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伊利和蒙牛会走到一起吗？(附图)
文/炳 德
记者：牛总曾说，“伊利和蒙牛迟早会走到一起”。不知是出于什么想法？牛根生(略迟疑)：分久必合。这是一种规律。
记者：同一地区，有两家相互竞争的企业，似乎……？
牛根生(接话)：对，对，不过嘛……(搔着后脑勺)
记者：牛总说这句话，是否含有这样的自信-“以‘我’个人的能力，加上蒙牛的运营体制，随着未来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成熟，‘我’将吃掉伊利。”
牛根生(直勾勾地盯着记者，连连摇手)：没有，没有！
炒过股票的人都清楚，上交所“30指数”样板股中，有一支叫“伊利股份”的股票，自1996年上市以来，一直是绩优股。这家公司的全名叫内蒙古伊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从事奶制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2000年，伊利公司的基本情况是：拥有员工1万人，销售额15.9亿，资产11亿。业绩在国内同行中算是翘楚。除了上海光明，伊利还没有全国性的竞争对手(当然，在局部市场，如北京，伊利的主要竞争者是当地品牌北京三元)。既是上市公司，就不必过分担心资本市场的支持。因而，伊利的最大潜在竞争对手应该是法国达能。尤其是后者在去年连续控股了乐百氏和娃哈哈、强势进入中国液体奶市场后，这种形势似乎更加明朗化了。
然而，事实也许并不象表面显示的这么简单。
4月20日，在内蒙的一次采访中，记者被告知：前两天，同在呼市的另外一家奶制品企业-蒙牛的奶车遭到身着公安、工商、税务制服人员的拦截。原因是，伊利给区上100万元、乡上30万元、村上10万元，给具体办事人员发工资、买手机-总之，伊利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顺便说一下，蒙牛的总经理牛根生曾经是伊利大掌柜郑俊怀的第8任副手。而蒙牛2000年的销售收入只有2.9亿元。
如果将上述拦截奶车的行为归咎于奶源紧张，似乎说不过去-蒙牛毕竟是个小企业，需奶量和伊利有天壤之别，并且它在多种场合下反反复复地说：“伊利建奶站的地方，蒙牛决不建奶站。”如果将上述行为归因于郑、牛二人的私人恩怨使然，似乎更说不过去-这颇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太小看郑俊怀了。要知道，郑是一个优秀的商人，没有郑，哪会有今日的伊利？
原因到底何在？记者不禁联想起了前两天走访伊利时的尴尬经历：
4月17日上午，记者到了位于金川开发区的伊利总部。给宣传部的张先生打电话，回答说这两天人事上将有重大变动，请工会的小张和我聊聊。联系后，小张让门卫请记者上去。
坐下聊了一会儿，无非是伊利的发展状况、企业的经营特点、受关注的程度，以及企业的前景规划等等。
记者拿的文件夹里有一些样刊，出于礼貌，记者给小张取了一本。赫然，文件夹上的一行字提醒了记者。那是记者乘车来伊利时，在一个纯奶售卖点看到并记录下来的资料-蒙牛有两种产品：每支250ml的，以及每支500ml的；伊利只有前面那一种。蒙牛推出的500ml、12支/箱的零售价是28.5元，250ml、24支/箱的零售价是36元。而伊利250ml、24支/箱的零售价是46元。司机说：“蒙牛的产品是抢手货。”
我拿这一段文字给小张看，并问他：“在呼市，不知伊利是否感觉到了蒙牛的威胁？”
小张突然说有点事，要出去一下。记者随手在那翻看伊利的宣传材料。大约5分钟后，小张进来，说1楼有几个朋友，想和记者交流。记者便随他去1楼。到了1楼后，小张拔腿便往另一侧走，记者还没反应过来，迎面上来一个保安，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记者便被“护送”出了伊利的大门。
