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婷 方兴

　　前来参加“全球脑库论坛”的世界银行[微博]前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6月17日上午在深圳商报社国际会议厅作了题为“经济自由化与中国加入WTO”的专题报告，并愉快地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斯蒂格利茨所著的《经济学》被称为与萨缪尔逊的《经济学》齐名的里程碑式的经济学教材，在世界广为传播，在中国受到格外青睐。他曾被克林顿总统聘为美国经济发展局局长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林顿在位期间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与他的功劳密不可分。今天，当他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再次来到中国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尤为赞叹，他说中国是世界经济的重要部分，不久的将来将成为第二大经济强国，但在加入WTO后，中国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应该重新解释自己的竞争优势。

　　制造业是中国的优势产业，但不能仅仅局限于制造业，中国有能力在新经济中起到重要作用；加入WTO后，农业依然可以为中国打开局面

　　斯蒂格利茨希望重新解释的重要优势之一就是制造业。他说，制造业在发达国家每年都在减少，在美国只占工业比例的8%，而中国在这方面则有明显的优势，中国有潜力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据强有力的地位。但他同时强调，中国不能仅仅限于制造业，中国完全有能力在新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新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地点不那么重要，中国加入WTO后，将进一步促进在新经济中的作用。

　　另外，中国长期注重农业的发展，在新的形势下，农业依然可以为中国打开局面。斯蒂格利茨以越南为例证明自己的观点：越南是个小国，但却成为世界第二大粮食出口国和最大的咖啡生产国，技术的发展为农业带来很大好处。中国应该学会利用此点，重新审视自己在农业方面的优势，未来能向世界出口农产品。

　　他强调，中国要重新检视自己的竞争优势，应该将自己的优势变为动态优势，而非静态。“其他国家都担当不了中国目前的角色，中国有别的任何国家不可比拟的优势。”他说，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拥有大量自主知识产权，也能从外国获得技术，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创新能力要强得多，这也是中国加入WTO后能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有一种新的思想，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市场，有能力模仿任何一个行业，无数的跨国公司进驻中国也为中国带来很好的学习机会。在中国的经济革命中，中国的公司不仅在本地能立足，更应该在国际市场上运行。

　　加入WTO，中国的配送、银行系统、税收等方面都将受到严峻挑战

　　在展望美好前景的同时，斯蒂格利茨对中国所要面临的挑战也充满担忧：中国的配送问题、银行系统的问题、税收问题都将受到严峻的挑战。

　　他分析，中国银行系统非常庞大，但有不良资产等大量问题存在，他建议银行的钱一定要投入到正确的行业中。“过去担心开放银行系统会给政府带来不良影响，只要取消政策性贷款，增强银行系统的透明度，就可以解决问题”。

　　他指出，目前国际银行业也正想进入中国，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后，银行的稳定性增强了，但并没有支持银行最基本的支付功能。在美国有个信贷需求法，要求银行贷款给中国小企业，这样就可能平衡中美银行的作用。只要能很好地控制市场，就不会发生争端，一个规范的中国银行系统也会建立起来。

　　斯蒂格利茨认为的第三个挑战与税收有关，中国还没有建立很好的税务核算体系，税收征管上还存在很多问题。如何减少关税？他建议中国可以减少奢侈品的进口，并且征收高额进口关税，“这个税务由外国企业承担，同时中国还可以调整GDP结构，找到新的收入来源，最终保证中国税收充分”。

　　让这位经济学家乐观的是，中国加入WTO后，也会减少农业补贴，这是很好的机会，可以研究增加农业生产率，增加中国在农业方面的强势，中国由此可以进入全球农业市场。另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动力，也会给农业部门带来机遇。

　　中国必须认识到世界并不完美，但也绝不能认为入世是卷入麻烦之中，中国必须学会在WTO中生存的游戏规则

　　曾经做过美国政府官员的斯蒂格利茨并不袒护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在自由贸易中设置的保护主义威胁。他说，中国加入WTO必须认识到世界并不完美，中国依然要面对保护主义威胁、面对贸易阻碍的问题。

　　“但不能认为中国入世就是卷入麻烦之中，”斯蒂格利茨强调，贸易阻碍的问题可以通过一些体制来实施。WTO可以提供很好的解决问题的框架，可以避免报复行为，在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中，中国有能力利用威胁报复的机制来实现目标。

　　“很多经济都是非常政治性的，中国必须学会在这种体制下学会生存。”

　　斯蒂格利茨还以WTO中的反倾销法为例，提醒中国要在法制建设上加快脚步。他说，处于WTO的体系中，为确保美、欧保护主义分子不会占主导地位，美国制订了一系列反倾销法，但美国有60%的公司也会触犯反倾销法，这些法律有个特征，要求如果发现倾销行为的公司，他们有90天时间拿来大量数据为自己辩护，在美国称为BIA。“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却是一种游戏规则，如果中国能向欧美证明自己强有力的话，也必须有一种机制”。

　　他最后强调，中国慢慢融入国际社会，还需要一点动力，要有健全、强制性的法制机构，中国越来越多地与世界各国交流，对法律框架要求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