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国贫富差距：告别平均主义 拉大收入差距
上期我们栏目曾就“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采访了著名经济观察家仲大军，做了《贫富差距失衡的天平》的报道。得到了广大读者的不同反响，这期我们就这个话题继续采访报道。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说：上升流动是政治稳定的“安全阀”。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推进社会中的上升流动。
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我国已经从一个经济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这样快的变化是值得忧虑的。
今后十几年，如果我国的收入差距仍然以上述的高速度发展下去的话，那将会超过我国居民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将会引发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
记者：李强教授，您多年从事收入差距研究，您能不能首先非常简要地概括一下，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到底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李强：对于经济上的贫富差距，我确实做了比较多的量化研究。我自己设计、组织过多次调研，也收集了多方面的数据。通过多年的各种各样的数据分析，对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判断还是比较有把握的。如果简单地概括说，那就是，我国经济差距上升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贫富差距都有了大幅度的上升。特别是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有加速拉大的趋势。用国际上通用的基尼系数的测量方法，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0.4577这已经超过了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这样，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我国已经从一个经济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这样快的变化是值得忧虑的。
记者：从媒体的反映看，有的时候人们批评平均主义、大锅饭，有的时候又认为贫富差距过大了，这两者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李强：是的，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相当复杂，其复杂性的关键一点就在于，差距过大和平均主义同时存在。当前，既有因差距拉得过大，引起人们不满的一面，也有平均主义盛行，阻碍劳动积极性的一面。两种现象并存，这是十分奇特的。
先看第一方面。上面已经说过了，贫富差距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迅速拉开，这样巨大的变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为此，我们必须考虑到居民对于收入差距的承受力问题。虽然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在国际上还不算是过高的，例如非洲、南美洲的某些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5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了0.6，但是要注意到，不同的民族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是不一样的。像上述的这些高基尼系数国家，由于历史传统、文化模式等原因，居民可以承受巨大的贫富差距的压力。然而就中国的状况而言，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历史上中华文化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就一直很强。因此，目前的状况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是很大的压力了。今后十几年，如果我国的收入差距仍然以上述的高速度发展下去的话，那将会超过我国居民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将会引发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
广大民众对于收入差距的认识不可能像学者那样做量化的研究，他们是通过耳闻目睹的亲身体验来认识的。调查显示，大众对于我国差距拉大的现状，也有深刻认同。根据1997年10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全国做的一次5万多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我国职工中有90.4%的人认为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或很大，认为差距适中的仅占7%。如此高比例的人认为差距过大，而如此低比例的人认为差距适中，由此更可以体会到，差距过大确实是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主要方面，虽然这并不排除我国收入分配上还存在着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平均主义的问题。
我国的平均主义有较长时期的历史传统，至今在许多体制内的单位中依然存在。80年代末，在研究我国收入差距上的问题时，曾提出一个理论，即认为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症结在于，“群体外的差距过大，而群体内的差距过小”。这就是说，差距拉开主要是在不同行业、不同单位之间，至于在同一行业、同一单位内部，特别是在国有的企事业单位内部则还是平均主义盛行。我国国有企事业单位内部的平均主义问题，至今也还有很强的顽固势力。我国单位内部的大体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是造成普遍的不负责任、以致进一步造成一些国企衰落的重要制度原因。
记者：按照您以上所说，中国内地是差距过大与差距过小两种现象并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极端相反的现象呢？