莫名其妙！更多的是羞辱带来的愤怒！记者从包里掏出了相机，打算拍摄下遭受羞辱的地方。保安迅速冲了上来，“这里不准拍照！”记者持相机往后退了几米，已到公路。就对保安说：“这已经不是伊利的辖区。起码在这里，你们无权约束我的行为！”但保安仍旧阻止记者进行拍摄，并说：“这是我们老总规定的，不准在伊利附近拍照。如果你执意要拍，等于是砸我们的饭碗。”
“这是公共场合，你有权阻止我吗？”记者问。
“你和我们为难！那就对不起了！”保安急了。
激烈的争执引来了一些人的围观。保安跑到其中一人跟前，请他过来，对记者说，“这是我们的领导。”那人对记者说：“我请负责的同志与你谈。”通过谈话，记者了解到：前一段时间曾有人冒充记者混入了伊利奶粉车间，偷拍了试机时打印生产日期的录像，并以此向郑俊怀讹诈数十万元。现在公安机关已将该犯罪嫌疑人捉拿归案。
一切都让人感到有些蹊跷。区区小事，何至于让伊利变得如此敏感？
一切似乎都得从头说起。
郑俊怀-伊利
在内蒙企业界，伊利一直是楷模。
想不到，做不到，不愿做
“伊利速度”-顾名思义，是伊利创造的企业发展速度。这在内蒙很有名。要知道，伊利的前身是呼和浩特市回民奶食品厂。1983年，郑俊怀走马上任作厂长的时候，家当只有41万元，年利税4.7万元，职工76人。工厂嘛，就是地地道道的“手工作坊”。
新官上任的郑打算做点什么？-他看好了雪糕的市场前景。于是贷款10万元从上海订购了设备，从安装、调试，到投产的时间是1个月。1984年，企业的利润是10万元。而到了1991年，它已成长成为国家中型一档企业，并跻身于中国最大500家食品加工企业行列。
1992年，因为呼市市政府确立的12家股份制改革试点企业中少了回民奶食品厂的名字，郑俊怀和自己的部下就泡在体改委找领导“游说”。市长白音说：“我上任以来，来找政府的企业，不是要钱，就是要减税，惟独你们要政策。”回民奶食品厂因而成了呼市第13家试点改革企业。1993年5月8日，内蒙古伊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得以成立；1996年3月25日，伊利股票在上交所上市，当年就跻身上交所“30指数”样板股；2000年，伊利拥有员工1万人，销售额15.9亿，资产11亿。就这样，郑用了16年时间实现自己当初的人生定位-“做别人想不到、做不到、不愿做的事情”。
也许是因为这一切都来得有点太快，也许是因为中国企业的通病。小时侯的伊利，虽然穷点，日子过得紧巴点，一家人倒还能和睦相处，荣辱与共，其乐融融；长大了，事多了，烦恼也跟着多了。
留不住副手
郑俊怀身边的现任副手，从届数上说，已经是第10届。在已经离去的前9任副手中，引起记者关注的是第8任的牛根生。他是和郑俊怀同时到伊利的(原回民奶食品厂)，和郑不同的是，牛进入伊利时，是个刷瓶子的小工。
九十年代初，牛被郑提升为副手。1998年底从伊利辞职。
记者问牛为何离开伊利另起炉灶时，牛向四周看了看，身体侧向靠近记者的沙发扶手，压低了嗓门。
“这个问题嘛-你得关了录音机我才敢说。”
记者请他但说无妨时，他仍然犹豫了一下，“我国的历史上发生了多次高层路线斗争。”他说，“每次斗争的原因究其本质都差不多。不过，据我所知，同时期的美国似乎没发生过这么多的斗争。”他咳了一下，“这是个体制问题。你也知道，美国的总统每四年换一次。”
“伊利虽然是个上市公司，但它是个国企。”牛的嗓门突然提高了些，“国企说是国有的、工人有的，实际上谁担任老总，谁的权力就是至高无上的。对于国企老总来说，干的时候，企业是自己的；不干的时候，这一切就都没有了。干得好，也不会有相对应的奖励；干得不好，也没见谁从自己家里拿东西往企业里贴补。59岁现象你们也曾经讨论过的。”牛的声调时高时低，抑扬顿挫，“当国企老总感觉到你威胁到他的地位，或者被人挑唆到觉得你威胁到他的地位时，他会请你走人的。”
