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

　　德国人卫礼贤在中国生活了25年，目睹了晚清至民国早期的中国巨大的变革，他以德国哲学的理性和东方田园诗人的情怀，为一个老大帝国的黄昏唱了召魂曲。他的无可取代的经历和学问，使得他比任何一位西化的中国学者更西化，但又比任何一位研究东方的汉学家更东方。他写于1930年的《中国经济心理》一本，我以为是一部开山之作，触及到了中国经济心理的深处，不是马克波罗的游记，也不是林语堂《吾国吾民》，《中国经济心理》应有它的价值。

　　这本书对于今天远不止文字的意义。卫礼贤认为，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有几次经济和心理崩溃的时期，冲突！革命！旧道德和新秩序都在混乱之中。在这个世界上最后最大的农业国家，工业革命的波涛，让原有的社会组织在它九死一生后遭遇到了最后一劫！卫礼贤曾经异乎寻常的热爱并深深认同的那种中国文化，然而在他所处的年代，这种文化正以加倍的速度消亡。他似乎是用“眼睁睁”地文字记录了它的死亡过程——卫礼贤比我们自己还要捍卫我们的尊容。

　　他深知家庭式的农业对变革的保守态度，并辩护说，全世界的农民都是保守的。他甚至认为中国人的忍耐，在有些情况下正是一种积极的力量。他歌颂那种将每个人紧紧粘在一起，支持着他们，也滋养他们的道德态度；他也指出，当这种联系被刺穿后，道德解体得也更快。他用东西方女性对待男人的态度来作比较，中国妇女一直受到传统道德体系束缚，她不能和一个陌生男人随便打交道，生人走近时，她要敛眉退下，但是一旦堡垒打破，她就非常容易成为男人甜言诱骗的无依无靠的牺牲品；而在西方，调情司空见惯，常常最多达成一种亲密关系，并不越雷池一步。他的意思似乎在说，越是最有秩序的地方，最有古典情怀的地方，只要这种秩序被打破，它的毁灭性，逆反性比一般地方要严重。他引用了一句谚语：“打破人性上面那一层薄薄的壳是多么危险——那下面正是地狱的深渊！”

　　不用说，晚清至民国初，所谓“资本对封建”的绞杀是里程碑式的，是分水岭式的。“社会的解体给老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社会共同的传承崩溃了，一种心理和经济的重新结晶不可避免。”在一个孕育老庄思想、长期祟尚儒学的国度，一时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竟比“夷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笔者在写这篇文章时，很巧在一篇文章里读到两位德国商人(卫礼贤同乡)对今日中国商业环境的批评，包括不诚信。“言而有信”正是中国文化存在的东西，而现在却让外国人来上“商业伦理”课！

　　但卫礼贤并不悲观，他在书中写到：“本土趣味的彻底败坏，经过一段时间新的审美趣味才会建立起来”，他说中国人民的灵魂有足够的活力去发展一种新的、独立的审美实践方式。并认为那种道德“即使社会完全解体之后，也在人民中间生生不息。”

　　卫礼贤不悲观，但我们不能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