李强：我们可以从市场转型的角度加以解释。20年来，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就是引入了市场机制。应该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市场转型的一种副产品。市场奉行的是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竞争导致了胜者与败者之间的分化，收入上的分化、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是此种分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市场转型导致的贫富分化的解释，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是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理论。其实，倒“U”型曲线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对于各国市场转型状况的描述。库兹涅茨发现，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贫富差距的变化是有规律的，市场转型的初期，贫富差距会急剧上升，而当市场转型完成后，随着市场体制的健全，贫富差距又会有较大的下降。当然，这种下降不是自然发生的，它是与市场相配套的体制完善的结果。比较重要的配套体制有：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对贫困者、低收入者予以救济；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高收入者收取高额累进税以及廉政和反贪对策等。目前，国际上市场体制完善的经济发达国家，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基本上都维持在不超过0.4的水平。
那么，我国社会为什么还会存在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单位内的平均主义呢？我认为，这是由于市场发展的不充分造成的，也可以说是反映了市场转型的阶段性。我国市场经济的扩展，是通过对于当时占主体地位的计划经济逐步侵蚀实现的，而市场对于计划经济的侵蚀经历了几个阶段。市场体制首先侵入的是计划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农村经济。接着市场体制进入城市，在城市的一些非核心部门中发展起来，这主要是一些个体、集体企业，中小型商业企业、服务业中。最后，市场体制开始侵入到计划经济的主体，国有大企业。国有大企业的市场转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至今还没有完成。上面所说的单位内的平均主义问题，基本上指的就是这种国有大企业以及国有的其他单位。这些单位的市场化程度较低，突出地表现在劳动力的难以流动上。由于劳动力的不流动，自然也就不能形成市场价格。单位职工只在单位内相互比较，最终形成了均等化的工资水平。从这种角度看，目前国企的下岗，也为劳动力的流动和建立劳动力的市场机制提供了机会。可以预见，随着劳动力自由流动机制和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建立，我国大企业的平均主义传统将会趋于衰落。
如果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即使在体制内的单位中，职工之间收入的分化也已初露端倪。不过，这种分化目前并不表现在职工正式的、公开的收入上，而是表现在职工的非正式的、不公开的收入方面。比如，企业管理者的收入，在正式的、公开的收入上，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别受到一定制约，而巨大的差别主要是在非正式的、不公开的收入方面。又如，一部分职工有单位外的收入，职工单位内的工资差别不大，但单位外的收入差别却很大。再如，一些职工收入构成多元化，获取收入的手段多元化，除了工资外还有利息收入、炒股收入、经营收入、出租房屋收入等，这样，他们与没有这些收入的职工拉开了差距。
记者：那么是不是说与改革以前相比，反而是改革以后差距问题更严峻了呢？
李强：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区分。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那时社会上人们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较高，甚至存在较严重的政治歧视。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不平等程度却大大上升。因此，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并不简单地就是差距迅速拉大的过程。而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分层差别一直就比较大，无论它体现为政治的不平等还是经济的不平等。
由此，本人曾经提出，社会不平等是一种深藏在社会结构内部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只不过是它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分层本质上是人群之间的关系和人群占有资源的关系，当资源十分有限时，人群之间的关系必然十分紧张，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也就必然较高，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差距就比较大。这种较大的差距既可以表现为经济方面的较大差距，也可以表现为政治方面的较大差距。从这一视角看，改革以来的社会关系并不是更紧张，而是有所宽松。改革20余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不慢的，社会物质资源总量在迅速增长。因此，仅从有限资源会导致人群之间的紧张关系看，造成人群紧张关系的因素已有所减少。从实际生活看，社会各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已有所缓和。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政治分层方面。因此，仅从经济不平等的上升就论证中国社会总体不平等程度上升，这有明显的缺陷。今日中国毕竟已消除了那种大规模、具有明显政治歧视的政治分层现象，这对于缓和群体冲突、整和群体利益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全面地评价社会不平等的状况，还是应该承认，不平等也有下降的这个方面。
记者：您是否可以谈谈贫富差距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呢？
李强：我们知道，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尤其是中国社会，历史上就有“均贫富”的传统，所以，财富分配的不均等与社会不稳定是一对孪生姐妹。然而，上述的事实证明，在现阶段，我们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消除财富分配的不均等现象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实现社会稳定呢？