“现在的蒙牛如何？”记者问。
牛根生-蒙牛
“蒙牛避免了体制问题。”牛根生介绍说。被解职后，牛根生打算继续操持老本行。不过，这一回他的角色是操盘手，一个新企业的操盘手，面临的问题肯定要比他给别人当副手时多得多。
新企业
1998年底，牛根生的旗下已聚集了10余人，凑了100余万元-这点钱远远不足以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他们一边继续“招商引资”，一边采用包租其它企业生产线的方式开始了原始运营。1999年初，蒙牛注册成立时，已有40余人参股，资本金1300余万。
“蒙牛从成立之日起，就模拟规范的上市公司的操作规程。”牛根生介绍说，“那时候规定，自然人如超过10个，就会影响上市。因此我们40多人仔细商量后，决定采用合成10个自然人的方式。现在好多了，50个自然人也可以。政策老变。”
在这一原始资本机构中，牛个人拥有的股份为12%，是最大的股东，最少的大约有百分之一点几。
在问及这一股本结构对蒙牛的决策机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时，牛说：“都是大家的钱，很多人拿出了准备买房，甚至是给儿女准备的上学钱。他们对自己的钱负不负责，他们自己最清楚。蒙牛虽没有上市，但一切运作都严格按照规范上市公司的规定模拟操作，包括董事会的召集与形成决议也是这样。我们的董事会有这个能力-因为现在的9个董事中有5个都是原来伊利那边的董事，对于上市公司的操作规程都很了解。不过，和在伊利那边时不同的是，现在他们每举一次拳头都很小心，他们不能不小心！”牛挥了挥拳头。
“理论上是这样。实际操作呢？”记者说。
“去年底，为待遇分配额度问题，我们争论了9个多小时，才拿出最终定论，我们讨论了所有我们能够发现的问题。”牛说。
靠着最初募集的1300万，1999年3月，蒙牛开始在和林经济开发园区建立生产基地，显然，这点钱要想建立一个现代化奶制品生产基地的话，漏洞还太大。
个人魅力
大连冷冻机械设备厂、上海星火机械厂、瑞典一家制奶设备厂，为蒙牛提供了必需的生产设备。这些设备都是分期付款，并且是先使用再付款。这一块的价值大约是3000多万。
“他们能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信任我。”牛的笑容中有一丝矜持，“我在做国企的时候，和他们打过很多次交道。”
起步的蒙牛很缺钱。在和林基地的围墙上，记者看到了这样一条标语-“股东投资求回报，银行注入图利息，合作伙伴来赚钱，员工参与为收入，父老乡亲盼税收。”标语似乎并无新鲜之处。不过，“股东投资求回报”与“员工参与为收入”还是引起了记者浓厚的兴趣，二者之间有何异同？
牛的解释是，如果下个月不给员工发工资，员工就会一拍屁股走人，这就是所谓的“员工参与”-显然言不由衷。
事实上，1999年底，蒙牛在公司内部发行了“股票”。依据参加公司时间的长短和职位的高低，分别可以买1000、3000、10000股，每股1元。到2000年底时，分红问题摆上了蒙牛的案头。牛召开职工大会，“蒙牛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这各位都很清楚。现在公司也赚钱了，要分，大家就可以分。不过，这样做肯定不利于公司的快速发展。娃哈哈当年10万元起家时，和我们今天的情况很相似，但他们忍受住了紧日子。5年后，娃哈哈发展的规模已相当大，他们每位员工的回报会有多少？我们不会比他们差！如果你们对我、对蒙牛有信心，我建议暂时不分红。话说回来，现在分得的那点钱又能做什么？我有一个想法：如果我们现在不分红，将分红的方式改成扩股的方式，未来蒙牛发展了，上市了，我们的回报会更大。”-于是，1000股变成了2000股，3000股变成了6000股，10000股变成了20000股。员工们并不认为这样做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他们信任牛，有的员工甚至因为没有拥有蒙牛的“股票”而难受。
