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业良/文

　　近据报载，某市在“五一”节之前派遣5位礼仪小姐，身着签名条幅制作的旗袍，将长达3000米的签名横幅送到北京，据称该横幅上共有30万人的签名。事实上，这一活动并非罕见之举，近年来各种名目的宣传活动经常借助这一“人气大增”的形式，特别是在一些大都市的繁华市区，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热闹的场面，比如说支持百城万店无假货、打击走私、支持绿色商品、开展环境保护、普及全民法律知识等方面的宣传活动，并且似乎大有签名人数越来越多，横幅越来越长的发展趋势。

　　笔者无意贬低此举的参与热情和政治影响，只是从经济学成本与收益分析的基本原理出发，认为从经济核算的角度上说，此类活动往往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并无真正的效率增进意义。那么是否可以将此活动看作是某些官员为捞取政治资本而发动民众进行的一场又一场“做秀”呢？恐怕也不能这样简单地下结论。因为长久以来中国人似乎已经习惯并且在心中保留了一种“标语情结”，我之所以选择用这样的词汇来描述，缘自多年的观察与思考，窃以为由于几千年循规蹈矩的传统习俗，普通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缺乏一些情绪宣泄的渠道。在多达十三亿人口的国度里，普通个人的言论和举动往往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往往难以为公众所知晓，因此经常需要选择一些足以吸引他人注意力的宣泄形式。

　　比如说遇到喜庆之事，不是大摆宴席，就是燃放炮竹，或者二者合一，即便是操办丧事，操办形式也大略相同，无非是少了些喜颜悦色，多了些嚎啕大哭，并且身着服饰的颜色大相径庭而已。有条件的或许可以放放哀乐，甚至聘请民间鼓乐手。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发现壁上涂鸦或书写大字标语是一种经济而有效的宣泄方式，因此从习惯于随手留迹“某某来此一游”到“打倒某某”，街头标语成为一种大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形式。标语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进程起到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至于到了和平年代，人们也难以忘怀和舍弃这一有力的“斗争”或宣传形式。

　　及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标语的作用已经达到登峰造极、无与伦比的地位，“打倒某某”、“炮轰某某”的标语，成为那一时期最为触目惊心的信号和标志。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急风暴雨式大规模阶级斗争的结束”，全国各项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上来，这一形式仍然没有被舍弃。不说大街小巷仍然把各种方针、政策和指令分解为通俗易懂的口号标语，写满墙壁，悬挂高空，就连各大商家也纷纷制造五颜六色的商品或服务促销宣传广告，弄得全国各大都市、中小城市都成为满天横幅、标语，各色旗帜飘扬的“宣传标语”的海洋。

　　就连某直辖市市政府办公大楼上悬挂的数十米长的巨幅红色标语条幅，也竟然转移到对面的市博物馆的门脸上，弄得慕名而来拍摄人民广场和市博物馆景观的中外游客也只好连带着把这些宣传标语也摄入照片或电视观光片之中，真可谓把宣传工作做到了天南海北。不知有关部门的官员们是否认真思考过，这种类型的宣传除了能够突出本部门的“政绩”之外，究竟具有多少正面效应？

　　无论是商业广告还是政治社会宣传工作都是需要花费经济成本的，对于前者来说，当然要考虑成本与收益或者投入与产出的比率关系。而对于后者来说，似乎经济成本不是最为重要的考虑，但至少需要考虑实际宣传效应。况且如果这些费用是来自政府的财政收入，那么作为纳税人的普通公民对于这些宣传活动是否应当具有一定的建议权或否决权呢？

　　同时，由于在城市整体景观和公民视阈上客观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视觉污染和视觉障碍，对于铺天盖地的广告或标语，我们是否有权利要求对广告或标语展示的区域范围、规格、悬挂高度、字体大小、颜色强弱、反光度和刺眼程度等方面给予一定的限制，从而保护公民的基本视觉权利不受侵犯？

　　事实上，由于“宣传情结”的根深蒂固，目前在大城市中的许多区域，人们依然被迫忍受高音喇叭所播放的各种宣传、通知和粗俗曲调的听觉污染。鉴于本文的篇幅限制，有关听觉污染问题我将另撰文章予以评论。

　　回到刚才所提到的签名横幅问题上来，我们似乎有必要核算长达数千米(幅宽通常至少在1米以上)的横幅布料价值几何(即便在不计经济成本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断然没有这样奢侈，因为当时全国人民做衣服还必须凭布票呢？)，工作人员和参与签名的数十万的人的时间成本或机会成本价值几何？有人可能会说，这种活动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效应要远远大于它的经济成本，何必如此较真呢？

　　那么笔者首先要问的是，它是否需要核算经济成本？是否意味着即使在经济核算上赔本我们也要干？更何况多一些人(举世皆知中国是人口大国)在横幅上签名是否就一定更具有说服力或影响力？正如人们固然痛恨假冒伪劣产品，但发动百万消费者在横幅上签名支持打击伪劣产品，是否具有实际意义，笔者始终抱怀疑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