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少春/文
近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使金融不断深化,进一步提高了金融体系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1979年经济增长对金融的依存度(国民生产总值除以银行贷款余额)为52.1%,1997年该指标已超过100%。金融机构已由过去国家财政的一个记账单位变为左右国民经济运行的最为关键的部门之一。
财政与金融地位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演化既是市场化改革的推动力量,也反映着市场化改革中来自不同利益主体的要求。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改革由分配关系的调整开始,通过财政退让的措施达到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从而启动改革;收入结构的变动带来利益主体的强化和多元化,形成资金供求的社会化和市场化要求,金融在社会资金运用上的地位不断上升,并最终成为枢纽,金融成长与经济货币化过程相互推动,带来资本动员与积累模式的变化和经济的增长。因此,这样一个市场化过程是一个传统财政职能不断削弱、金融效率不断提升的过程。
五大措施增进金融效率
金融效率的增进首先得益于初步建立起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各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该“决定(草案)”中确定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大力发展农村信贷事业,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拉开序幕相一致。1979年3月,国务院批准央行《关于改革中国银行体制的请求报告》,决定将原附设于中国人民银行之内的中国银行管理层次分设出来,成为国家的外汇专业银行——中国银行总行,同时成立国家外汇管理总局,直属国务院领导,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之后,批准成立中国投资银行、明确中国建设银行为相当国务院直属局级的金融组织、成立中国工商银行,在这里,中国金融改革及其金融业在新时期的成长态势,又与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步伐取得了一致。
其次在信贷资金管理上,由统存统贷转变到差额控制、实存实贷,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允许银行业务交叉,打破了原来专业银行之间严格的业务分工,打破了各个银行各把持一摊业务的变相垄断和分割局面,形成了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双向选择机制。
另外推进利率市场化,调整存放款利率水平、利率档次和管理权限。对企业实行差别利率、浮动利率、优惠利率和罚息制度,这些措施使利率在调节资金供求、引导资金合理流向上的作用日益增强,并促进了金融的储蓄吸纳机制和投资转换机制的形成。
四是突破单一银行信用的框框,发展健全信用制度。信用制度的改革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和更多金融工具的运用提供了机会。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等机构发展迅速,各种债券、股票等交易工具也得到广泛应用。
五是金融市场的发育与发展。随着金融机构的发展和金融工具的丰富,以及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市场也得到相应的发展。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大额可转让存单市场、国债市场、金融债券市场、企业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相继建立,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累计风险亟待解决
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资金供给者和经济运行的调节者,金融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但是,在经济效率不断通过金融效率体现的同时,经济风险通过转嫁或转移也在金融领域累积下来。金融风险成为了危及经济安全的主要风险。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体制转轨中各项改革政策推进不同步,各领域市场化程度不同步、不配套引发的金融风险。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由于是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改革的点与点、面与面之间的协调就变得很重要;由于是渐进改革,在农村改革——城市改革——价格改革与流通环节的市场化——社会资金动员与积累模式的市场化——国有资本存在与运动的市场化次序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到改革具有明显阶段性。这样的阶段性特征难以避免体制间的磨擦与碰撞。而引发金融风险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化次序中,国有企业实施改革的时间虽然很早,但市场化程度却明显滞后,而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价格改革突破所带来的消费品的市场化——生产资料的市场化——资金供给的社会化、市场化过程则明显靠前,这样的格局使金融成为社会资金运动的枢纽,但囿于国有企业的拖累,资金来源的市场化面对的却是资金运用的非市场化,改革不同步、不配套的风险在金融领域积淀下来。二是政策推进实施过程中因为失误、操作不成熟而发生磨擦、碰撞引发的风险。
——社会资本积累模式变革后,金融替代财政传统职能,承担了体制转轨中转嫁的成本。体制转轨中金融对财政的替代可以具体划分为内生性因素与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是指市场化改革的取向,决定了金融的地位在资金运动中起到枢纽作用。外生性因素是指渐进改革需要对变革过程中体制积累的成本进行承担和消化,在改革初期这项工作是由财政放权让利的退让政策来承担的,但很快财政的支撑能力便迅速下降,自身的运转也发生了困难。金融由流动资金全额贷款、基本建设“拨改贷”开始逐渐替代了财政的角色,承担起了对改革成本进行消化的任务。具体到金融内部,这一项职能的行使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由银行来行使,通过大量政策性贷款来消化改革成本,也因此积累下信贷风险;第二阶段,即9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银行的承受力也到了极限,潜在的金融风险倒逼回去对政府形成强大压力,资本市场则逐渐发展起来,因此承担改革成本的任务就开始交给资本市场来完成,这样资本市场的风险也开始累积下来。
——金融体制内部改革的不同步、不配套,以及因为上述原因而带来的改革不连续性,使金融内在脆弱性放大。如国有银行商业化、股份制银行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的问题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经济体制的效率和经济增长的效率主要通过金融效率的增进而得到体现,同时体制的非效率因素——如渐进转轨产生的成本、磨擦,及政策推进、操作上的不成熟等,和经济增长的非效率因素——如经济增长波动过大、持续过热,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比较粗放等所产生的问题也在金融领域积淀下来,转化为现实的和潜在的金融风险。金融效率增进与金融风险积累相伴生的这种特征体现了体制转轨的制度性原因,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但是继续推进改革深化,在发展中提高金融效率,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显然是更为迫切和积极的要求。