我对牛提起这个问题时，牛显出痛苦的表情，“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记者不来，我死不了，记者来了，我倒有可能死掉。”他说。“我曾经遭人举报，差点被以非法集资的罪名抓起来。你刚才提的这种操作，天知道证监会会不会承认。如果上不了市，蒙牛的发展会大打折扣。”
看起来，牛真的很难……
暗箭明枪
牛很难，但牛很聪明。
向伊利学习
提起郑，牛至今言必称“我们领导”。牛自语一为感恩，没有郑的栽培，自己不可能从一个刷瓶子的小工干到伊利副总的位置；二则蒙牛的规模、自己的辈份也应该是老二，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牛这样做，也许并不是想谦虚，1999年时的蒙牛将“向伊利学习，争创内蒙乳业第二品牌”打在自己的产品包装上。牛根生说：“蒙牛要和伊利竞争？我们不配！”
现在，记者手中拿着的蒙牛宣传册上则闪耀着“千里草原腾起伊利集团、蒙牛乳业[微博]……我们为内蒙古喝彩”。
自蒙牛诞生之日起，伊利的老大风头就很足。也许，这并不是伊利故意想要摆弄“老大”姿态，而是对蒙牛的恐惧-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恐惧使然。
苦斗
2000年3月，呼市政府出面组织给各企业划分奶源。牛说：“伊利打了要求划分奶源的报告，政府才组织了这次会议。那时候，蒙牛的试生产期还没结束。划分奶源时，也没通知蒙牛，和林县去了一个副县长，加上伊利的主要领导和呼市的一些领导，就这样划分了奶源，具体怎么划的，我也不清楚。”
说归说，练归练。牛小心翼翼，尽量避免和伊利的正面冲突，但步伐一点也不慢、不乱。以前，在呼市日产奶量超过2吨的村子，伊利都建有奶站。牛则迅速在日产奶量在800公斤-2吨之间的所有村庄建起了奶站。几乎是一夜之间，伊利发现，要收更多的奶，只有两种方法：要么去日产奶量800公斤以下的村庄建奶站；要么在蒙牛已建了奶站的村庄再建属于伊利的奶站。
伊利想起了政府文件。
记者问牛：“这种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对不同企业收奶区域进行划分，是否起到了作用？”
牛并不作正面回答，“在那个文件中，还规定了收奶价格不准随便涨。但伊利已屡次涨价，首先违反了政府规定。”牛有些耿耿于怀，“企业追求垄断，政府鼓励竞争。前两天，蒙牛的奶车被拦截。这竟然是乡里、区里领导安排的！你说如果是企业人员，我还可以和他们打官司。但那些人身着公安、税务、工商的制服，口口声声说‘这也不是划分给蒙牛的奶区，那也不是划分给蒙牛的奶区’，我能有什么办法？划奶区的时候不叫我，下文件又没给我下。实际情况是，伊利给区上100万、乡上30万、村上10万，给具体办事人员发工资、买手机，用这样的方式来抢夺奶源。我想说，政府是裁判，怎么能直接介入企业竞争呢？但我又不能说，怕被人扣上说党和政府坏话的帽子。”
发完牢骚，牛马上开始感谢和林县政府，“蒙牛的生产基地建在和林经济开发园区，就得到了政府很好的保护。有什么事要找企业，除非是我们邀请的，否则，请你去找园区政府。这免除了我们很多麻烦。”
竞争
从技术而言，制约蒙牛奶业的瓶颈就是奶源。也许你难以设想，堂堂内蒙怎么会缺奶源？牛的看法是由于垄断造成了呼市奶源的发展速度。姑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蒙牛的“掺和”的确对伊利有“激活”作用。