社会学认为，上升流动是政治稳定的“安全阀”。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推进社会中的上升流动。改革20年来，我国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上升，这就是最好的上升流动。所以，一方面，虽然人们的经济差距拉大了，但是，另一方面，多数人的生活都有了改善，这就会抵消因差距拉大而造成的不满。我曾经与一位美国教授进行数据上的对比，我们在中国内地和东欧地区询问了同样的问题，即问与10年前的生活相比，您认为您的生活水平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结果，中国的数据显示，86.1%的城乡居民认为，生活水平上升了。然而，对于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波兰、俄罗斯、斯洛伐克的调研证明，平均59.0%的居民认为生活水平下降了。经济生活水平的上升，是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当然，这也对我国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严峻的任务，即我们一定要保持住相当水平的经济增长率。这也就是说，只要“蛋糕”做得足够大，使得多数人都能够从中获得一定的利益，社会也就会相对稳定。
除了经济水平的上升以外，上升流动也还有多种途径。比如，因产业升级而实现的上升流动，在这方面，中国目前有很好的契机。我们知道，世界各国的产业演进的基本规律是从初级产业向高级产业演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四产业演进。产业演进的结果使得职业结构变迁。农业劳动者转变为工业劳动者，蓝领劳动者转变为白领劳动者。我国目前正处在上述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演进的关键时刻，城乡居民会因为产业结构与职业结构的升级而实现地位的上升，而且，此种变迁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职业地位的上升，会增加该上升群体的社会认同感。所以，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是一种社会稳定的良药，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安全阀”之一。
因此，社会地位的上升可以体现为诸多方面，决不仅仅是只有经济一个方面。例如，政治地位的上升也是一种有利于稳定的渠道。比如，我们常常进行的评选“五好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以及先进党员、团员等等。社会学研究证明，政治地位的上升会伴随着人们对于主导意识形态的认同。
与之相对应，社会学的研究也证明，社会地位的下降往往造成该群体对社会主导制度的疏离和不满。所以，在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上，我们应多多关注地位下降的群体。比如，下岗职工、因天灾人祸而陷入生活困境的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农民等等。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的措施，尽量缓冲地位下降的不利后果。
记者：如果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是难以避免的，那么什么样的差距是合理的呢？
李强：研究收入问题与研究社会分层的其他问题一样，其内在的涵义是要解决公平问题，即什么样的收入分配体制是较为公平的，也就是你所问的“什么样的差距合理”。其实，这是一个极其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公平总是相对而言的，很难得出一个普遍的公平定义。在公平问题上历来有两种不同的公平观。一种是结果的公平观，即认为，只有在分配结果上体现出比较小的差距，才是公平的。另一种是机会的公平观，即认为，公平是给大家提供参与竞争的公平机会，至于竞争的结果有差异，那是人们努力的结果。与这两种公平观相对应，在考虑收入分配时，也就有两个方面的因素是应该加以比较的。一个方面是“先赋因素”，另一个方面是“自致因素”。所谓先赋因素，指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经后天努力就具有的因素，比如，一个人的年龄、性别，又如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再如在严格实施户籍制度国家的户口类别等等。所谓自致因素，指一个人通过后天努力而获得的因素，比如“教育水平、文凭”是人们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学习和通过考试获得的，“文化水平”是人们通过长期的文化积累而获得的，再比如职业是人们后天获得的等等，这些都是自致因素。从这两个方面看，相比较而言，在对收入的影响上，如果先赋因素更少一些，自致因素更多一些，那么，这样的收入就是较为公平的收入。
从这两方面出发，让我们考察一下我国两种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即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市居民中实施的是全方位的等级工资制，即人们除了等级工资外几乎没有获得其他收入的可能性。此种体制的最大优点就是讲究规范、秩序。每一个劳动者都被定位在一定的等级上，整个体制井然有序。在决定人们的工资级别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是一个人的资历和年功。此种体制的最大弊端是束缚劳动者的活力和积极性，因为，它将每一个人定位在等级森严的工资级别体系上，人们很难突破级别的限制、很难超越级别，没有其他经济机会，提高收入的惟一办法就是“熬年头”。所以，在此种体制下，人们的后天努力与收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从这些特征上看，显然，它是以先赋因素为主的收入分配体制。
与之相反，我国自1979年改革以来逐步推广的市场经济体制，它首先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收入机会，除了工资收入，奖金已经成为十分普及的现象，此外，人们也有可能获得经营收入、炒股收入、租金收入以及其他各种收入。随着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实现，人们获得收入的先天限制在逐步减少，后天努力的因素在逐步上升。从这些特征看，显然，它是以自致因素为主的收入分配体制。所以，如果这样比较的话，对于当前贫富差距的评价就存在一个从哪种角度来看的问题，如果是从机会公平观的角度看，改革以后，普通人的竞争机会比以前多了，所以，体制上是更具有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