于农民能够留下来多少,而是取决于他们能够从农民手中征收多少。乡镇政府为确保自己的份额,通常规定村支书和村长的工资由乡镇发,只有完成了上缴乡镇的任务,村支书和村长才能拿到全部工资;如果长期不能完成乡镇下达的任务,下课是当然之选。村干部面临的选择实际上非常简单:征收的越多,不仅意味着位置、工资、奖金有保障,而且可供自己支配的资源也越多;相反,如果收不齐款项,不仅干部可支配的资金变少,甚至职位工资都泡汤。村干部的这种利益和角色的转换,不仅使农民在地方政府的各种巧立名目的捐税面前失去了传统的缓冲层,而且使村干部自身成为的主角之一。

  “政绩”背后的经济学原理

  曾几何时,“做几件实事”已成为中国官场非常时髦的用语,这适用于祖国的大江南北。基层干部要想脱颖而出就必须在经济方面做出一些政绩才能吸引上层领导的眼球,如一个成功的企业,一种拳头产品,也可以是市镇建设方面的,如一条马路、一座桥,能够让人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然后再补充以响亮的口号和角度新颖的汇报材料,往往能够一炮打响。我们姑且不谈这种想法正确与否。本文所关注的是这些成功的或不成功的“实事”的经费从哪里来?很难确切地统计出农民负担究竟有多少是来自地方干部“出政绩”的冲动。又有多少农民负担在乡镇干部追求“政绩”的过程中交了“学费”打了水漂。再穷不能苦了教育。

  无论怎样改教育不能误

  去农村作调查后便会发现,农村税费的大头是用在教育上,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在农民完税以后,义务教育的经费到底应该由谁来负担?从教育管理部门来说,则必须考虑整个教育的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一边是城里有些大、中、小学校的投资水平是超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而农村的教育投资水平的不足和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来说是不相适应的。一些比较贫困的农村,一个小学生一年的费用1000元打不住,一个中学生至少1500元,这对于农民来说很难负担。笔者曾经调查过北京的教育情况,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贫富极端的不均。北京四中、八中的教学设施条件本来堪称完美无缺,这还不够,每年都有各种捐赠、投资、奖励源源而来,同是首都小学的房山区某贫困乡小学生们还用着“东风劲吹,禾苗壮”之类的文革课本,令人不敢相信的是,这就是我们九年制义务的平等教育。同是共和国的孩子,学习条件却是两重天。事实上,外地的差距不见得小的哪里去。曾经有一位网友戏言,如果全国农民每年交的500亿豁免,缺口的前提取消城市机关事业单位800亿的工资补助倒未尝行不通,这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的另一角度带来的视角。要是建立一种城乡之间的转移支付制度,城乡之间多做一些雪中送炭、少做一些锦上添花的事,那么缩小这种差距不应是一件难事。笔者认为,农民减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减负的前提是不能影响到农村教育,若是教育受到了影响,农村社会的发展更滞缓,我们付出的社会成本会非常大。试想如果8亿多农民的大多数处在一个发展滞后的社会环境中,整个国家文化科技素质的普遍提高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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