在市场上，记者看到蒙牛纯牛奶有两种包装的产品：每支250ml、保质期8个月的，以及每支500 ml、保质期45天的；伊利只有前面那一种。蒙牛推出的500 ml、12支/箱的零售价是28.5元，而伊利250 ml、24支/箱的零售价是46元。显然，蒙牛的产品是抢手货。牛对此解释说，“这种只有45天保质期的产品，实质上是我在给加入WTO后的国外企业设置壁垒。奶制品业实质上是欢迎WTO的，我们并不怕竞争，如果怕，也只是怕无规则的竞争。这种产品，国外企业是运不进来的。伊利没有这种产品，也许是他们没想到这样一点。”
郑俊怀告诉记者：“一个半月后，伊利也将推出500 ml装的纯奶，目前设备正在抓紧安装调试。”
蒙牛与伊利在呼市的竞争，给呼市奶农带来不少好处：奶价已从去年初的1.4元/公斤涨到了今年初的1.53元/公斤。蒙牛很快将这一价位调整到1.55元/公斤。4月1日，伊利又将这一价位拉升到了1.73元/公斤。记者问牛根生将如何应对，牛说：“先看看。每月的奶款都是下一个月从银行发放。我已告诉奶农，如果伊利5月份发放奶款时按1.73元/公斤执行，6月份我将一次性将4、5月份的奶款差额补给奶农。他们是信任我的话的。”
去年，伊利、蒙牛分别为奶农组织贴息贷款6000万元和3700万元。-毕竟，呼市是中国唯一一个挂着“奶业兴市”招牌的城市。
奶罐子的疑问
采访中，记者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二战后的日本，凋敝穷困、百业待兴。但日本政府却尽了最大的努力，让孩子们都喝上了牛奶。目的就是要确保在艰苦的环境中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故事的真实性无从考究，当然也无须考究-最多在150年前，我们还和日本人在一个起跑线上。
一次不经意的采访，只能让记者对中国的奶罐子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然而，这个奶罐子究竟有多大、未来的前景如何却成了记者心中最大的疑问。
前景无限
2000年的数据：鲜奶消费量，发达国家是308公斤，世界平均水平是102公斤，中国平均水平不到7公斤。
无疑，不论用什么借口-中国人不习惯鲜奶消费、中国人消费水平低等等，都无法否定奶制品业在中国的朝阳产业地位。
事实上，中国大部分奶制品企业采用的都是国际一流设备，生产水平不相上下。面临有极高潜力的市场和加入WTO后与国外企业的激烈竞争，现阶段的中国企业，最紧迫的事大约莫过于搞好品牌建设，以及突破“奶源”这个瓶颈了。当然，前者是个务实与务虚相结合的过程；而后者，最需要的就是持之以恒的培育与呵护。记者认为，红塔集团的“第一车间”建设颇值得我们的乳制品企业借鉴-毕竟，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缺乏“奶源”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可叹、可悲、可笑。
前景有限
伊利-蒙牛、郑俊怀-牛根生，彼此间深深地恐惧着。前者畏惧后者，是因为高效的运作体制；后者畏惧前者，是因为制度平台的差距。
记得史玉柱[微博]曾总结了个“民营企业的13种死法”。那是对巨人这种虚浮的企业而言。蒙牛也许只有一种担心，那就是-“最怕裁判去兼职做教练来陪我练”。
告别牛根生时，牛专门请记者看墙上的照片，“那是布赫主席。”牛指着其中一张说，“去年来呼市，在伊利只坐了半个小时，到这边来听我汇报了两个多小时，为十六大准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